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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实际上只是西方思维的必要形式，尽管扫视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他的本质上不同的结论，就足可以显明亚里士多德的才智在透彻程度上决不亚于康德，所不同者在思维之结构而已。西方人的范畴之于俄罗斯思想是陌生的，一如中国人或古希腊人的范畴之于西方人是陌生的一样。对我们而言，有效地和完整地领会古典的根词是不可能的，一如有效而完整地领会俄文和印度文字的根词是不可能的一样；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智力构成，对他们来说，“从培根（Bacon）到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珍玩价值。
西方思想家所缺少的，亦是我们期望能从他身上找到的，那就是：洞察其资料——它们乃是某一特定生存且仅限于这一特定生存的表现——的历史相对性特征；了解这些资料的有效性的必然限度；相信他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恒久的”观点只对他是真的，只对他的世界观是永恒的；他有责任超出这以外去发现别种文化的人同样确切地从他们自身的资料中得出的真理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哲学完美无缺；只有通过理解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历史的象征主义，此外别无他法。在此，根本没有什么恒定的东西，没有什么普遍的东西。我们必须停止去谈论“思维”的形式、“悲剧”的原理、“国家”的使命。普遍的有效性永远包含着从特殊到特殊的论证中的谬误。
但是，当哲学的重心从抽象的、系统的方面转向实践的、伦理的方面时，当叔本华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从认识论问题转向人生问题（生命意志、权力意志、行动意志）时，有某个比逻辑谬误更加让人不得安宁的东西就开始出现了。在这里，有待考查的不是康德的理想的、抽象的“人”，而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居住在地面上的、按民族——不论是原始的还是开化的——被组织起来的现实的人；依据有着地域限制的“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去界定他的最高观念的结构，这根本上是徒劳。但人们却是这样做的。
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他的有关堕落、尚武精神、一切价值重估、权力意志的概念就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中，且对于分析那一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可曾发现，他的创见的基础是什么？是罗马人和希腊人，是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是对于印度哲学的走马观花和一知半解——一句话，是奠基于“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严格来说，他从来不曾越出那框架雷池半步，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那么，他的有关“狄奥尼索斯精神”（Dionysian）的观念同一个文明程度甚高的中国人或一个当代美国人的内在生命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能有什么关联？他的“超人”（Superman）对于伊斯兰世界有什么意义？自然与才智、异教徒与基督徒、古典与现代等等这些对立的意象构成对于印度人或俄罗斯人的心灵能有任何意义吗？托尔斯泰——他发自内心地拒绝整个西方的世界观，将其看作是外来的和遥远的东西——能用“中世纪”、但丁、路德做什么呢？一个日本人能用帕西伐尔和“查拉图斯特拉”做什么呢，或者一个印度人能拿索福克勒斯做什么呢？还有，难道叔本华、孔德（Comte）、费尔巴哈（Feuerbach）、黑贝尔（Hebbel）或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视野就更开阔些吗？他们整个的心理，尽管也全都向往着世界范围的有效性，可难道不是只具有纯粹的西欧意义吗？
易卜生的妇女问题——它也想激起所有“人”的注意——显得是多么可笑，因为他的著名的娜拉，那个欧洲西北部城市的妇人，她的眼界可以从她每年付一百至三百镑的房租和受过新教教育这些方面看出来，如果我们把她换成恺撒的妻子，换成赛维尼侯爵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换成一个日本或土耳其农妇，情形又当如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易卜生自己的视界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一个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视界。他的冲突——始于一系列的心理前提，这些前提的出现至早在1850年，其延续至多也难以超过1950年——既非伟大世界的冲突，亦非下层大众的冲突，更不属于非欧洲居民所居住的城市的冲突。
所有这一切都只具有局部的暂时价值——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局限于西欧型城市中临时性的“知识阶层”。它们决然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或“永恒的”价值。不论易卜生和尼采这一代人有何等实质的重要性，他们把不符合“近代”旨趣的因素看成从属的，估计过低，或者加以漠视，这些做法都违背了“世界历史”这个词——它意指着总体性，而非某一选定的部分——的本然意义。但事实上，这些因素确实被低估或受漠视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迄今为止，西方人有关空间、时间、运动、数字、意志、婚姻、财产、悲剧、科学等问题的所言所思，仍是狭隘的和不足信的，因为人们总是寻求对此类问题的此种解决。从来无人了解到：发问人有多少，答案就有多少；任何哲学发问实际上是一种掩藏的愿望，即想为问题本身所隐含的东西得出明确的论断；任何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都是流动于一切概念之外的；因此只有通过获得一组历史的有限解决，并按全然非个人的标准加以衡定，才能获致最后的秘密。真正研究人类的人不会把任何观点看成是绝对的正确或绝对的错误。面对时间或婚姻之类的重大问题，只是诉诸个人经验、内在的声音、理性、先贤或同代人的意见，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之所言只对发问者本人和他的时代是正确的，而不能对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都正确。在别的文化中，对现象之言说有不同的语言，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理。思想家要么承认所有一切的有效性，要么全都不承认。
可见，西方的世界批评（world…criticism）能够扩展和加深到何等大的程度！一个人在尼采及其一代人那纯真的相对主义以外，还应该看得多么远！一个人的形式感和心理洞察力应该变得多么的精细，一个人多么应该完全地摆脱自我、实践旨趣、视界的局限——然后他才胆敢挑起理解世界历史或作为历史之世界的重担。
九
和所有这些任意的、狭隘的框架——它们源自于传统或个人的选择，并把历史强行纳入其中——相反，我要对历史之进程提出一个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形式，这一形式深深根植于历史进程之本质，只有完全摆脱了成见的慧眼才能揭示它。
这是一种歌德式的慧眼。歌德所谓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们此处称作世界历史或作为历史之世界的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歌德描绘了他的人物的生命及其发展，且总是他们的生命及其发展，那是一种生成之物，而非既成之物——《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和《诗与真》（Wahrheit und Dichtung）；歌德讨厌数学。在他看来，机械的世界（world…as…mechanism）与有机的世界（world…as…organism）、死气沉沉的自然与活生生的自然、法则与形式，皆是对立的。作为一个博物学家（naturalist），他写的每一行字都是要展示生成之物这一活生生的和发展着的“带有印记的形式”（impressed form）的影像。同情、观察、比较、直接的和内在的确信、理智的慧眼（flair）——这些都是他借以接近运动中的现象世界之秘密的手段。这些正是历史研究的手段——恰恰是它们而不是别的。正是这天神般的洞察力，使他在维尔米战役（Battle of Valmy）结束前夕在营火旁说道：“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而你们各位可以说自己是‘亲历过了’。”没有一个将军、一个外交家曾经这样直接感受到历史之“进行”（becoming），更别说哲学家了。这是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行动行将完成之际，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判断。
正如歌德——从枝叶开始——穷究植物形式的发展，穷究脊椎动物的出生，穷究地层的进程一样——他穷究的是自然的命运，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我们在此也要从全部值得注意的细节中去探究人类历史的形式语言（form…language）、它的周期结构、它的有机逻辑。
在其他方面，我们习惯上且正确地把人类看作是地面上诸有机体中的一种。其生理结构、其天然的机能，以及有关其整个的现象的概念，全都隶属于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统一体。唯独在历史这个方面，对人类的处理将有所不同，尽管植物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之间有着深刻的、可觉知到的关系——这是所有抒情诗永恒的题材；尽管人类历史与其他高级生命群的历史之间有类似之处——这构成了永无穷尽的野性传奇、冒险和寓言的素材。
但是，在这个方面也像其他方面一样只运用类比吧，应当让人类文化的世界密切地、毫无保留地作用于想象，而不是强行把它纳入一个已预备好的框架。让这些字眼：青春、成长、成熟、衰败——迄今为止，甚至直到今天，它们一直是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美学中用来表达主观评价和纯粹个人的偏好——最终用于对有机状态的客观描述吧。我们应当把古典文化看作一独立自足的现象，它体现和表达的是古典的心灵；进而还要把它置放在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旁，并在此等高级个体之中确定各自的情况，例如在它们的起落中，什么是典型的；在它们的机遇的来去中，什么是必然的。这样一来，那最终自行展现的世界历史的图象，将对我们、且唯独只对我们西方人而言是自然的。
第一章 导言（3）
十
因此，我们比较狭义的任务主要是，从这样一个世界的视点（world…survey）出发，去断定1800年至2000年这个时期西欧和美洲的状况——去建立这一时期在西方文化史整体中的编年学位置，确立这一时期作为在每个文化传记中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章的意义，确立其政治的、艺术的、理智的和社会的表现形式的有机的和象征的意义。
按照类比的精神来看，这个时期在编年学上相当于希腊化时代，亦即在我们特定的意义上说，它们属于“同时代”；而其在目前的高峰——以世界大战为标志——则相当于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马时代的过渡。罗马及其严格的现实主义——非启示的、野蛮的、有纪律的、讲求实际的、新教式的、普鲁士式的——用我们必须用的类比方式来说，永远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身的未来的一把钥匙。我们用“希腊人=罗马人”这个连接词所表达的命运之断裂也正在我们这里出现，它把已经完成的和将要到来的分开来了。很早之前，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在“古典”世界中看到一种与我们自身的西方世界的发展完全雷同的发展，确实，在每个表面的细节方面，它们之间有所不同，但就推动伟大有机体向着其目标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则是完全相似。我们实可以通过逐项地建立对应关系来找出我们自身的现实性的恒久他者（alter ego），例如从“特洛伊战争”与十字军、荷马史诗与尼伯龙根之歌e Nibelungenlied），中经多立克式与哥特式、狄奥尼索斯运动与文艺复兴、波利克勒斯（Polycletus）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雅典与巴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亚历山大与拿破仑，最后到这两种文化所共有的世界城市和帝国主义。
不幸的是，这需要对古典历史的图象作出截然不同于我们事实上已有的解释，在我们已有的解释中，那一图象令人难以置信地片面、肤浅、有偏见和有局限。实在地说，我们太过意识到自己与古典时代的亲近关系，结果往往就是不加考虑地肯定了这一关系。表面上的相似是一个大陷阱，我们的整个古典研究一旦从（相当娴熟地）对各种发现的整理和评论，进入对其精神意义的阐释，立即就会落入这种陷阱。我们自以为我们与古典世界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故而觉得自己是古典的学生和后继者（而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它的膜拜者）；这实在是一种最终必须加以抛弃的可敬的偏见。19世纪的全部宗教哲学、艺术历史和社会批评著作之所以必要，并不在于它们能使我们理解埃斯库罗斯、柏拉图、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雅典城邦和恺撒主义（我们其实距离理解它们还差很远），而在于它们能使我们一劳永逸地认识到，这些事物对于我们的内在自我是多么的陌生和遥远——也许比墨西哥的神灵和印度的建筑还要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