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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穿着高跟鞋连续站立八小时之久，那真是太长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能本能地明了什么是比较好的事情，有的甘愿独立，但这所谓独立在一个男子统治权的社会里存在的事实不多；善于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这样的“独立”。天生的母*望——无形，无言，猛厉而有力的**，——充满了她们的整个躯体。母性的**促起化妆的需要，都是那么无辜，那么天然，那么出于本能；她们从仅足以糊白的薪工中积蓄下来，只够买一双她们自己所售买的丝袜。她们愿意有一个男朋友送些礼物给她们，或许她们会暗示地，羞答答地请求他们，一方面还要保全她们的自重身分，中国姑娘本质地是贞洁的，为什么不可请求男人们买些礼物送她呢？她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购买丝袜呢？这是本能告诉她们是爱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迷！她们的悟性再清楚没有，她们很愿意终身只有一个人购买礼物给她。她们希望结婚，她们的直觉是对的。那么婚姻上有什么不对？保护母性又有什么不对？
结合了家庭，女人们踏进了归宿的窝巢。她们乃安心从事于缝纫与烹调。可是现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从事烹调与缝纫。因为男子在她们自己的园地上打倒了她们，而最如手的缝工和商司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将在其他事业上继续排挤她们；除了结婚是唯一的例外。因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获得的机会，便利远优于女子，只有结婚为否。至于婚姻分内，女子所可获得的便利，优于男子，这一点她们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赖乎她们所可能享受的社会机会之众多，却有赖乎跟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质。女人的受苦，多出于男人的暴戾粗鲁过于男人的不够公民投票资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讲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挟有“性”的利器。这对于她们有很广的用途。这差不多是大所予以使她们获得平等的保证。每一个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饼事务，制烛工人，都曾经责骂过他的妻子而亦曾受过妻子的责骂。因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须以平等身分相互亲密着。人生某种基本关系像夫妇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所差异的程度至微；远非如一般读了游历家的记述所想象的。西洋人很容易想象中国人的妻子当作像驴子样的供丈夫作奴隶。其实普通中国男子是公平的讲情理的人物。而中国人则容易想象认为西洋人因为从本领受过孔子学说思想的洗礼，所以西洋妻子不关怀丈夫的衣服清洁与果腹事宜，终日身穿宽薄衬裤，迫遥海滩之上，或纵乐于不断的跳舞会中。这些天方野乘，异域奇闻，因为双方人民茶余酒后之闲谈资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怀于度外。
那末实际生活上，女人究并未受男人之压迫，许多男人金屋藏娇，逢着河东狮吼，弄得在女人之间东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怜虫。此另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亲属的异性之间不致嫌恶过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压迫；至于姑嫂之间，系属平辈，纵令被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唯一可能事实，是为媳妇之受婆婆虐待，这实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国不算是个人的事件，而为一个家族整体的事件，一个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妇，习惯语中便是如此说法，至若生了儿子，习惯语中多说是“生了孙子”。一个媳妇是以对翁姑所负的义务较之对丈夫所负者为重大。盛唐诗人王绩尝有一首咏新嫁娘绝句，真是足以引起人类共鸣的传神的笔墨：
三日入厨下，
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
先遣小姑尝。
一个女人而能取悦于一个男子，是一种珍贵的努力，至能取锐于另一女人，不啻为一种英勇的行为，所惜许多是失败的。做儿子的，介乎尽孝于父母与尽爱于妻子二者之间，左右为难，从不敢大胆替妻子辩护。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惨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不过后来媳妇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达到这个久经盼望的高龄，那实在是荣誉而有权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来的。
………【第二十七章 尘世乃唯一的天堂】………
林语堂
我们的生命是会死的生命，这种觉悟使深爱人生的感觉添上了悲哀的，诗意的情调。这种不免不死的悲感反使中国学者更热切更深刻地领略人生的乐趣：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个尘世的人生，那么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逝的时候，更尽情地享受它。如果我们有种人生的渺茫希望，我们便不能尽情领略这尘世生活的乐趣。克特爵士（SirAldNrkeith）说过一句话，颇能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如果人们的信念和我一样，认为这尘世是唯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尽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惟其这样，所以他会那么深刻那么坚决地爱上人生。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发见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常常在欢娱宴乐的时候，给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感觉所侵袭，被这种悲哀的情调所侵袭，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悲伤。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赋里，曾写了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写了《兰亭集序》这一篇不朽的文章，最能表达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幕春之初，会于会稽出明之兰亭，修楔事也。
众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筋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朝气清。惠风和畅。仰现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依，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会一契，未尝不够之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嗡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分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相信人不免一死，相信生命终究会像烛光那样地熄灭了：我以为这种信念、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它使我们清醒；它使我们有点悲哀；它也使我们当中许多人感到一种诗意。可是还有一点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立下决心，设法去过着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始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获得平安，因为一个人预备接受最恶劣的遭遇，心中才能够获得真平安。我想这由心理学的立场上说来，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始终有一种欢乐不能*的感觉，像中国人在欢聚完毕的时候常常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日子。”人生的盛宴乃是尼布申尼撤（Nebuchadnezzar——系古代巴比伦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名）的盛宴。这个浮生若梦的感觉使不信仰宗教的人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看人生、像宋代山水画家看山景一样，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有时空气中是含着潮湿的水分的。
我们把永生的观念排除了之后，生活的问题便变成一个简单的民间问题。我们人类在世界上的寿命是有限的，很少超过七十年，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已定的环境之下、尽量过着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是儒家的观念。这种观念含着很浓厚的现世的气处，属于尘世的气息；人类随着一种固执的常识去工作，其精神乃是山达雅拿所称的“动物的信念”，把人生当做人生看。我们根据这种动物的信念，对我们和动物的根本关系，可以作一个*的猜测，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所以，这种功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着人生——本能的人生和感官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大家既然是动物，那么，我们只有在我们正常的本能获得正常的满足时，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是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的。
这么说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吗？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是建筑在物质的，属于尘世的人生上面，他是看不出精神和**的分别的。他无疑地爱物质上的享受，可是物质上的享受却是属于感官方面的。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看清精神和**的分别，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感官便是精神和**的必经之道。音乐无疑地是我们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艺术，能够把人们举高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是基于听觉的，吃东西辨滋味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曲更不属于心灵呢？这是中国人所不明白的。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对我们所爱的女人才能够有正确的感觉。我们要分别一个女人的灵魂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爱一个女人，我们并不是爱她的几何线条所造成的外表，而是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可是一个女人的眼波和微笑是属于**或精神方面的呢？恐怕没有人能说得出吧。
这种现实人生和精神人生的感觉，是得到中国人文主义的助力的，老实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助力的。简括地讲起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的。中国哲学家把一切抽象的推论完全撇在一边，认为这些东西和生活的问题不生关系，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理智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把握住人生，仅提出一个万世不易的问题：“我们要怎样生活？”西洋的哲学在中国人的心口中是很无聊的；西洋的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主点，注重获得知识的方法，以认识论为主点，提出知识的可能性的问题，可是却忘记得占探讨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那是很愚蠢，很琐碎的事，像一个人恋爱求婚，而没有结婚生子，又像天天在*练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德国的哲学家是最无谓的东西；他们把真理当*人那样地追求着，可是不想和她结婚。快乐的问题/林和乐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做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地实际，不像形而上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那目的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见。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的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象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营，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世界像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帧将来快乐的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动，更近情，那么，我们真不想牺牲这个尘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今日一只蚕比明日一只鸡更好。”至少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