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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莫尔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无情地压在他身上的那具躯体在同一时间变得又轻又重；扼住他喉咙的手变得又紧又松。那个人发出了一声低吟，好像有某种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时，莫尔斯用膝盖轻而易举地把他顶开了。那个人蹒跚地退向塔楼的一侧，疯狂地把手伸向最近的垛口，想支撑住自己。但是他的冲击力太大了。他的右手撞上去寻找支撑的时候，砌石立刻崩塌了；他头朝下从护墙上栽了下去。
然后，莫尔斯听到的是他的身体翻滚着摔向下面很远处的地，恐怖的“吆哦”声逐渐变弱，最后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然后是那些经过塔楼下面的人发出的惊声尖叫。
刘易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抓着一只长柄黄铜烛台的顶端。“您还好吗，长官？”
莫尔斯还躺在那里，欢快地大口呼吸着令他陶醉的空气。手臂的疼痛就像极端的牙痛，他摊开双臂，躺在微微倾斜的屋顶上，好像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您还好吗？”现在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一个更加温和而柔软的声音，然后冰凉的细长手指贴在了他汗涔涔的额头上。
莫尔斯点了点头，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他看见一缕秀发轻轻搭在她的脸上，鼻子两侧有些淡棕色的雀斑。她跪在他的身边，大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泪花。她把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紧紧地搂住他，莫尔斯感觉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从塔楼上慢慢走下来的时候，她只在前面带了很短的一段路，他们的手还是紧紧相握，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几分钟之后，刘易斯看到他们坐在圣母堂的后排座位上，她的脸庞还留着泪渍，欣慰地枕在他的肩上。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刘易斯看到了两个人在塔楼顶上，然后拼尽全力爬下了五层楼梯，在一楼的化妆品柜台撞到了几位挡着路的年轻女士，最后像某个挫败的复仇之神一样，不停地用拳头重重地砸着北门。他知道那个女人还在里面，但是他觉得她可能出了什么事；他绝望地把一块大石头砸向最低最顺手的那扇窗户，既是为了让她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为了制造可能的入口。女人听到了。门打开了，他从圣母祭坛上抓起一只烛台，然后冲上塔楼的阶梯，一步三级台阶地跑到塔顶之后，用尽全身力气把烛台砸向这个袭击莫尔斯的大胡子的后背。
刘易斯出来的时候，两位当值警察已经到了现场。一圈人站在四五码开外的地方围住死尸，救护车已经从拉德克里夫医院出发，正在沿着圣贾尔斯路鸣响警笛开过来。刘易斯从祭衣室的挂钩上拿下一件法衣，把它盖在尸体上面。
“您知道他是谁吗？”一位警察问道。
“我想是的。”刘易斯说。
“你还好吗？”驼背的法医是第三个问出同样问题的人。
“很好。去里维埃拉 1 待几个星期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哈！他们都这样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问我病人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他们都会说同样的话——‘哦，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是感觉不好会告诉你。”
“你知道的，莫尔斯，每个人这辈子至少都1 里维埃拉是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有很多度假胜地。
会生一场大病——最后一场。”
嗯。这是个好想法。
刘易斯回到了教堂，外面的事情基本准备完毕，“您还好吗，长官？”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莫尔斯说。
鲁思·罗林森仍然坐在圣母堂的后排座位上，目光茫然地盯着前方——平静、沉默而消极。
“我去送她回家。”刘易斯平静地说，“您就——”
但是莫尔斯打断了他。“恐怕她不能回家。
你必须把她带回局里。”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被捕了，而且我要你亲自给她录口供。”他转向刘易斯，声音带着一股无法解释的愤怒，“听明白了吗？你！亲自！”
鲁思一言不发，毫无抵抗地被一位警官带上警车。她离开之后，莫尔斯、刘易斯和法医也跟在后面出来了。
外面的人群在盖着法衣的尸体周围围了三四圈，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兴趣盎然地望着他们，好像一出戏里的主角刚刚走上舞台：一个有些驼背的年长男子，如果现在是一五五五年，他们便目睹了里德利1和拉蒂默2在几百码之外的贝利奥尔学院门口被烧死，自己却面不改色；一个表情沉着、体格健硕的男人，刚才似乎在负责全部行动，但是现在有点退居幕后，好像是因为他的上级在场；最后一个男人稍瘦一些，秃顶，脸色灰暗，他的目光锐利，举止沉着——同另外两个人相比——1 尼 古 拉 斯· 里 德 利（Nicholas Ridley， 约 15001555），英国国教殉教者，曾任伦敦主教，爱德华六世驾崩之后因为支持信奉英国国教的格雷郡主而被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一世逮捕，在牛津被火刑处死。
2 休·拉蒂默（Hugh Latimer，14851555），英国国教殉教者，曾任伍斯特主教，爱德华六世即位之后大力推行英国国教，后被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一世逮捕，在牛津被火刑处死。
流露出自然的权威。
这三个人站在那里——站在盖着法衣的尸体前面。
“你想看看他吗，莫尔斯？”法医问道。
“我已经看够了。”莫尔斯咕哝道。
“他的脸还行——如果你感到反胃的话。”
法医拉开法衣的上端，露出死者的脸，刘易斯弯下腰，颇有兴趣地认真看了看。
“原来他长的是这个样子，长官。”
“什么？”莫尔斯说。
“劳森的弟弟，长官。我刚才说——”
“那不是劳森的弟弟。”莫尔斯轻声说道，其实他的声音很轻，另外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听到。
± 鲁思之书 ±38牛津曼宁联排屋 14A 号鲁思·罗林森小姐的证言，罗林森小姐口述并签字，泰晤士河谷警察局（刑事侦查部）刘易斯警官见证。
可能从二十年前说起更加容易。当时我在牛津高中预科一年级，攻读英语、历史和经济的高级教育证书。有一天早晨，校长到班上来把我喊了出去。她告诉我要做个坚强的姑娘，因为她要告诉我一个噩耗。我的父亲，当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工人，突患严重的冠状动脉血栓症，在被送往拉德克里夫医院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最大的感觉是麻木，还有一点真正的悲痛。其实，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师和同学们用前所未有的善意对待我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丝自豪。好像我是一个用无比的坚毅忍受巨大不幸的英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讨厌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多么亲密。我睡觉之前会例行公事的亲吻，或者考了好成绩之后他会给我一英镑零花钱，但是他对我的关心很少，而且没有真正的爱。可能这并不是他的错。我母亲已经被多重硬化症折磨垮了，虽然当时她大体还能活动，但是父亲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她的健康和幸福上。他肯定爱她至极，而他的去世是对她的沉重打击。几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好像变了。她这样的女人好像永远无法忍受丧夫之痛，因此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开始失去对学业的全部兴趣，而且开始失去对母亲的关爱。我怀疑她夸大了自己的残疾，我为她洗衣做饭打扫购物得到的感谢越来越少。我继续上学，并且参加了次年的高级教育证书考试，但是我没有申请大学，虽然奇怪的是，我的母亲希望我申请。我去高街上的马尔伯勒秘书学校读了一年，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我在毕业之前就收到了三份录用通知，最后我接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条件优厚的录用通知，为一位和我父亲稍熟的先生做私人机要秘书。他是个非常和蔼的上司，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五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是个单身汉，我为他工作一年左右以后，他开始偶尔请我出去吃饭，或者去普雷豪斯看戏，我答应了。他从来没想占我的一点便宜，只有他挽着我的胳膊走向汽车的时候，我们之间才会有最轻微的身体接触。但是我爱上了他——我觉得不能自拔。后面的几天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我的上司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而我母亲的情况突然严重恶化。我很难说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
我告诉过她求婚的事情，而她把自己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他只是个寻找固定性伴侣的老色鬼，而且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荒唐！我应该给自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好小伙子。我最后会把她留在某个偏僻的慢性病患者疗养院里腐烂——这是她为自己设想出的最糟糕的状况，我意识自己告诉她这条消息的时候，可能并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震惊感。不管怎样，她的医生告诉我她的身体很差，必须立刻住院。
然后，另外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我的母亲回到家里，现在每天都需要精心的照料，我告诉我的上司不能接受他的求婚，而且在这种状况下，我最好还是辞职。我记得他的眼睛里透出那孩子般的忧伤与失望。三个星期之后，我离开的时候，他带我去伊丽莎白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整晚他都在开心地说话。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坐在车里，非常尴尬地试图道别，这时候我转过身，无拘无束、充满爱怜地亲吻了他。从那一天开始，我筑起了心中的堡垒，就像我母亲那样。毫无疑问，我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我的母亲。不管怎样，母亲可能非常正确。我辞职的时候二十四岁，上司四十一岁。我之后只是偶尔在街上遇到过他一两次。我们礼貌地寒暄之后，就各走各的了。他一直没有结婚。两年之后他死于脑溢血，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回想起这件事来，我并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而感到非常懊悔，但是我一直后悔没有答应做他的情人。这些事实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出来，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开始变糟，而不是要为自己在即将发生的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任何开脱。
我现在得谈谈钱。失去了那份还算丰厚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就必须精打细算，母亲认为，既然我在高级教育证书经济学的考试里得了及格分，我就肯定能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去打理钱财。因此，很快我就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全部财务情况，我的母亲很快就欣慰地把全部责任交给了我。
房子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房子上设定了组合按揭和人寿保险。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房子太大了，但是现在的市价是父亲二十五年前购买时候的十倍，而且他去世之后房产归我们所有。当时我母亲的各种股票还有两千英镑左右的可变现市值，我自己在劳埃德银行的储蓄账户里也有八百多英镑。除此之外，我的母亲还有一小份遗孀养老金，这是父亲当时在出版社办理的保险，从这时候开始，我还向社会保障部申请了一份赡养津贴。随后的十年里，我在家里接了不少打字的活——大部分是博士论文或者文坛新星的手稿之类。
所以我们的生活还算安稳舒适。接着，两年前股市暴跌，我听从别人的劝说，抛出了母亲的全部股票，换回不到五百英镑。
其实只要我再持有六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至少远没有这样糟糕，但是当时人们都很害怕股市完全崩盘。后面几个星期里股价跌得更低，好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其实是我被误导而做了灾难性的决定。
我尽量不把这些告诉母亲，其实这也不难。
她对金融事务一窍不通。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精打细算地用好自己的一点点钱，而且从来不让母亲操心或是过分关注这类事情。父亲去世之后，责任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纤弱的肩膀上，我的母亲满心希望一切都好。如果让她担忧，我就会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随后决定（要记住这只是两年之前）把我们剩余的全部资产用在一项我认为不错的投资上。我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大，我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把房子分成两部分，母亲和我住在一楼，另外一家住在二楼。我想把前厅分割一下，这样楼梯就可以直接通往完全独立的居所。楼上已经有厕所和淋浴间了，主要的改建工程只是楼上的厨房水池和楼下的淋浴房，还有第二扇前门，这样就不需要共用钥匙或者门铃，而且没有邮件投递的问题。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一位朋友（是的，我马上就会提到）为我做了一份简洁的小方案，得知不需要申请规划批准之后，我开始询问工程预算。虽然报价高得惊人，但是我认定我们可以接受报价最低的一千五百英镑。所以我继续下去，几个月之后工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