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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位想知道我如何传讯息给他……”
说到一半，宾厄姆就叫起来：
“当然想！当然想！”他的口气很紧迫。
“好，”巴兹尔说，“就像这样。”
他突然把一只脚抬起来，然后两只靴子交互在地上原地踏步，再以一条腿立着。由于巴兹尔单脚在空中狂乱地画圈，尽管他的脸色很严肃，还是十分滑稽。
“是两位逼我的，”他说，“你们逼我说出朋友的秘密。可是，为了替他着想，我不得不说出他的秘密。”
宾厄姆敏感的脸平添了一种痛苦的表情，那是由于偷听到不可告人的内幕时，所显露出来的痛苦。
“当然啦，如果有什么悲痛——”他说。
巴兹尔把他的脚大力放回地毯，将愣住的两个人重重一震。
“一群白痴！”他叫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人吗？或许你们看过詹姆斯·查德忧郁地来回于他简陋的家以及寒伧的图书馆之间，带着他那些无用的书本和一把烂雨伞。可是你们从未发现，他有一双狂热分子的眼睛。他那张脸总是被眼镜和破旧衣领挡住，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他像是会烧死异教徒或是为点金石而死的人？就某方面而言，都是我的错，是我，我点燃了他致命的信念。我和他争论他着名的语言理论，他的理论内容是：语言对某些人而言有其完整的意义，对一般人来说只是学人家使用而已。我也嘲笑他对于事情的理解不够实际。结果，这个重视荣誉的老顽固搞出了什么？他已经回答我了：他创造出了他自己的语言系统，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解释；我是说，他创立了他自己的语言。他发誓，他不再使用一般语言，直到人们可以了解并使用他的语言和他沟通为止。他不会妥协的，我了解他的想法、小心地遵守他的指示，我认为其他的人也该这么做，我们不能忽视他的苦心，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实验。他理应获得每年八百英镑的薪水，直到他停止跳舞为止。如果现在阻止他跳舞，这将是可耻的暴力，会毁掉伟大的理念，那几乎等同宗教迫害！”
宾厄姆先生热诚地伸出他的手。
“谢谢您，格兰特先生，”他说，“我希望我能筹集这笔每年八百英镑的补助，我想我办得到。您要搭我的便车吗？”
“不必了，非常感谢。宾汉先生，”格兰特开心地说，“我还想到花园和教授聊一下。”
查德和格兰特谈得甚为起劲。直到我告辞的时候，他们还在跳舞。
查德教授之舞
在鲁伯特·格兰特的言谈当中，有两种很有趣的特质：第一种，是他对于侦探推理的沉迷与幻想：第二种，则是他对于伦敦生活的浪漫情怀。他的哥哥巴兹尔是这样形容他的：“鲁伯特的推理方式相当冷酷清晰，但总是把他引入错误的方向；他的诗才灵光乍现，却能将他导入正轨。”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倒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很有趣地补充以上的说法。
那次，我们正沿着布朗普登某条孤零零的街道散步。街道里充满了明亮的蓝色幽光，那种光芒总在夏夜八点半出现，乍现时看起来并不像黑暗的前兆，反而像是一种崭新的蔚蓝光源，仿佛地球突然被蓝宝石般的太阳照亮了。在冷蓝的光晕中，街灯渐次放出柠檬色的光芒。鲁伯特和我走过这些街灯，他兴奋地高谈阔论，苍白的星星在天空中一一闪现。鲁伯特很兴奋，因为他想证明他第九百九十九条业余侦探理论是对的。他带着满脑子疯狂的逻辑，在伦敦到处闯荡；不是目睹了车祸中的阴谋，就是从坠落的炮弹中得知天意。此刻，他猜疑的对象，是一位走在我们前方的送牛奶的工人，他看起来闷闷不乐。由于之后碰上的事件太惊心动魄了，以致于我实在不记得送牛奶的人有何可疑之处。我想唯一扯得上关系的，是他只带了一小罐牛奶，牛奶罐的盖子没盖好，他又走得很快，所以牛奶就溅到了人行道上。由此可见，他似乎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不在焉，正在想别的事；至于相关的其他细节——大概和泥泞的靴子有关——我已经完全忘记了。鲁伯特提出以上诸多疑点与分析后，我颇为无情地嘲笑了他一番。虽然鲁伯特是我的好友，可是由于他有种艺术家的敏感，我的嘲笑惹恼了他。他用力地吸了一口雪茄，故做平静，以表现他的专业水准，可是，我想那支雪茄差不多快被他咬烂了。
“亲爱的朋友，”他尖酸地说道，“我和你赌半个银币。无论最后那个送牛奶的人停在何处，我都可以从他身上发现蹊跷。”
“这点钱我还赌得起。”我笑道，“成交！”
我们尾随着神秘的送牛奶人，静静地走了大约一刻钟之久。他越走越快，我们得十分吃力才赶得上他。有时候他会泼出一些牛奶，在灯光下发出银白色的亮光；但突然间，我们一不留神，他就会消失在某间屋子的台阶前。我想，鲁伯特一定以为那个人是神仙之类的；在那一瞬间，他以为对方真的不见了。他对着我念叨，我也没怎么注意听他说些什么；他上前追查那个神秘的送牛奶人，然后，自己也消失在前方。
我在冷清的街上，独自靠着灯柱等了至少五分钟。不一会儿，送牛奶的人又爬上台阶，不过这回他没带牛奶罐，便匆匆忙忙赶路去了。两三分钟之后，鲁伯特也跳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然而笑得很开心——这在他身上并不矛盾，通常代表着兴奋。
“我的朋友，”他搓着手说，“真相大白了。对于这个浪漫城市的各种可能性，你不能再庸俗地轻易忽略了。好孩子，给我半个银币吧，为你那乏味的善良本性付点代价吧。”
“什么意思？”我狐疑地说，“你是说，你真的发现了和那可怜的送牛奶人有关的事情？”
他的脸拉了下来。
“噢，送牛奶的人，”他说道，故做悲惨状，假装听不懂我的意思，“不，我并未发现什么和他特别有关的事，我——”
“那个送牛奶的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坚定而严肃地问道。
“嗯，老实说，”鲁伯特顾左右而言他，“根据我的观察，这个送牛奶的人，只说了‘小姐！牛奶来了！’，然后就交出牛奶罐。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做任何暗号或是——”
我捧腹大笑。
“你这个白痴！”我说，“你为什么不干脆承认错了？为什么说这个人必定暗藏了什么玄机？你不也承认他没说过或做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你自己说的，不是吗？”
他的面色凝重起来。
“好吧，既然你这么问我，我就承认吧。那个送牛奶的人，可能没做什么坏事，很可能我真的误会他了。”
“好了，”我又好气又好笑，“记得你欠我半个银币。”
“关于这一点，我可不同意。”鲁伯特冷冷地答道，“关于他本人的所做所为，很可能没什么问题，他可能真的是无辜的。不过，我可没欠你半毛钱。根据我们原先的约定，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无论最后那个送牛奶的人停在何处，我都可以从他身上发现蹊跷。”
“那又怎样？”我说。
“怎样？”他答道，“我是发现了一些蹊跷，跟我来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他已转过身去，穿过蓝色的暗夜，消失在那房子如濠沟般的地下室里。我没有考虑的机会，只得跟着他走。
当我们走下去之后，我有种愚蠢无比的感觉，正如俗话所说，就是“进退两难”。下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锁住的门和紧闭的百叶窗，以及我们顺着走下来的阶梯和眼前的一口荒谬的井；当然，还有这个带我下来的无聊男子，他正站在那里猛眨眼。我正想转头离开，这时鲁伯特抓住我的手。
“你听听看。”
他说道，右手紧抓着我的外套，左手握拳敲着地下室的百叶窗。他神情严肃，我只好停下脚步，把头往前靠过去听。里头传出一阵阵呢喃声，显然是人类的声音。
“你和里头的人说过话吗？”我转向他，突然问道。
“还没。”他冷笑着，“不过我很想这么做。你知道里面的人说什么吗？”
“不，当然不。”我答道。
“那我建议你仔细听听。”鲁伯特强硬地说。
傍晚气派的街道一片死寂，我站着倾听了一会儿。木墙上有一道窄细的裂缝，里头发出一种持续的呻吟声，听起来像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他们会让我出去吗？”之类的话语。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猛然转向鲁伯特。
“你大概以为我是嫌犯，忘了我也算得上是个侦探吧？”他讽刺地回答，“我两三分钟前才刚到这里，那时百叶窗后头的女人——显然是个女人——正在疯狂呻吟。哦，亲爱的朋友呀，除此之外，我对她一无所知。很奇怪吧，她并不是我的私生女，也不是我的妻妾；可是，当我听到有人哀号着无法逃脱、像个疯婆子一样自言自语、握拳拍打百叶窗等等——两三分钟前她就这样了——我便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整件事就是这样。”
“好家伙，”我说，“我道歉，真是错怪你了！可是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接下来该怎么办？”
鲁伯特手里握着一柄长长的折叠小刀，刀锋闪闪发光。
“首先，”他说，“让我们撞门进去。”
他把刀刃插入木墙的细缝里，撬开一条木板，敲开一个洞，从洞里可以一窥黑色窗板之后的究竟。里面的房间漆黑一片，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窗子是封死而不透明的，就像石板一样漆黑。然后，我们渐渐感到有些不对劲，于是我们屏住呼吸，向后退了几步。我们赫然发现，有两大颗灰暗的人类的眼睛，非常靠近我们，而且忽然间窗户变得像是一张面具，一张苍白的人脸就贴在里面的窗玻璃上，越来越清晰，接着那个人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鲁伯特没有回答我，只是举起他的手杖，把手杖的金属头当成西洋剑，瞄准了窗玻璃，并在上头开了一个又小又准的洞，真没想到他竟然能够办得到。洞一开，声音立刻冒了出来，这是一阵尖锐、暴躁，而且非常清楚的声音，嚷着要得到自由。
“出不来吗，夫人？”我有点慌张地凑近洞口说。
“出去？当然出不去，”这位不知名的女子苦苦呻吟着，“他们不准。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出去，我会去报警，可是，这些都没用。没有人知情，也不会有人过来。他们高兴把我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除非——”
这件邪恶的神秘事件让我感到义愤填膺，正当我举起手杖，想要破窗而入时，鲁伯特却紧紧握住我的手，带着一股奇异、平和而且神秘的坚定；仿佛想阻止我，却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停下来，轻轻转向前门阶梯的墙壁。眼前的景象把我和鲁伯特都吓呆了，原来，那里有个像柱子般静止不动的高大影子，显然有人正从门里探出头来，朝向我们这边张望。由于那个人的头正好挡到一盏街灯，于是投射出一大道黑影。因此我们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只知道他一定正在瞪着我们；此刻，鲁伯特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冷静。他懒懒地按了门铃，若无其事地把说到一半的话继续说完，当然，这全是装出来的，我们刚才根本没说什么话。那个门廊上的黑色人影没有动，我差点以为那只是一座雕像。没多久，阶梯下方这片灰暗的空间被煤汽灯照亮了，地下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位小巧有礼的女仆站在门口。
“很抱歉，”鲁伯特努力用一种既亲切又粗鄙的口吻说，“您是否愿意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做点好事。我们不敢奢求——”
“别找我们。”
这位瘦小的仆人严厉的语气中带着仆人特有的冷漠。然后，她就当着我们的面把门“砰”的关上了。
“真是可悲，真可悲，这些人太无情了。”我身旁的这位善心人士沉重地说。
我们才刚走上台阶，在门廊那个不动的人影却不见了。
“好啦，你觉得怎样？”鲁伯特问，当我们走回大街时，他忙着拍打手套。
当时，我真是难过极了，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你不觉得，”我有点羞怯地问，“把这件事告诉你哥哥比较好吗？”
“好啊，如果你想告诉他的话，”鲁伯特威严地说，“他就在附近，我和他约在格格斯特火车站碰面。我们要搭车过去吗？或许吧，如你所说，他会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格格斯特车站看起来很残破，到处破破烂烂的，好像遭遇过什么意外似的。我们四处张望了一阵子，终于看见巴兹尔·格兰特戴着一顶大白帽的大脑袋就挡在售票口前。开始，我还以为他在买车票，而且还费时颇久。实际上，他正在与售票员讨论宗教问题，而且由于谈得太兴奋了，他几乎把整个头都塞进售票口去了。我们把他拖走，可是一时之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