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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一切，让他想起那些侦探小说，而自己恍若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感觉自己正逐渐接近一扇门，通往如梦，通往一个新的世界，通往一个他渴望成为的新身份。在门后隐约可见的那个世界里，被人跟踪的感觉是正当合理的。假使一个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踪，那么他一定也会相信自己可以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寻找一名失踪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线索。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但通过假装自己就是、“像是”这么一个人，或多或少减轻了一些包围在四周让他喘不过气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后，年轻的服务生——他的头发从正中央惊人地对称分边——端来卡利普向餐厅叫的餐点，这时的卡利普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侦探小说的世界，到处都是写满线索的纸张。出神的程度，甚至连放在脏托盘上的烤肉饭和红萝卜沙拉，在他眼里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惯的乏味菜肴，而变成了他从没见过的珍奇美馔。
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他顺手拿起话筒，仿佛已经等了很久。打错了。吃完饭挪走托盘后，他打电话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让电话响了很久，脑中想像着如梦，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电话。没有人接，但他并不讶异。他又拨电话给荷蕾姑姑。
为了先发制人，不让姑姑有机会提出新问题，卡利普一口气把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他们的电话坏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打电话联络；如梦当天晚上就复原了，精神饱满，一点也没事，她现在穿着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兰出租车里等卡利普；他们正准备前往伊兹密尔，去探视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开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间杂货店里打电话；多谢杂货店老板，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肯借他用电话；要挂了，姑姑，再见！然而荷蕾姑姑仍设法插话问道：你们确定门都锁好了吗？如梦有没有带她的绿毛衣？
一直到赛姆打来时，卡利普还在思考，一个人光盯着一张他从没去过的城市的地图，是否可能产生深远的改变？赛姆告诉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后，自己又继续在数据库里钻研，结果发现了一些或许有用的线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妇人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没错，他很可能还活着，只不过他用的名字不是他们之前推测的阿哈马·卡刻或哈尔敦·卡拉，而是像个游魂似的，以一个丝毫不含半点化名意味的穆阿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后，当赛姆在一本全然拥护“相反观点”的刊物里遇到同一个名字时，他并不讶异，令他吓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个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发表了两篇尖锐批评耶拉专栏的文章，里头不仅使用了同样的修辞形式，甚至连错字都一模一样。仔细推敲后，他才注意到这个人的姓名不但与如梦前夫的姓名有着相同的子音，而且还彼此押韵。接着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现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劳动的时刻》中，头衔是总编辑。于是赛姆替卡利普记下了这个编辑办公室的地址，位于城市西边的郊区：巴克尔廓伊，锡南帕夏区，艳阳丘，瑞夫贝街十三号。
挂上电话后，卡利普在市内电话簿的地图上找出锡南帕夏区。他很惊讶，艳阳丘新开发区涵盖了一整片原本荒凉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梦和前夫刚结婚时，因为丈夫想要对劳工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便搬进了那里的一栋违章建筑。卡利普仔细检视地图，看出那片他曾经去过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划分为多条街道，每一条都依照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命名。角落里有一块广场，上头标示着绿色的公园、清真寺的宣礼塔和一块小小长方形的阿塔图克雕像。这是卡利普一辈子也无法想像的一片区域。
他打电话到报社，对方说耶拉还没有来，接着他打电话给易斯肯德。他告诉易斯肯德他已经联系上了耶拉，也传达英国电视台想采访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提议，只不过他最近实在太忙。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听见另一头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就在电话附近。易斯肯德告诉他，英国人至少还会在伊斯坦布尔多待六天。他们听说了许多关于耶拉的佳评，他相信他们会愿意等，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可以主动去佩拉宫饭店＇1＇佩拉宫饭店（Pera palas Hotel）：建于1892年，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推理小说大师阿嘉莎·克莉丝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馆的411号房，在此写下《东方快车谋杀案》。＇1＇拜访他们。
09有人在跟踪我（7）
他把午餐托盘拿到门外，离开大楼。走下通往海边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暗淡苍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飞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会装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低头望着脚下泥泞的街道行走，因为他们希望能习惯这种想法，不要让自己大惊小怪。夹在腋下的侦探小说令他心安不少。或许该庆幸这些故事是出自于遥远、魔幻的国度，由一群抑郁不乐的家庭主妇翻译成“我们的话”——她们曾经在某些外语高中就读，但后来却放弃学业，为此她们后悔终生——多亏这个原因，如今我们大家才能不受影响地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办公大楼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装替人填充打火机的小贩、看起来像一团破烂抹布的驼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车站前安静的乘客们，才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庸碌过活。
他在埃米诺努上了公车，到离公寓不远的哈比耶下车。他看见皇宫戏院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等待两点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后场电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梦以及她其他同学也会来看这个午后场，挤在一群身穿同样军用上衣、满脸青春痘的学生中间。他会走下和现在一样撒满锯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阶，研究小灯泡点亮的框格里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剧照。然后，默默地充满耐心地，望着如梦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谁说话。前一场电影似乎始终演不完，门好像怎么也不会开，他和如梦肩并肩坐在熄灯暗影里的那一刻仿佛永远都不会到来。这一天，当卡利普发现两点四十五分这一场还有票时，一股自由的感觉陡然涌入心头。电影院里，前一场观众留下来的空气又闷又热。卡利普知道，等会儿只要一熄灯上广告自己将会马上睡着。
醒来之后，他坐直身体打起精神。银幕上有一名美丽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丽而迷惘。接下来看到一条宽广平静的河流、一间农舍、一座美式农庄坐落于浓密的绿阴中。接着，迷惘的美丽女孩开始和一名卡利普从没在别部片中见过的中年男子说话。他们的对话缓慢而平和，从他们平缓的脸孔和手势中，他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难。不只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满了磨难、痛苦、悲伤忧愁，把我们的脸揉捏成相仿的面貌。总当我们好不容易习惯了悲苦时，新的悲苦又压顶而至，而且更为沉重难挨。甚至当悲苦倏然降临时，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一直都在酝酿。然而，就算我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磨难像场噩梦般席卷而来时，我们依然会被孤独所吞噬，一种绝望、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担寂寞，将能使我们快乐起来。有一剎那，卡利普觉得自己的悲苦和银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许他们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这个世界，一个井然有序、不会让你期待太多、也不会弃你不顾的世界，一个要求你必须谦卑的世界。卡利普觉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灵相系，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仿佛是看着自己：从井里汲水、驾驶一辆旧福特小汽车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觉。他好想拥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丽、她的质朴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里。倘若他能拥抱她，那么这名淡褐色头发的苗条女子必然能够分享他的想法，能够懂他。卡利普觉得他好像是独自一人在看电影，眼前的画面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尽管如此，很快地，中间铺着一条柏油大马路的酷热小镇，爆发了一场战斗，一个“领导型的强壮男人”解决了冲突，这时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与那位女人之间的同伙关系。他逐字逐句阅读字幕，同时感受到戏院里躁动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缓缓从天而落的雪花里。
一直到很晚，躺在蓝格子棉被下游离于半梦半醒之际，他才蓦然想起，他将买给如梦的侦探小说忘在电影院里了。
10眼睛（1）
在他生命中那段创造力最丰盛的时期，每天写作的文字从不少于五页。——阿布杜拉曼·谢瑞夫 20世纪初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历史。
我现在要说一件某年冬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时正值我生命中一段阴郁的时期：尽管我好不容易度过了记者生涯最艰辛的头几年，但同时，在这一行想要出人头地所必须忍受的种种事情，却也已经把我最初的热情消耗殆尽。寒冷的冬夜里，当我告诉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的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已经被掏空了。那一年冬天，失眠找上了我，从此以后一辈子不再离开。于是，许多平常工作日的夜里，我和值班的同仁会在报社里留到很晚，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在白天的喧哗忙乱下写不出来的文章。“信不信由你”专栏——当时这个题材在欧洲的报章杂志里也颇盛行——便是特别为我的大夜班设计的。我会先翻阅一份已经被剪成碎碎条条的欧洲报纸，找出其中“信不信由你”的单元，详细研究上面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给我的灵感（我坚信学习外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对有害我的想像力），我带着某种艺术的狂热将脑中的模糊概念铺陈写下。
那一个冬夜，我草草瞥了一眼某本法国杂志（一本过期的《写照杂志》）中一张怪物的图片（一只眼在上，一只眼在下），接着飞快地编出一篇关于独眼巨人的文章。我列举出这种强悍的生物化身转世的过程：它先是出现在鞑鞑·廓库传说中＇1＇出自《鞑鞑·廓库之书》，是六七世纪时期开始在中亚流传的史诗，故事中也有一个大眼怪物。＇1＇，把年轻女孩吓得魂飞魄散，接着变形成为荷马史诗中背信忘义的赛克洛普斯，在布哈里的《先知史》中它是鞑迦尔本人，到了《一千零一夜》后它则闯入了大臣们的女眷闺房，在《神曲》中当但丁即将找到心爱的贝阿特丽采时（我对她是如此熟悉），它以一身紫色装束昙花一现，它埋伏打劫鲁米的商旅，而在我所钟爱的威廉·贝克福德的小说《瓦席克》＇2＇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60—1844），英国富商、小说家，其作品《瓦席克》情节古怪，是典型的哥特式小说。＇2＇中，它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女黑人的形貌。接着我开始默想，究竟额头正中央长着一只深井般的眼睛是什么模样，为什么它令我们惊惧，为什么我们非得害怕而避之惟恐不及？兴奋中我文思泉涌，挥笔在这篇短短的“专论”里加入几则小故事：其中一则是关于一个传闻住在金角湾周围贫民窟里的独眼巨人一号，有一天夜里，它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穿过了油腻、污浊、泥泞的河水，去会见独眼巨人二号。这位独眼巨人二号要不就是和前一个一模一样，要不就是个贵族独眼巨人（人们称呼它“阁下”）。那天半夜，二号来到佩拉区一家豪华的妓院，当它摘下毛皮头饰的那一剎那，所有的莺莺燕燕全都吓昏了过去。
我草草附上一行字，提醒那位特别钟爱此类题材的插画家（“拜托，不要胡子！”），然后在半夜十二点多左右离开了报社。由于我并不想回我那寂寞寒冷的公寓，因此我决定在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大街小巷里走一走。一如往常，我心情低落，但对于我的专栏和故事却感到自得意满。我心里想着，也许待会儿散步的途中，我可以来幻想那篇故事得到广大的赞美认同，这么一来，说不定能延迟那如不治之症般纠缠我不放的莫名忧伤。
我穿过后街暗巷，越往里面走，巷子就越窄越黑，每一条都以任意的斜角互相交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侧身挤过相倚相叠的幽暗房舍，只见每个封闭的阳台早已扭曲变形，窗户漆黑一片。我走入那些被遗忘的街道，那儿，就连群集的野狗、睡眼惺忪的守夜人、吸毒者和鬼魂们都不敢涉足。
陡然间，我感觉有一只眼睛从某处注视着我，一开始我并不惊惶。我推测这是由于我刚才写了那篇文章，所以生出此种虚妄的知觉。因为不管是歪扭的阳台窗口——我感觉它在那里——还是空地的深邃黑暗中，事实上都没有眼睛在看我。我所意识到的存在物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幻象，我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四周阒然无声，除了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