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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这类家伙都去光顾我住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把我吓得够呛。大概是因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的缘故，他们总是凑在我身边。他们的口哨声，“怎么样，我的小妞，去溜一圈？”这类的话语，比柏林库尔富尔斯特大街顾客的伎俩还让我恶心。库尔富尔斯特大街的顾客们握着方向盘坐在汽车里向你打招呼时，至少还冲你微笑一下。可是这帮村里的痞子甚至懒得这么做一下。我认为柏林的大多数嫖客显得更客气些，尤其对我比较温和，比这帮小痞子对他们的女伴要好。他们想亲吻一个女人，连一句话一个可爱的动作都没有，更谈不上丝毫的温柔举动——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样做是要付钱的。
这一切使我如此厌恶，以至于任何一个小伙子碰我，我都无法忍受。所有这些勾引妇女的事在我看来都非常肮脏。为什么一个小伙子就能自动地窃取这种权利，第二次与姑娘出去，就动手动脚对她无礼？而姑娘还任随小伙子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她并没有欲望。很简单。这是规矩。她很害怕，如果她拒绝，那个家伙就会凌辱她，还会对他的所有伙伴讲：这是一个性欲冷淡症的女人。
我不允许什么人对我胡来。甚至当我喜欢一个小伙子，想跟他一道外出时，我都是有言在先：“不准碰我。如果我们之间需要有点什么举动的话，得由我来先开始。”但是，我离开柏林6个月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当他想与我睡觉时，我总是中断与这小伙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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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么做也属于弥补我过去的一部分。以前我错误地以为卖淫是吸毒的副产品，不可避免，那样做与真实的我没有多大关系。但那样做多少还是影响了我与小伙子们的关系。看见村里这些小伙子的举动，我总觉得他们又想算计我一次。
我试图从我班上的女同学们那儿得到有关男人的经验。我不能确切地告诉她们我怎么得到的。但是，我的话的意思没有被听出来。因为我在班上已经被当成“可以向其诉说心声的使者”，女同学们都把她们与小伙子的问题告诉我，并向我讨主意——她们感觉到了，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是，我没有能够让她们明白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大多数女孩子只是为了小伙子们活着，她们被动地接受他们的粗野举动，对彼此间的关系却丝毫不敏感。假如一个男人玩弄一个女子后，又与另一个女子走了，她们不指责那个家伙，反倒指责另外的那个女人。骂她是妓女、混蛋，等等。常常是那些最粗野的男人最受人欣赏。
这一切，我只是在我们全班去帕奈特旅行时才弄明白的。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迪斯科舞厅旁边，大多数女同学第一天晚上就想去那里。她们回来时，只是一个劲他讲那些带着可怕机器的家伙们——即摩托车手。那些摩托车手对于她们来说简直是上帝。
我去瞧了一眼这家人人谈论的迪斯科舞厅。那里面的一切并不复杂：附近的男人们来到那里——驾着他们的机动车，摩托车或小汽车——勾引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的女学生们。
我试图劝说我们班的女孩子们，那帮家伙纯粹是想玩弄她们。但是我白费劲。离迪斯科舞厅的开门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瞧，这些女孩子们个个都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她们一动都不敢动，生怕碰乱了发型。
站在镜子前，她们完全失去了个性。她们都只剩下一副假面具，去讨男人们的欢心。我看到这些都快急疯了。不久以前，我也是这样，乔装打扮去付男人们的欢心：开始是去讨吸大麻的家伙们的欢心，后来是讨吸毒者的欢心。我曾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只为当一个吸毒者。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尽碰到这些可怜的追逐女性的男人们。然而大多数女同学在家都有一个情夫。跟我同屋的埃尔克，甚至第一天就用了整整一个夜晚给她的情夫写信。第二天，她去了迪斯科舞厅，回来时非常虚弱。她告诉我有一个家伙对她动手动脚。我认为，她其实是在向别人显示有男人对她感兴趣。她感到内疚，像一个玛德兰娜似地哭着，自以为爱上了一个摩托车手——她的情夫还没有摩托车。第二天晚上，她回来时状态极其悲惨，哭了整整一夜。那个追求过她的家伙又去追求另一个女生，还问她：“告诉我，那个女孩子让人吻她吗？”而另一个女孩子罗茜，这种事变成了一场灾祸。她正与一个男人在汽车里接吻。被一个老师撞见了。那个不幸的女孩子被灌了个酪酊大醉，那个男人让她喝可口——郎姆酒。
罗茜是个Chu女。当然她现在很沮丧。其他的女生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处理办法：一致同意送她回家。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谴责那个家伙，他把罗茜灌醉又奸污了她。我是唯一的反对者。由于这件事，我们的老师决定禁止大家再去迪斯科舞厅。
我讨厌这件事，女生们之间完全缺乏团结。一涉及到小伙子，一切友谊都被忘到九霄云外了。就像巴普西、施特拉和我之间一谈到海洛因那样。
虽然这件事没有涉及到我，但是却让我恶心。旅行的最后两天，我又重染恶习。直到我们返回时，我才酒醒。
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与这种模样的世界和解。我不想再逃避它。我很清楚地知道，逃避意味着重新躲避到吸毒中去。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吸毒不是一个办法。我想在逃避这个腐烂的社会与完全适应这个社会之间，大概很需要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找到了一个依靠：一个男朋友。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平静。我可以与他交谈。他谈话总是有条不紊。既善于幻想，也能在任何情况下找到较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也认为确实有些腐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只要努力，人们总有一无能够从这个世界里拯救自己。他想经商，赚许许多多的钱。然后，他打算在加拿大的森林中买一幢由圆木构成的木屋，他将在那里生活。戴特莱夫也曾向往加拿大。
我的男友是一个公立中学生，他使我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我发觉即使是补习课，我也能获得点儿收获，只要我认真去学，而不仅仅是为了记分册。我开始大量阅读。不论什么书都读上一阵。歌德的“维特”，以及东德作家普朗兹多弗的作品，海曼·海塞，尤其是埃里齐·弗洛姆的一些著作，他的著作《爱的艺术》成了我的圣经。由于我反复地读弗洛姆的书，我能把一些章节，整章整段地背出来。我还把一些段落摘抄下来，贴在我的床头。这个弗洛姆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的思想有惊人的洞察力。假如人们实践他的思想，生活大概就会有一个意义。人们就会坚持下去。但是，要遵守这些生活的准则却太困难了。因为其他的人并不了解这些规则。我很想问一问埃里齐·弗洛姆，怎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按照他的原则去生活。总之，我认为当人们想把他的原则用于对现实，便不是总能行得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本书都应该是所有学校的必读书。但是，我甚至不敢在班上谈论此书，其他人会以冷笑来讥讽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翻开这本书，因为对大家刚提出的问题我想从这书中找出一个答案来。老师发现了书名，立即把它没收了。当我课后去要还该书时，老师拒绝还给我，并且说：“好啊，小姐，在课堂上看黄｜色书籍！”还算他诚实。他连弗洛姆的名字都不知道，一见书名《爱的艺术》，他只会想到是黄｜色书籍。这不可避免：昔日吸毒的小妓女把黄｜色文艺书籍带到课堂上来腐蚀学生们。
第二天，他把书还给我，并说了该书一大堆好话。但是，他说最好不要把该书带到学校里来，因为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我与校长之间的麻烦更大。这是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还是一个使人扫兴的人。虽然他的职位摆在那儿，但是他没有任何威信。于是他试图任意指挥我们以挽回面子。当我们第一节上他的课时，他让我们唱歌，做操。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心情愉快。要想从他那里得到好分数，惟一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背诵他所讲过的一切。
他也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天，他想让我们高兴，就谈论我们感兴趣的音乐。他不停地提到“今天的爵士乐。”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大概是指通俗音乐？我问他：“你说‘今天的爵士乐’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语调又一次不够尊重吗？反正我没有考虑过我的话的后果。校长气极了，立刻把我撵出教室，好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地大吼大叫。
在他关门之前，我仍然试图解释：“恐怕我们是误会了。”于是，他又喊。但是，我不想太失面子，我就站在走廊里听完了这节课。我完全没有失去自我控制：我没有溜走。
上午快结束时，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当然是我的档案。他翻动着，装着在读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这里不是柏林。他在他的学校里对我是友好的，相应地我应该表现好点，他有权随时开除我。
这一下，我张惶失措。我再也不想回学校了。我无力正视这一切。这太让我受不了了，已经有许多比这轻得多的事情使我不知所措。
我又退却了。以前——一半是受我的男友的影响——我决心好好学习，重新上一遍中学的课，准备中学毕业会考，尽管从补校出来仍会遇到很多困难。现在已谈不上这些了。我知道我永远也达不到。应该去通过心理检查，去获得科学院检查员的特别许可，等等。不过我很清楚，我的档案到了哪里都会先入为主。
我只有我的男友了，这个小伙子很理智。后来，我逐渐与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也混得很熟了。他们是一些与我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很热情。总的来说，他们的境况比邻镇的年轻人要好。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他们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俱乐部。一个没有追逐女人的家伙的俱乐部。俱乐部里有规矩，完全是老式的。小伙子们常常多喝几杯。这里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们对我不错，尽管我与他们很不相同。
有一阵子，我甚至相信我可以变成他们那样，或者像我的男友一样。但是，这没能持久。我与男友断了交——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想与我睡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与戴特莱夫以外的小伙子睡觉。甚至都不能想象。我一直爱着戴特莱夫。我一直想念他。尽管我竭力不去这么做。我有时给他写信，写的是沃尔弗的地址。但是我还是比较理智，从未把信寄出去。
我听说他又坐监狱了。施特拉也进去了。他一直想与我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被附近几个年轻人吸引了。我能够自由地与他们谈我的问题。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受到了尊重，我不害怕他们发现我的过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几乎与我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不用扮演什么角色，也无须去“适应”：我们的谈话很投机。可是在开始，我还试图存点儿戒心。因为他们多少都尝试过吸毒。
我母亲，我婶婶和我，我们仨人原先都以为这里不存在吸毒。总之，吸毒在延续。新闻报纸谈到海洛因时，总是只谈到柏林的这个问题，最多再涉及到法兰克福。而且我原先以为我是这一带惟一的吸毒者。
我跟我婶婶第一次去采购东西时，我才醒悟过来。那是1978年，我们去北爱斯特镇买东西，这是一个新城，是汉堡郊区的一个住宅小区。跟往常一样，我首先注意到那些家伙有点心不在焉。我心想：“他们吸毒，他们注射毒品？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大学生？”我们走进一家快餐馆。一伙外国佬围着一张桌子。其中两个人突然站起来，想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立刻嗅出是在进行海洛因交易。我对我婶婶说，我想离开这个餐馆，没有向她解释为什么。
100米远处，有一个卖牛仔裤的店铺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我立刻分辨出其中的吸毒者。我惊恐不安。我抓住我婶婶的胳膊，我对她说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她觉察出一点苗头，安慰我：“你与这些毫无关系。”我告诉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抵御它。
一回到家里，我立刻换衣服，卸妆。我再也不穿高跟鞋了。从这天起，我努力做到——至少从外表看来——跟我班上的女同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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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俱乐部，我却经常与吸大麻和吸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抽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烟；另一次，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后来我结交了一伙很不错的人。邻村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学徒工，他们受到了压榨。一些人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当我同他们讨论时，我感到有所收获。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