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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如今经由指数观念（对数），以及它在复数、负数和分数形式中的应用，也已经与数量大小完全没有了联系，而转移至只知道表示面积和体积的两种正整数的乘方的希腊人所难以理解的一种超越性的关系世界中了。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表达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一项又一项的重大创造接踵而至，如早在1550年卡丹（Cardanus）就引入的虚数和复数；1666年经由牛顿在二项式定理上的重大发现而在理论上为其奠定了基础的无穷级数；莱布尼茨的微分几何和定积分；笛卡儿开启先河的作为一种新的数字单位的“集合”理论；还有像一般积分这样的新的运算方式；像函数向级数甚至向其他函数的无穷级数的扩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在我们当中流行的感觉性的数字感的一种胜利，也是新数学为了实现新的世界感而赢得的胜利。
在所有历史中，一种文化对待另一种文化，如同我们的文化对待古典文化那样在科学的问题上如此长久地表现出敬仰和谦逊的态度，至今还找不出第二个例子。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们才有勇气去思考我们自己独具的思想。但是，尽管效仿古典的意图一直都存在，可我们所作的每一步尝试，实际上都在使我们进一步远离想象中的理想。因此，西方知识的历史，其实就是渐进地摆脱古典思想的历史，这种摆脱从来不是自愿的，而是在无意识的深处被迫的。因此，新数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为对抗量的观念而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秘密的且最终获得胜利的战斗。
十
这一古典化的倾向的一个结果，便是妨碍了我们去发现与我们的西方数字本身相匹配的新的记号体系。现今数学的符号语言歪曲了它的实际内涵。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倾向，即对作为量的数字的信念甚至在今天仍主宰着数学家的观念，可它还能不能作为我们所有的书写记号的基础呢？
但是，那可用来表达函数的，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符号（例如x、、s），而是作为单位的函数本身，是作为要素的函数本身，是那再也不能从视觉上加以界定、且构成了新的数系的可变关系；这一新的数系需要有新的记号方法，后者的确立还要完全不受古典方法的影响。看一下诸如和3x＋4x=5x和xn＋yn=zn（费马定理的方程式）这两个方程式（如果这同一个词语可以用来表达两个不同的事物的话）之间的不同：前一方程式是由几个古典数字——亦即量——构成的，而后一方程式则属于一种不同的数系，只是由于根据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传统，写成了与前一方程式相同的形式，才掩盖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前一个方程式中，符号等于是要确立那些确定而实在的数量之间的严密联系，而在第二个方程式中，符号表示在一可变的意象领域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若有某些变化发生，则必然会随之另一些变化。第一个方程式有其自身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某一具体的量的度量，便可获得确定的东西，亦即一个“结果”，而第二个方程式，一般来说，并无结果可言，而不过是一种关系的图象和符号表示，这关系便是（这便是著名的费马问题）：当n＞2时，xn＋yn=zn不可能有正整数解。一位希腊数学家必定会觉得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无法理解此等意味着“不可解”的运算的意图何在。
当把未知数的概念运用于费 马方程式中的那几个字母时，便会把人完全地引入歧途。在第一个方程式中，x是一个量，是确定的和可度量的，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进行运算。而在第二个方程式中，“确定的”这个词对于x、y、z、n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而我们根本不要想去运算它们的“值”。实际上，它们根本就不是形体意义上的数，而是表示一种联系的符号——这联系缺乏数量、形状、独特意义等标识——是表示具有相同特性的可能位置的无穷性的符号，是表示一个统一的、且因此作为一个数字而存在的象征的符号。那整个的方程式，虽则在我们的不幸的记号系统里被写作一个多项式之和，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数，与“＋”号和“=”号一样，x、y、z都不是数。
事实上，正是由于直接引进了本质上反希腊的无理数观念，那个把数字当作具体和确定的东西的观念基础土崩瓦解了。从此以后，这种数列不再是一排可见的、递增的、不连续的、能够实际地体现的数字，而是一个单向度的连续体，在那里，按照戴德金（Dedekind）的概念，每个“分割”（cut）都代表着一个数。这种数已经很难和古典的数相协调了，因为古典数学所知道的，就是在1和3之间只有一个数，而对于西方数学来说，这些数的总体乃是一个无限的集合。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引入虚数（如或i），并最后引入复数（其一般形式为＋bi）时，那个线性的连续体便被扩展成为一种高度超越的数体（number…body）形式，即一个同类要素的集合体，在那里，每一次“分割”现在都代表着一个数面（number…surface），此数面包含有一个由低“势”（lower potency）数字（例如所有的实数）所组成的无穷集合，这里已根本没有古典的流行意义上的数字的影子了。这些数面，自柯西和黎曼加以运用后，在函数理论中已成为重要的角色，而它们乃是纯粹的思想图象（pure thought…pictures）。甚至正无理数（例如）也可以被古典心灵当作否定的样式加以认识；事实上，它们对正无理数已有足够的认识，已将其当作ä；ρρητοs（没有比的）和ä；λογοs（不可表达的）的东西加以驱除了。但是，诸如x＋yi这样的表达式，已远远超出古典思想的理解力，而我们西方，正是由于把数学定律扩展到整个复数领域——在那里，这些定律仍有效用——才能建立起函数理论，并最后展示出西方数学整个的纯粹性和统一性。直至达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数学才能毫无保留地用来支持与之平行的领域，如我们的动力学的西方物理学；而古典数学则恰好适合于它自己的测体术的个别物体的世界，适合于从留基伯（Leucippus）到阿基米德发展而成的静力学。
巴罗克数学的辉煌时期——正对应于古典时代的爱奥尼亚时期——实质上是在18世纪，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决定性发现，中经欧拉（Euler）、拉格朗日、拉普拉斯（Laplace）和达朗贝尔，最后一直发展到高斯。一旦此一巨大的创造活动生了翅膀，它的高飞远举，实在是有如奇迹一般。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官。在那个洞察入微的怀疑主义时代，居然目击了似乎不可能的真理，一个接着一个涌现。在论及微分系数理论的时候，达朗贝尔不得不说：“继续向前，你才会有信心。”逻辑本身似乎想提起抗议，证明那一切的基础是虚妄的。但是，最终的目标已经达到。
这个世纪根本就是抽象的和非物质的思考的狂欢，在这个时期，伟大的数学分析大师，随同巴赫、格鲁克（Gluck）、海顿（Haydn）、莫扎特这些罕见而深刻的心智一起，为他们最精妙的发明和沉思感到欢欣鼓舞，而歌德和康德则是踯躅独行。从内涵上看，这一世纪恰好平行于爱奥尼亚最成熟的世纪，即欧多克斯和阿基塔斯的世纪（公元前440～前350年），我们还可以把菲狄亚斯、波利克勒斯、阿尔克迈翁（Alcmaen），以及雅典卫城的建筑群，一并算在这一世纪内——在这个时期，古典数学和雕刻的形式世界已展尽了它所有可能的丰富性，可也因此而走向了终结。
现在，第一次，我们有可能充分地理解古典心灵和西方心灵的基本对立。在历史的全景中，存在着不可胜数的和紧张的历史关系，我们在其中再也找不出两个东西有像它们这样根本上格格不入。正是由于这两个极端的相遇——因为在它们的分歧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共同源头——我们才在西方的浮士德式的心灵中找到了对阿波罗式的理想如此热烈的向往之情，我们所热爱的其实是一个全然相异的理想，我们所倾羡的正是这一理想炽烈地生活在纯粹感觉的当下的那种伟力。
第二章 数字的意义（3）
十一
我们已经看到，原始人类就像一个孩子，先是获得（作为标志着自我的诞生的内在经验的一部分）对数的理解，进而在事实上（ipso facto）占有那指涉自我的外部世界。一当原始人以其惊讶的目光感觉到了黎明世界有秩序的广延，一当宏大蓝图的意义从对单纯印象的沉迷中涌现出来了，一当外在世界与他自身的内在世界不可逆转的分离赋予了他的觉醒的生命以形式和方向，他的心灵立刻便会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他立刻便会产生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情感，一种渴念（longing）之情。正是这种渴念之情，激励“生成”冲向它的目标，推动每一种内在可能性的实现和现实化，使个体存在的观念得以展开。正是这孩童般的渴念，会直接地、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意识中，成为一种有恒定方向的情感，并最终在成熟的精神面前作为奇异的、诱人的、不可解决的时间之谜展现出来。在此时，“过去”与“未来”这些字眼会突然获得一种重大的意义。
但是，这种源自内在生命之狂喜的渴念，在每个心灵的内在本质中，其实也是一种畏惧（dread）。如同所有的生成都要向着某个已成的方向行进并在那里终止一样，生成的原初情感——渴念——也会触及到已成的原初情感，即畏惧。在当下，我们便可感觉到时光的流逝，所谓的过去，就意味着一种逝去。这便是我们对不可逆转、已经达成、终极怀有永恒的畏惧的根源——我们畏惧死亡，畏惧世界本身成为既成之物，在那里，死亡就是一个边界，如同诞生是一个边界一样——我们畏惧可能变为现实的时刻，畏惧生命内在地实现的时刻，畏惧意识达致其目标的时刻。正是人类在童稚时代所具有的这一深刻的世界恐惧——它从未离开过高等人类、信徒、诗人、艺术家——使得他在陌生力量的面前感到无比的孤独无依，那隐约可见的陌生力量总是透过感觉现象的帷幕，一开始就威胁着他。至于方向的要素，也是所有的“生成”内在地具有的，由于它毫不容情的不可逆性，使人觉得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充满敌意的东西。于是，人类的追求理解的意志（will…to…understanding）不停地寻求给那不可理解的事物加上一道名称的符咒。想把未来转变成过去，这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力的一件事，故此，我们说，与空间相比照，时间永远有一种奇异的、令人困惑和感到压迫的暧昧性，没有一个严肃的人能完全地保护自己，使自己远离这暧昧性。
这种世界恐惧无疑是所有原始情感中最具创造力的一种。人类因为它而拥有了最成熟、最深刻的形式和意象——不仅是他的有意识的内心生活的形式和意象，而且是反映这一生活的无限多样的外部文化的形式和意象。这种世界恐惧，就像一支神秘的旋律，不是每个人的耳朵都能觉察到的，它贯穿于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每一种内在的哲学、每一个重要的行为的形式语言中，并且，尽管那能够在数学领域中感觉到它的人为数甚少，可它毕竟存在于伟大的数学问题的根源处。只有生活在秋天的城市——例如汉谟拉比（Hammurabi）时代的巴比伦、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伊斯兰时代的巴格达、今日的巴黎和柏林——的精神上业已死亡的人，只有纯粹理智的人、诡辩家、感觉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才不会有世界恐惧，或者说，才能够经由在他自己与陌生世界之间建起一个毫无秘密可言的“科学世界观”，来逃避这恐惧。如同渴念要把自身附着在某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上，其形态各异的隐秘验证都包含在“时间”一词之中，而不是由“时间”一词来意指一样，那另一种原始情感，即畏惧，也要把自己表现在理智的、可理解的、可描绘的广延的象征之中；由此我们发现，每一种文化皆能意识到（但各有自身的特殊方式）时间和空间、方向和广延的对立，其中每一对立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如同生成先于已成一样。渴念才是畏惧的基础，并最后会变成畏惧，而不是相反。前者不会屈从于理智，后者则是理智的奴仆。前者纯重经验，而后者纯重知识。用基督徒的话说，这两种世界感的对立可以表述为：“畏惧上帝与爱上帝。”
在所有原始人类的心灵中，如同在新生幼儿的心灵中一样，总有某个东西驱使它去寻找各种手段，以应对广延世界的陌生力量，这陌生力量严酷而坚定地布满了整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