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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毒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11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20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丽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时给我零用钱。我几乎全省下来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节省钱，我向来做不到。但这次我做到了。我攒了40马克。我把它们藏起来，我的40马克——40马克，对于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是买一针毒品的价钱，也是我向嫖客们要的价钱。
我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你正在节省的钱不是为了你的第一针毒品做准备的！”我跑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值20马克的T恤衫，仅仅是想摆脱这不祥的40马克。因为我到乡下，就是为了彻底戒毒。
假期的一个月很快过完了。我妈打来电话：“你还想在那儿呆一段时间吗？”我冲口而出：“不。”如果她问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辈子吗？”我大概还会考虑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生活当成梦幻，开头是恐惧，结尾平静而温和。而且这也只能持续一个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备。现在我想回到戴特莱夫身边，因为我们已经像一对夫妻了。
我动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劝我带着那条方格裤子，这裤子现在我穿着正合适。我固执地换上我的牛仔裤，线缝都绷开了。拉链也拉不上。没办法，拉链让它敞着，我就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长外套———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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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都在那儿。却没有阿克赛尔。他大概与一个老无赖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热情地欢迎我。他们的确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戴特莱夫，一眼就能看出。我问他：“戒毒顺利吗？你找到了个好工作？”我们仨人全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问：“阿克赛尔哪儿去了？”
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特莱夫低声说：“你不知道？阿克赛尔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点儿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嘿，别开玩笑了。”但是我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轮到阿克赛尔了。以前每个星期，阿克赛尔在那间吸毒的陋室里给我准备一张干干净净的床和被子，而我总是给他带一盒金枪鱼——很蠢的东西——他给我买达努纳酸奶。我与戴特莱夫吵架后，阿克赛尔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哭一场时，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处。因为至少他没有伤害过吸毒帮中的伙伴或向谁挑衅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戴特莱夫向我解释：“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他，针头还扎在膀子上。”这两个小伙子提起阿克赛尔的死，就像在讲一个陈旧的故事。似乎他们不想提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枪鱼罐头盒。我心想我再也不会买它们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莱夫：你现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莱夫告诉我：“阿克赛尔的母亲已经把房子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顾客家里。”
我说：“哦，见鬼！”这消息几乎与阿克赛尔的死讯一样震动了我。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彻底失去了戴特莱夫了。
他继续说：“这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年轻，25岁左右，没有情妇。我对他谈过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随戴特莱夫去买可卡因。我们碰见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真讨厌，在阿克赛尔身上发生的一切真讨厌。”但其他人没有反应。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讨厌，阿克赛尔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公共卫生间。戴特莱大想立刻打一针。我给他帮忙。我等着他给我一点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当面拒绝，说一声“不”向他显示我现在是多么坚定。但他没有给我。我还在为阿克赛尔的遭遇苦恼。戴特莱夫准备针管，又强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仅仅打一小针，大概不会损害我，还可以帮助我忘掉阿克赛尔，也不去想戴特莱夫睡在一个顾客家的事。
“又开始啦？”戴特莱夫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当然容易。我在乡下时，你戒过毒？不是真的吧。伙计，我向你保证我戒过。这只是又开始，非常需要一点儿可卡因。”
戴特莱夫说：“戒毒也不难。我想什么时候戒都可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边说边给自己注射。他在针管里给我留了一点儿。这足以使我神魂颠倒——我很长时间没有沾一点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赛尔。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很高兴看见我长得这么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住了增长起来的体重。
我经常去沃尔弗家，就是戴特莱夫多次讲过的他的那个顾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莱夫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讨厌沃尔弗。他爱戴特莱夫，当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莱夫争吵时，他高兴得发狂，而且总站在戴特莱夫一边。这让我很生气。戴特莱夫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是当丈夫，他让沃尔弗去买东西，命令他做饭洗碗。我被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来为戴特莱夫买东西做饭。
我对戴特莱夫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沃尔弗总的来说还不错，没有其他顾客那么讨厌。
戴特莱夫对沃尔弗发号施令，尽给他颜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当戴特莱夫急需钱时，他才到沃尔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莱夫与沃尔弗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戴特莱夫Zuo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仨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
总之，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继续吸毒，戴特莱夫就不可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顾客们共同拥有他，特别是与沃尔弗一道。从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别的——由于我总是急需钱，所以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子，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吸毒帮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巴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头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含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交谈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吸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蛋。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戴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出来。我俩很高兴，没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马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口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进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车厢里钻。戴特莱夫也吓坏了，紧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干什么，该死的吸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