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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她说着一把抓起肖恩的袖口。
肖恩百般无奈，用求救的眼光搜寻着克莱尔，但是看不见她的影子。肖恩怀着少有的顺从心情跟随她走下阶梯，向码头走去。由于萨拉的高跟鞋不时绊住木板地板的空隙，他不得不走几步扶她一下。走到通向游艇的跳板尽头，肖恩看到一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带着有饰钮的领圈，露出一口白牙。
“这是我的船，”萨拉说。“它叫幸运夫人号。想不想去兜一圈？”“我想甲板上那条狗并不喜欢有人作伴，”肖恩说。
“你是说蝙蝠侠？”萨拉问。“不用担心。只要你同我在一起，这条狗会像小绵羊一样温顺。”“也许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肖恩说。“说实话，我肚子饿极了。”“冰箱里有东西吃，”萨拉执意要留他。
“我知道，但是我一心想吃刚才在帐篷下看到的鲜蚝。”“有鲜蚝啊？”萨拉说。“也很配我的胃口。我们过一会儿再来看船。”肖恩把萨拉领回到游泳池旁边，就溜走了，让她去同一对已参观过游艇但不起疑心的夫妇周旋。正当他在人群中寻找克莱尔时，一只强劲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胳膊。肖恩回头一看，原来是保安主任罗伯特·哈里斯。由于梳着海军陆战队的短平头，尽管穿上了夜礼服，也改变不了他的形象。可能是衬衫领口太紧，他那胖乎乎的脸上一双眼睛可怕地突出。“我想给你一些忠告，墨菲，”哈里斯说，毫不掩饰他的鄙视神情。
“真的吗？”肖恩故意提出疑问。“这倒很有趣，我们两人共同之处太多了。”
“你是个目空一切的家伙，”哈里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这就是你的忠告吗？”肖恩问。
“离萨拉·福布斯远一些，”哈里斯说。“我决不会再重复这个忠告。”“见鬼，”肖恩说。“这样我不得不取消明天同她一起野餐的约会。”“别把我逼得太紧！”哈里斯警告道。他朝肖恩狠狠瞪了一眼，昂首阔步地走开了。
肖恩最终在陈列鲜蚝、虾和蟹的餐桌旁发现了克莱尔。他一边把海鲜装满自己的盘子，一边责怪克莱尔让他陷入萨拉·梅森的魔爪之中。
“我想我应该事先警告你，”克莱尔说。“她只要一喝醉，就到处追逐穿裤子的人。”“看来我在这里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他们还在忙着品尝海鲜时，梅森大夫走上讲台，轻轻敲了敲麦克风。等人群停止交谈侧耳倾听时，他介绍了霍华德·佩斯，对他的慷慨捐赠表示衷心感谢。在一阵热烈掌声以后，梅森大夫请嘉宾讲话。
“他的话肉麻得让我难受，”肖恩低声对克莱尔说。
“乖一点，”克莱尔责备他。
霍华德·佩斯的开场白也是一派陈词滥调，但是突然他的嗓音变得沙哑，说了以下一段感情流露的话。“即使这张一千万美元的支票也难以充分表达我的感情。福布斯癌症中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我来这里治疗以前，我的所有医生都认为我的脑瘤已处于晚期。我几乎绝望了。感谢上帝，我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也要感谢上帝，为福布斯癌症中心提供了这些有献身精神的医生。”佩斯激动地讲不下去，他挥舞着手中的支票，眼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梅森大夫赶忙走到他身边，把支票接过来，否则佩斯一松手，这张支票可能随风飘到海湾中去。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晚上的正式仪式到这里结束。客人们拥向讲台，想一睹这个情感丰富的霍华德·佩斯。他们没有预料到一个实业界巨头会给人以这种亲切感。
肖恩对克莱尔说：“很抱歉，我实在不愿意这么早就拉你走。但是我今天早上5点钟就起身，现在有些困了。”克莱尔把杯子放下。
“我也想走了。再说，我明天一早还要上班。”他俩找到梅森大夫，向他道谢，但是他当时心不在焉，没意识到他们是在道别。肖恩看到梅森太太不在，暗暗感到庆幸。
他们的车驶上公路后，肖恩首先说：“佩斯的演讲确实十分动人。”“晚宴的价值就在于此，”克莱尔表示同感。
肖恩把车停在克莱尔的本田车旁边。两人之间突然出现了尴尬的场面。
“我今天下午买了一些啤酒，”肖恩打破沉默的气氛。“你愿意上去呆几分钟吗？”“好，”克莱尔热情地说。
肖恩跟在她后面登上楼梯，他怀疑自己是否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耐力。他觉得自己就要睡着了。
走到房门口，他动作笨拙地摸出钥匙，费力地找那把开房门的钥匙。他终于把锁打开，推门进去，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当他的手指摸到开关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当他看清谁在等他时，全身一阵战栗。
“轻一点！”梅森大夫对救护车随车护理人员说。他们正在用一副特殊担架把海伦·卡伯特从救护飞机上抬下来。救护飞机刚从波士顿把海伦运到迈阿密。“小心！”梅森大夫还穿着夜礼服。玛格丽特·里士满在晚宴快结束时打电话通知他，运送海伦·卡伯特的飞机就要降落。梅森大夫一分钟也没耽搁，跳上美洲豹牌汽车就驶向机场。
护理员尽可能小心地把海伦抬进救护车。梅森大夫爬上去，问这个重病人：“你感到舒服吗？”海伦点点头，这次航行真够呛。尽管登机前用了很多药，但是仍没能控制她的发作。除此以外，飞机在华盛顿市上空还遇到恶劣的气流。
“我很高兴能到这里，”她说，勉强笑了一下。梅森大夫握了一下她的胳膊，让她放心，然后从救护车上下来，走到她父母身边，他们是随飞机送女儿来的。他们决定，卡伯特太太坐救护车，约翰·卡伯特坐梅森大夫的车。
梅森大夫的车跟在救护车后面。
“你亲自来机场接我们，我很感动，”卡伯特说。“从你这身打扮来看，恐怕我们打乱了你晚上的安排。”“说真的，你们的时间算得正好，”梅森说。“你认识霍华德·佩斯吗？”“那个飞机制造业巨头？”约翰·卡伯特问。
“正是他，”梅森说。“佩斯先生向福布斯中心提供一笔慷慨的捐款，我们正在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当电话来时，整个仪式已进入尾声。”“不管怎样，你的关心使我们很放心，”约翰·卡伯特说。“许多医生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注意力不集中。他们对自己比对病人还关心。我女儿这次生病真让人开了眼界。”“遗憾的是，像你这种意见实在太普遍了，”梅森大夫说。“但是在福布斯中心，一切以病人的利益为重。要不是资金紧张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由于政府方面开始削减补贴，我们不得不自己奋斗。”“如果你们能帮助我女儿，我将乐意在资金方面作出贡献。”“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她。”“告诉我，”卡伯特说。“你认为她有多少机会？我要你讲实话。”“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很大，”梅森大夫说。
“我们在治疗海伦这种肿瘤方面运气很好，当然我们必须尽快开始治疗。我曾经设法让她尽快转到这里，可是你们波士顿的医生却不愿意放她。”“你知道波士顿那些医生。只要还有试验没有做完，他们就要做完。有时，当然，他们还要重复做试验。”“我们曾设法劝他们放弃活组织检查，”梅森大夫说。“我们现在可以用更先进的磁共振成像仪诊断出成神经管细胞瘤。可是他们就是不听。你也知道，不管他们做过没做过，我们反正也得做活组织检查。我们还得用她的肿瘤做组织培养，这是整个治疗方案的组成部分。”“什么时候能做？”约翰·卡伯特问。
“当然越快越好，”梅森大夫说。
“可是你不必这样尖叫，”肖恩说。他开灯时遇到的惊吓仍未消失。
“我没有尖叫，”珍妮特说。“我只是喊叫一声‘真意外’。我也说不上究竟是我、你，还是那个女人最感到意外。”“那个女人是福布斯癌症中心的工作人员，”肖恩说。“我不知告诉你多少遍了。她在中心的公关部工作。她是他们派来接待我的。”“难道接待就要在晚上10点过后到你房间来？”珍妮特揶揄他说。“别对我神气活现。我才不信呢。你到这里一天也不到，就有女人上你房间了。”“我开始并不想请她进来，”肖恩说。“可是那样会很尴尬。她下午送我到这里来，晚上又领我去参加福布斯中心的宴请活动。我们停在门口，以便她取回自己的车。我想我应该热情好客一点，所以请她来喝啤酒。实际上我已告诉过她我累极了。见鬼，你平时不是老说我缺乏社交风度吗？”“想不到你学得这么快，正好用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身上，”珍妮特怒气冲冲地说。“我想我的怀疑决不是无中生有的。”
“好吧，但是你有些小题大作，”肖恩说。“不去管它，你究竟怎样进来的？”
“他们给我过去两个门的那套房间，”珍妮特说。“而你房间的滑门没锁上。”
“他们为什么让你住在这里？”“因为福布斯癌症中心雇用了我，”珍妮特说。
“这是让你吃惊的地方。
我要在这儿工作。”这是一个晚上第二次，珍妮特让肖恩惊得目瞪口呆。“在这儿工作？”他喃喃重复这个问题，好像没听懂似的。“你在说些什么啊？”“我给福布斯医院挂了个电话，”珍妮特说。“他们正好有一项现职护士招聘计划，所以当场拍板雇用了我。他们再打电话给佛罗里达护士管理委员会，为我申请了120天的临时工作许可证，同时再为我办佛罗里达的护士执照。”“那么你在波士顿纪念医院的工作呢？”肖恩问。“没问题，”珍妮特说。“他们给了我立即生效的假期。这些日子做护士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护士紧缺。在规定聘用条件方面，我们护士比其他许多雇员有更多的发言权。”“听上去很有意思，”肖恩说。眼下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这样我们又可在同一单位工作。”“你难道没想过你应该先同我商量一下吗？”
肖恩问。“没办法同你商量，”珍妮特说，“你正好在路上。”“那在我动身以前呢？”肖恩问。“或者你也可以等我到这里后电话联系。我想我们本来是应该商量一下的。”“这就对了嘛，”珍妮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了才能商量嘛，”珍妮特说。“我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我们的事。在波士顿，你又要做作业，又要搞研究，根本就没空。这儿你的担子无疑要轻一些。不像在波士顿，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肖恩从沙发站起来，向滑动门走去。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到佛罗里达的这场戏演得很糟糕。“你是怎么来的？”他问道。“我坐飞机来的，然后在机场租了一辆车，”珍妮特说。“那就是说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肖恩说。“如果你以为还可以把我送回去，趁早改变念头吧，”珍妮特说话时带着尖刻的声调。“这很可能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了我认为是重要的事违背父母的意愿。”她气势汹汹地说，但是肖恩听得出她就要放声大哭了。“也许我们两人的事在你的计划中根本排不上号……”肖恩打断她的话。“你越扯越远了，根本不是那回事。问题在于我还不知道是否要呆下去。”珍妮特给惊呆了。“你在说些什么？”她问。
肖恩回到沙发旁，坐了下来。他看着珍妮特淡褐色的眼睛，把他到中心后令人不安的遭遇向她和盘托出，提到一半人对他敬如上宾，另一半人对他粗暴无礼。他没有忘记告诉她最关键的一点，即梅森大夫和利维大夫不肯让他参加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
“那么他们要你做什么呢？”她问道。
“他们给我安排的工作并不轻松，”肖恩说。“他们要我设法制造某种蛋白的单细胞抗体。如果这方面不成功，就要我去搞蛋白结晶。这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还不如回波士顿去搞我的致癌基因项目，也好为博士论文作准备。”“也许你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珍妮特建议道。“帮她们搞蛋白，同时作为报偿照样搞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肖恩摇摇头。“他们态度很坚决。他们不会改变主意。他们说成神经管细胞瘤研究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我来这儿是搞基础研究的。我私下对你一个人说，我怀疑他们不肯让我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日本人？”珍妮特大惑不解地问。
肖恩告诉珍妮特福布斯中心以生物技术产品的专利换取日本公司的巨额投资。
“不知为什么，我认为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也是他们交易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公司愿意提供这么多钱。显然，日本人指望有一天他们的投资能得到报偿，当然是越早越好啰。”“太糟糕了，”珍妮特说，她是针对自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