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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强对于革命联盟很谨慎小心，但革命的北辰此时却正在东京搞着革命大联盟的事情。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北辰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北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北辰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北辰也自觉无趣，便于一九零三年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
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北辰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失望之余，北辰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势力坐大，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
一九零五年初，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钱，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北辰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北辰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北辰邀请过来，以壮声势。
北辰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北辰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大加宣传了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在东京，通过杨度的介绍，北辰与黄兴等人相识，并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同。
……………（未完待续。）
第九十六章 战士的理想，三驾马车
自1903…1905年开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称是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
“借新政之名，其实金钱主义”，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从办学堂、办警务、到兴办地方自治，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各种田赋附加和捐税，直接冠以各项新政的名义。
应该说，新政的实施，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但在大方向上与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均属于西式的向着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这对于清廷和民众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
庚子以后，巨大的赔款和外债压力，已使民众对于经济负担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肿和失效的官僚体系更是难以承担改革重负。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将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关头才进行改革，社会根本无力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更改民怨越大，分崩离析也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看到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陈文强并不认为推翻满清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在东京正筹备成立的同盟会也持保留意见。
古谚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由各路秀才人等所组成的“同盟会”正应了这条谚语。秀才们虽满怀改造国家的理想和热忱，但这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手里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尽管他们企图从自己所掌握的现代社会理论和科学技术中寻求力量倍增器，但将要提出的纲领却并不让陈文强钦服。
排满，依旧是排满。尽管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而“平均地权”代表的是脱离了国内土地利益的海外华侨之呼声，但对于革命党的大多数出身于国内地主阶层的成员来说，却是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分歧，不可调和，最后的分裂，事物的发展规律似乎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再说，从陈文强接到的上海转来的东京支部的电报中，这个正在筹备的同盟会愈发让他感觉怪异。
看吧，革命的思路，源自美国的民主样本；革命的榜样，是日本的维新成就；革命活动的会场，是日本民间侵华组织黑龙会的“朋友”头山满友情赞助的；革命活动的资金，也要在海外华侨中募集，可能还有日本政府所授意下的在野日本人士的准官方金援……这样的交情，还好意思提“侵略”二字吗？
和日本联系得越紧密，陈文强越反感。别的不说，知道抗日战争就绝对不会对日本人有什么好印象。
所以，陈文强在给上海总部的电报中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联而不合，保持独立”。在电报中他还不忘提醒宋教仁，要保守复兴会的机密，只让东京支部与同盟会有所联系。
船轻轻摇晃了一阵，然后又平稳下来。陈文强站在甲板上，残阳射来金黄色的阳光，远处的海面也变了颜色。
在回上海前，陈文强去了广州，既是给上海发电报，又是趁机向岺春煊捞取好处。圣旨未到，电报已到，奕劻和袁世凯的联盟取得了党争的第一场胜利，那就是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
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可他又没有办法抗旨，只能打主意暂避上海，以治病为由不去赴任，等朝中瞿鸿禨的策划和帮助。
而卸任在即的岑春煊自然也产生了类似“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尽最大的可能来结好陈文强这个立宪派新秀，并且在上海逗留更加方便。这其中，捐了官身的万福华被任命为琼州开发督办，权力不小；琼州新移民两年不缴赋税，并由官府编册入籍；广东海关对崖州各港进口的机械和物资实施税务优惠……
可以说，陈文强第二次拜见岑春煊的时机很好，得到了很多意外收获。而这些收获无疑将给琼州的经营创造很多方便，减少很多麻烦。
“大哥。”阿猫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从舱里取来的、陈文强要的望远镜。
陈文强接过望远镜，瞭望着远方，缓缓说道：“回到上海，就是考验你的最后阶段了。没杀过人吧？心理障碍这一关不好过呀！”
阿猫想了想，说道：“虽然我没杀过人，可死人是见得多了，这一关没什么难的。”
“还是有所不同的。”陈文强放下望远镜，语重心长地说道：“既不因为杀人而惶恐不安，也不因为杀人的快感而乐此不疲。其实，我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杀手。”
阿猫有些迷惑，猜测着问道：“战士？就是当兵打仗吗，那不一样是杀人？”
“呵呵。”陈文强拍了拍阿猫的肩膀，笑着说道：“如果你是战士，在战场上杀人就光明正大，杀得越多，越是英雄。杀手就不一样了，首先给人的印象就不好。英雄啊，你得重起一个响亮大气的名字啦！”
阿猫不好意思地挠头，嗫嚅道：“大哥在取笑我，我哪里会成为什么英雄？”
“有这个心，再付出努力，怎么就成不了？”陈文强语重心长地说道：“为什么带你回上海，是因为你还有些东西没学会，还需要一个好助手。不要以为躲在远处放冷枪是件容易的事，要一击必杀，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下，能抓到那一闪即逝的机会，才是真正的高手。”
“我明白。”阿猫点着头，也不知道是真懂，还是随便敷衍。
陈文强微微笑了一下，也不细说。阿猫的缺陷是在文化知识上，特别是在数学计算上，如果不恶补一下，在计算距离、估测风速风向等操作便会出现偏差。也就是说，在简单的环境中，阿猫能够被称为狙击手；环境复杂些，他的威力便会大打折扣。
除了这些，一个合格的观察员也是必要的。标准的双人狙击小组，这在当时也是独创。陈文强还指定规格和形状，向德国卡尔蔡司公司订购了一批单筒瞄准镜，希望能在自己的工厂里改装成比较专业的狙击步枪。
越是这样计划周详、完善的安排和准备，陈文强越是看不起散乱的会党武装，对同盟会所将要采取的“革命团体…会党武装”的革命联盟形式，不抱太大的希望。
不管是靠会党的友情赞助，还是靠秀才们赤膊上阵，成功的希望都不大。因为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这两拔人马都不是从事暴力斗争的专业人士。对，就是专业要对口，业余的不行。
而要有暴力斗争的专业人士的大规模参与，一是自己招兵训练，二就是发展新军。这种专业化的思维，陈文强是贯彻始终，从来没有放弃或更改。
复兴会在政治、经济方面有宋教仁和陈文强，唯独军事上存在着缺陷。陈文强通过聘用德国人算暂时维持了初建武装的日常训练，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对此，陈文强一直在物色，也通过复兴会会员在寻找，在发展。
而此次回上海，陈文强便要见到宋教仁所特色的一位专业军事人才了。一拳打倒亚细亚，两脚踢翻欧罗巴！八岁写的对联呀，倒真是豪情壮志比天高，想到这里，陈文强真的很期待见面，期待着复兴会三驾马车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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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宋教仁寓所——同孚里八号，与法租界华捕探长徐安宝是邻居。
灯光明亮，宋教仁正在书房与一个体格瘦小的男人在畅谈。别看这个男人貌不惊人，却是谈吐了得。
吴禄贞，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私塾老师。少年时，吴禄贞就读于父亲在武昌的梦泽书屋，他擅长诗文，对西学充满兴趣，性格豪爽，少有大志。八岁时，曾写下对联：“一拳打倒亚细亚，两脚踢翻欧罗巴”。
一八九六年，吴禄贞怀着为国雪耻的志愿，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后又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孙武、傅慈祥等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成为挚友。他的《投笔从戎争先赴》令张之洞十分赞赏有加，被大量油印，在新军军营和武备学堂内广为散发。
一八九八年，吴被张之洞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骑兵科深造，成为我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在校结识了张绍曾、蓝天蔚，三人学习成绩突出，志趣不凡，后来被人们称为“士官三杰”。
一九零一年冬，吴禄贞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到武昌后，被张之洞扣押。在审讯时，张之洞反被吴禄贞说服，委他以重任，任武昌武普通学堂教习、会办，一时轰动武汉。吴禄贞利用职务之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广泛撒播革命火种，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秘密组织“花园山聚会”，倡导“秀才当兵”，使得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军，大大加强了军队本身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在花园山，宋教仁与吴禄贞等人相识，并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
一九零三年，吴禄贞应黄兴邀请，同李书城、耿觐光等人前往长沙与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发起组织华兴会，积极协助黄兴制订在长沙起义的计划，筹划湖南独立。恰逢此时，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急需用人，吴禄贞被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好友良弼举荐获准，北上就职。在京期间，他仍与湖北志士暗中联系，宋教仁亦曾在上海给他写过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