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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我理解，小姐，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你认为我们态度冷淡——缺少热情和干劲——可是，相信我，事情并非如此。”
就在这时候，约翰探头进来，邀我们俩去英格里桑太太房间，因为他和韦尔斯先生已经检查过闺房里那张写字台了。
在我们上楼时，约翰回头朝餐室的门看了一眼，压低声音秘密地说：
“喂，这两个碰头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已经告诉过玛丽，要她尽可能把他们分开。”
“她会这么做吗？”
“只有老天爷知道。有一点，英格里桑本人可能不太愿意见到她。”
“你仍带着那串钥匙吗，波洛？”当我们走到这上了锁的房间门口时，我问道。
从波洛那儿接过钥匙，约翰打开了门。我们都走了进去。律师径直走向写字台，约翰也跟着他。
“我相信，我母亲把她的最重要的文件都保存在这只公文箱里，”他说。
波洛掏出一小串钥匙。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今天早上，为了谨滇起见，我把它给锁上了。”
“可是现在并没有锁住呀。”
“不可能！”
“瞧，”说着约翰打开了箱盖。
“大事不好！”波洛喊了起来，惊讶得发呆了。“两把钥匙都在我口袋里呀！”他冲到箱于跟前，突然，他怔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锁是硬给撬开的！”
“什么？”
波洛重又放下箱子。
“这是谁撬的？他们为什么要撬？什么时候？可是，这房门是锁着的呀？”这些惊叫不连贯地从我们身上冲口而出。
波洛明确地逐个作了回答——几乎是机械地。
“谁？这是个问题。为什么？嗨，我要知道就好了。
什么时候？一小时前我离开这儿以后，至于房门是锁的，这是把很普通的锁。也许这条过道里的任何一间房门的钥匙都可以打开它。”
我们都弄得茫然地面面相觑。波洛已走向壁炉台。他外表上看去镇静自若，可是我注意到，他那双由于长时期来的老习惯，正在机械地摆弄壁炉台上纸捻瓶子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喂，事情象是这样，”他终于说。“那箱子里的东西——一张什么证据，也许本身不大，可是这一线索足以把凶手和罪行联系起来。说明它必须在被发现以及它的重要性被认识之前毁掉，这对他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事。因此，他才冒这个险，冒这么大的险，进到这儿来。发现箱子是锁的，他迫不得己撬开了它，这样就把他来过的事给暴露了。他，所以冒这样的险，那一定是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嘿！”波洛喊了起来，做了个生气的手势。“那个，我也不知道！无疑是一份什么文件，可能是昨天下午多卡斯看到在她手里的那份文件的碎片。可是我——”他勃然大怒——“我真是个笨透了的动物！我居然没有想到！我完全象个笨蛋！当时我决不应该让那只箱子留在这儿的。我应该把它随身带走。嗳，三倍的蠢猪！现在完了。它被毁掉了——是毁掉了么？是不是还有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千方百计——”
他突然象个疯子似地奔出房间，我一充分地恢复了理智，也就立刻跟了他出去。可是，等我跑到楼梯口时，他已经不见了。
玛丽·卡文迪什正站在楼梯的分岔处，往下朝门厅，朝波洛消失的那方向盯着。
“你那位卓越的小个子朋友出了什么事啦，哈斯丁？他刚才象头发疯的公牛似地从我身旁冲了过去，”
“有件事搞得他相当心烦意乱，”我有气无力地说。
我实在不知道波洛希望我透露多少出去。看着卡文迪什太太那张富有表情的嘴边的笑靥，我竭力设法改变话题说：
“他们还没有碰过面吗？”
“谁？”
“英格里桑先生和霍华德小姐。”
她用一种相当困窘的模样瞧着我。
“你认为，如果他们一碰面，就是一场灾难吗？”
“是啊，你不这样看？”我说道，心中相当吃惊。
“不。”她平心静气地微笑着。“我倒想看一场怒气大爆发呢。它会使空气变得清新一点。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想得多，说得少啊。”
“约翰不这样看，”我说。“他竭力希望使他们一直分开。”
“哦，约翰！”
她的语气中有点什么东西把我给惹火了，我脱口而说：
“约翰是个非常好的好人。”
她好奇地朝我仔细察看了一两分钟，接着才开了腔，她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你对自己的朋友很忠实。为了这点我很喜欢你。”
“你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我是个很坏的朋友。”
“你干么这样说？”
“因为这是真的。我对待自己的朋友是，今天好得让人着了魔似的，明天就把他们忘个精光。”
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了我，不过我确被惹怒了，因而我就鲁莽地，很不礼貌地说了：
“可是你让鲍斯坦医生似乎是一直着了魔似的呀！”
话一出口，我立刻感到懊悔。她的脸绷紧了。我感到这下完了，我砧污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的名声。她一句话也没说，迅速地转身径自上楼去了，我却象个白痴似的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的背影。
楼下的一阵大声的喧嚷声使我惊醒过来，想到了别的事情。我听到波洛在嚷嚷，大声地解释什么。我懊恼地想着自己交际手段的拙劣。这小个子看来对这一家人都非常信任，可是，至少我个人对他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对于我的朋友在激动起来时就如此容易失去头脑，不能不使我又一次感到懊恼。我急忙匆匆地跑下楼去。我一出现几乎立刻使波洛镇静了下来。我把他拉到一旁。
“老朋友，”我说，“这样明智么？你谅必不会让全家人都了解这情况吧？你这样干实际上是对罪犯有利。”
“你是这样想的么，哈斯丁？”
“我确实认为是这样。”
“好啦，好啦，我的朋友，我就听你的吧。”
“好。尽管，不幸的是现在已经太迟一点了。”
“是呀。”
他看上去如此垂头丧气，羞愧难当，使我也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我仍然认为我的指责是恰当的，也是英明的。
“喂，”他终于说，“我们走吧，朋友。”
“你这儿的事结束了吗？”
“是的，暂时告一段落。你陪我回村子去好吗？”
“非常乐意。”
他捡起自己的小公文箱，于是我们就穿过开着的落地长窗，走进了客厅。这时，辛西娅·穆多契恰巧进来，波洛站在一边让她过去。
“请原谅，小姐，请待一会儿！”
“怎么啦？”她回过头来询问地说。
“你为英格里桑太太配过药吗？”
她的脸上飞起两朵淡淡的红晕，她颇为局促地回答说：
“没有。”
“药粉呢？”
辛西娅的脸更红了，她答道：
“嗯，配过。我为她配过一点安眠药粉。”
“是这个？”
他拿出那只装过药粉的空盒子。
她点点头。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索佛那？佛罗那？”
“都不是，是溴化剂药粉。”
“啊！谢谢你，小姐，再见。”
当我们踏着轻快的步子离开这幢房子时，我朝他看了不止一次。以前，我经常发现，要是有什么事情使他激动了，他的眼睛就变得象猫眼一样绿莹莹的。现在它们就是这祥，象两颗绿宝石似地在闪闪发光。
“我的朋友，”他终于打破了沉默，“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一个非常古怪，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想法。然而——它很适合。”
我耸了耸自己的肩膀。我暗自思忖，波洛脑子里这类异想天开的想法稍微多了一点了。无疑，在这桩案子里，真目实在是一清二楚的了。
“这么一来，盒子上的空白标签就有了解释了，”我说。“象你说的一样，很简单。我实在觉得奇怪，我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波洛看来好象没有在听我说话。
“在那儿，他们又有了一项发现，”他伸出个大拇指，猛地举到肩上，往后朝斯泰尔斯的方向指了指，说。
“我们上楼的时候，韦尔斯先生告诉我的。”
“发现了什么？”
“他们把东西锁进闺房写字台的时候，发现了一份英格里桑太大的遗嘱，注明签字日期是在她这次结婚之前，上面写明把她的财产遗赠给阿弗雷德·英格里桑。这一定是在他们刚订婚那阵子立的。这真使韦尔斯大为谅诧——对约翰·卡文迪什也是如此。它写在一份印就的遗嘱格式纸上，由两名仆人连署——没有多卡斯。”
“英格里桑先生知道这个吗？”
“他说不知道。”
“对这不能完全相信，”我怀疑地说。“所有这些遗嘱全都乱七八糟。告诉我，信封上那几个乱涂的字怎么帮助你发现昨天下午立过一份遗嘱的？”
波洛笑了起来。
“我的朋友，在你写东西的时候，你有过笔头呆的情况吗？忘掉了某个字的正确写法？”
“有过，经常这样。我想，人人都有这种情况。”
“确实如此。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在吸墨水纸的边上，或者是一张空白的废张上，把这个词试写一两次，看看写对了没有，是吗？那么，英格里桑太太就是这样做的。你会发觉‘possessed’（拥有），起初少写了一个‘s’，后来加了一个——才写对。为了要弄清楚，她又进一步试写了一个句子，即‘I am possessed’（我拥有），那末，这告诉了我什么呢？它告诉了我，英格里桑太太昨天下午写过‘possessed’这个词，加之，由于我脑子里对壁炉里找到的那一小片纸记忆犹新，所以我马上就联想到可能有一份遗嘱——一份几乎肯定要包含这个词的文件。这一可能性被有关的事实所进一步证实。在这种全面的混乱情况下，今天早上闺房没有打扫。在写字台附近有几个褐色泥土的足迹。这几天天气都很好，因此，留下这么多的泥，一定不是普通的靴子。
“我走到窗口旁边，马上就看到秋海棠是新栽的。花坛上的泥土和闺房地板上的完全一样。而且，我从你那儿获悉那些花是昨天下午新栽的。这时我就确信，有一个、或者也许是两个花匠——因为花坛上有两种脚印——走进闺房来过。而如果英格里桑太太仅仅想要和他们谈几句话的话，她多半只要站在窗子旁边就行了，他们根本不需要走进房间。因此，我就十分肯定，她新立了一份遗嘱，并且叫这两个花匠进来，在她的签字旁连署。结果证明我的推测完全正确。”
“这真是巧妙极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必须承认，我从那几个乱涂的字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他笑了起来。
“你对你的想象力太放任了。想象力是个好奴仆，但也是个坏主人。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最可靠的。”
“还有一点——你怎么知道公文箱的钥匙丢了？”
“这我原来并不知道。这是个推测，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你看到的，钥匙捏手处穿着一小段拧在一起的金属线，这马上使我想到，它有可能是从一只易于损坏的钥匙圈上扭落下来的。而假如钥匙是丢失后重又找到的话，英格里桑太太一定会马上把它套回到她的钥匙串上；但是在她那串钥匙上，我发现的显然是只备用钥匙，很新，很亮，这就使我作出这样的假设：另外有个什么人把原来那把钥匙插在公文箱的锁眼里了。”
“对了，”我说，“毫无疑问，一定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
波洛严肃地着看我。
“你非常肯定是他犯的罪吗？”
“嗯，当然，每一个新的情况似乎都愈来愈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恰恰相反，”波洛平静他说，“有好几点对他有利。”
“嗨，得啦！
“是真的。”
“我看只有一点。”
“哪一点？”
“昨天晚上他不在家里。”
“这就象你们英国人说得一样：‘打偏了！’你选的这一点我认为恰恰说明对他是不利的。”
“这怎么说？”
“因为，要是英格里桑先生事先知道他的妻子昨天晚上会被毒死，他当然可以有意地计划好离家不回来。他的借口显然是伪造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两种可能性：或者是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或者是有他自己的不在场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我怀疑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