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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户外面的就有三个，我到的时候，就看见三具尸体在墙外面摇摇晃晃，走进去，没几步就是一具，没几步就是一具呀。”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完全被震慑了，毛骨耸然。想像当年笼罩着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气氛，真是恐怖诡异到了极点，两个病人两个医护的自杀才刚刚是个开始，再是十六个在医院短暂停留的参观者回家后迅速自杀，最后包括院长在内的二十六个医生护士于同一天自杀。想想那些尸体被发现时的情形，各有自法不同，却全都是自杀，一精神病院的尸体。而所有的自杀，都是突兀的，找不出任何理由。
就和杨展及阳传良的自杀一样，毫无理由，毫无端倪。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仿佛受了集体催眠一样。
姜明泉长吁了口气，看得出来，直到今天，这件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案还压在他的心头。
“这二十六个人一死，线索就断了，但上面反而更加催逼我要找出原因。到了那个时候，要说这一堆自杀案没有一根线连着，谁也不相信啊。那几天真是一片混乱，所有医护人员都死了，病人怎么办啊，从其它地方再调人也不行，调几个人根本撑不起这个医院，也不敢撑这个医院，最后南平市卫生局拍板，紧急把病人都转移到了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去，算是合并了。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啦。这事情安定了，我们再和市卫生局联合起来，想找出这一连串自杀的真相。”
“看来是没找出来了。”我说。
“也不能这么说。”
我倒吃了一惊，我还以为这件事情到现在，都依然是个不解之谜呢。
“当时最后我们是有一个结论的。但是这个结论呢，不太可信，至少我是不相信的，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等着姜明泉说下去，没想到他却不说了，我只好问：“那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呢？”
“不能说。当年我们和卫生局有约定，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调查内容不对外公布。如果不是老陈的关系，我连刚才那些都不会讲。不过想想，那些事情你自己花点力气去查也能查到，就帮你省点工夫了。要是再说，嘿，就不地道了，不能再往下说啦。”
我愕然。
“这事情你又不能写在报纸上，要知道的这么清楚干什么呢。再说了，那个调查结论，我都觉得荒唐，觉得不靠谱，知不知道一个样。”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您看您都把我吊到这儿了，现在这不上不下的。”
“反正我是不能往下说了，答应过的事情，不能当放屁。卫生局啊，也觉着要是宣扬了出去，太不是个事儿。但你要是真熬不住那份好奇……”
“哎您就说吧。”
“我是不能说的，话不能从我嘴里出去，这是我的原则。你不是记者吗，你不是挺能寻根挖底的吗，你自己采访去呀。”
我苦笑：“你自己先前也说了，最后一个都死了，我去采访谁呀。”
“那当年我们不是一样，我们怎么查的呀？好吧给你提个醒，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护士是都死光了，不过呢，在精神病院里，除了病人和医生护士，还是有其它人的。行了，就到这儿吧。”
说着，他跨上车，扬长而去。
“哎，给您的烟酒还有猪耳朵！”我喊。
他拍拍衣服口袋：“一包烟，紧够了。”
我拎着本打算给他的东西，看着他迅速远去的背影，原来他一开始就没准备要我的东西，所以才给自己另买了猪肚子呢。告诉我这些事情，拿一包烟，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这个挺有意思的人，说的事情可和有意思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年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一共死了多少人呐，四个加十六个加二十六个，一共四十六个自杀者。
如果再加上杨展，就是四十七个人。
这一刻，我忽然一闪念。人的闪念常常是毫无逻辑毫无理由的，所以我不是在想这四十七人为什么自杀，也不是在想一所医院里除了病人和医护人员还会有谁，而是想到了阳传良写在小本子一角的那两行字。如果历史是不确定的，如果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难道说，曾经自杀的人，未必是四十七个，可能是四十八个，也可能是二十八个吗？
荒谬。我在心里说。
〃六，紫色的梦境
我在武夷山市找了家经济型酒店住了一晚。我仿佛想了一整晚，又或者是在梦里想，一个精神病院，除了医生护士和病人，还会有谁呢。
还会有谁呢？我刷牙漱口的时候继续想。想不出。
没人了呀，医院里可不就这么两种人——医生，病人。更何况精神病院是个封闭的空间，也没别人会往那里跑。
家属？我早就想过，也早就排除了。精神病院不像其它医院的住院部，探病的家属少，偶尔有来看看的，也呆不了多久就走，不可能知道内幕。
九点刚过，门铃就响了，是客房服务，来收拾房间的。我开门让他们进来，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续住，因为我还没破解姜明泉的谜题。
酒店小，服务生态度倒还不错，手脚也麻利，只是越做越心慌，最后小姑娘还打碎了个杯子，手忙脚乱地收拾好退出去，临出门狠狠瞪了我一眼。
这不怪她，哪个女服务生被客人直愣愣盯几分钟，都受不了。
服务生把门关好，我一拍大腿，猜出来了！
就是服务生啊。或者说，是服务人员，比如看门的呀打扫的呀做饭的呀，这些工作，不可能由医护人员兼任。而这些人员，长时间在精神病院里，要说没自杀的人里有谁了解内情，就只有他们了。
我出门打了辆车，还是去赵村路。因为据我的经验，像这种远离城区的机构，多半会就近找服务人员。
也许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淡忘了十多年前，在城郊有这么一座精神病院。毕竟当年的连续自杀案件，为免造成恐慌，被有关部门强力弹压下来，知道的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所在的赵村，却没有人会忘记曾在这所医院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村里的许多人，甚至在那一天亲眼目睹了吊死在窗户外的三个白大褂，也都看着警察是怎么从楼里抬出一具具尸体的，那一天的尸体啊，仿佛永远都抬不完。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验证了我的想法，精神病院的看门人、清洁工和厨师，的确是外请的，而且请的就是村子里的人，还就是一家人。老公当大厨，老婆搞清洁，老头子看门。
赵村人当然都姓赵，我依着指点，顺着赵村路往里走，走过空无一人的精神病院，再往里，有一圈农家小楼，从两层到四层楼不等。这一家是幢三层的房子，中等富裕程度。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养猪，猪圈就在楼前。我掩着鼻子走过去，院门开着，房子的正门也开着，正对着个大客厅。
我一眼望进去没瞧见人，敲了敲门，无人应。然后我才发现有个门铃，按下去，一串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响起，只是音色单调音量过大，听起来有些刺耳。
还是没有动静，但就这样闯进去，明显不妥。我站在门槛前，半个身子探进去，想把里面看看清楚，然后听见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连忙规矩站好。
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走下来，神色抑郁，语气不善。
“你找谁？”
“这儿是赵权富家里吗？”
“你是谁？”
“你好，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想……”我话才说了一半，老头就飞快地把门关上了。
我愣在那儿，想不通这老头为什么对我这样抵触，连我的来意都不听，就把门关了。我搓了搓手，又轻轻敲敲门。
“走，没啥好问的，不接受采访。”老头的声音隔着扇门依然火爆，如果门开着，肯定得把唾沫星子吹到我脸上。
要不还是先走访一下赵权富的左邻右里，问问赵家如今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抵触记者。
主意打定，我返身往邻家的楼房走去，再次掩鼻走过猪圈的时候，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逗留了一会儿，而我似也觉得她有些面熟。又走了几步，我省起这条路是只通向赵权富家楼前的，回头一看，她果然停在了门口，正掏钥匙呢。
我连忙快步回去，招呼她说：“等等，请问这是赵权富家吧。”
她回头，又一次很仔细地打量我，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让我把后面的话咔到了嗓子口说不出来。
怎么是一副心虚的表情，还有些畏惧？
“您，您是？”
她用了“您”这个字，她肯定很少用这样正式的敬称，以至于听起来十分别扭，造作得很。
不知道她为何这般情态，我把怀疑揣在心里，回答道：“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叫那多。”
还没等我往下说，她就惊呼了一声：“啊，您，您是记者？”
这时候老头听见动静，来开了门，见到我还在，把眼一瞪，似是要赶我。不想女人却堆起一脸的笑，把我往里面迎。
“哎，您进来坐，进来坐。这真是，这真是，太对不起了。哎哟，您还是记者啊。这真是……”
我心里越来越纳闷，至于这么手足无措吗，像是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似的。
“您稍坐，我给您倒茶去。”
老头子碰了碰女人，压低声音说：“他是记者啊。”
“爸！”女人白了她爸一眼，老头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叹了口气，说那我去倒茶吧。
女人走回来，却不坐下，站在我面前期期艾艾的，半天支唔出一句：“您没被烧着吧，看起来没事哦，那真是万幸啊，万幸。”
我听了这话，又仔细瞧这女人的脸和身型，忽然醒起，先前在警局时，见过她一眼。但她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脸看上去和现在有些不同。她就是那两个被铐走少年其中一个的母亲，好像那个高大些的孩子是她的儿子。怪不得见到我这么心虚呢，她是把我认出来了，以为我兴师问罪来了。
一瞬间，我有些明白了事情的源头。这一家当年经历了精神病院的巨变，那几十宗无法解释的自杀案，很难不有些怪力乱神的想法，肯定视其为禁地，严禁自家儿子上那里去玩。但男孩子嘛，家长越是禁止，冒险的兴致就越是浓厚，反而往禁地跑得更起劲。最后出了这么档子事情，也与此不无关系吧。
这些念头在我心里一转而过，表面上不露声色，说：“倒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烧伤，但是差一点啊。一念之差，我要是从窗户跳下来逃跑，至少是个骨折，现在就是在医院里啦。哎哟，你们家这孩子，年纪这么小，怎么这心思……他这是要烧死我灭口啊。”
老头端了茶杯正走过来，听见我这么说，手一抖杯子掉在地上砸得粉碎，滚水四溅。他这才明白，我这个记者，不是来采访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而是被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是苦主啊。
老头儿三两步走到我面前，扑通就给我跪下了，老泪纵横。
“咱娃儿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跪下了，他年纪还小，你给他一条路吧，让他好好改造。”
我连忙站起来，还没等我去扶他，旁边的孩子妈也跪下了。
原本呢，我这个受害人的想法和要求，对他们家孙子受怎样程度的处理，是有挺大关系的。他们两个这通跪，一来是心里歉疚，二来也是希望能大事化小，我不要多作追究。
他们是把我当成上门兴师问罪的了，可其实我是才知道，这么巧居然两件事碰上了。那两个小孩虽然心思歹毒，但毕竟年纪还小着，今后的路还长，压根就没想着要追究。在警局里我就对警方说了，我不恨这两个小孩子，所以该怎么处理依法办，包括赔偿什么的，我都没有要求。
但现在这样，倒正好方便我问当年精神病院的事情。他们欠着我的，还能不问一句答一句？
我把两个人扶起来，好声安慰，说自己并不是来要说法的，孩子小着呢，谁心里能不有点私心杂念啊。
两个人心里稍定，老头把地上的碎杯子收拾了，急着去重新泡一杯茶。孩子妈屁股沾了一半椅子，小心翼翼地坐着，满口地颂我宽宏大量，大城市出来眼界宽，等确认了我来自上海之后，又说上海好，上海货好，上海人好。老天，我多少年在外面没听人夸过上海人好了……
她是在等我开口呢。我这苦主上门，口口声声不计较她们娃儿干的歹毒事情，不就是为了求点什么来的吗，否则我来干嘛？她不能先提啊，先提就弱了，被我狮子大开口，怎生受得起，所以在这儿先用好言好语来堵我的嘴呢。
我笑笑，我却不是为了这种事情来的，有什么开不了口。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另一件事情。”
“啊？”妇人松了口气，却又有些诧异。
“一九九二年，精神病院关掉之前，你是不是在里面搞清洁卫生？”
“是啊，你……你要问的是这精神病院的事？”她又换了一种不安的神情。这种不安不是因为心里藏着什么怕被发现的秘密，而是对某种恐怖事物的畏惧。
老头把茶端到我面前，她用略低的声音说：“爸，记者……是来问医院的事儿的。”
老头原本脸上堆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