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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企业界有一张广泛的关系网，”斯特林说。他靠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我很想吸收你加入我们这个关系密切、严格保密，但效率极高的关系网。我敢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双方都可获得有用的情报。现在的问题是，你愿意加入吗？唯一的义务是绝对不向任何人透露情报的来源。”“如果我不想加入呢？”赫伯特问话时声音刺耳。
“我会把你同田中的密谈转告富兰克林银行的某些人，他们也许对你的前途有一些发言权。”“这是讹诈，”赫伯特说。
“我把这称为自由交易，”斯特林说。“作为你的入会费，我想了解你向田中提供了哪些有关肖恩·墨菲的情报。”“太无耻了，”赫伯特说。
“别激动，”斯特林警告他。“不要让我们的谈话变成仅仅是一种姿态。
事实上，你的行为才是无耻的。你拉到须下公司这样大的客户不知会得到多少好处，我只不过要求你付出微不足道的代价。况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今后会对你有用的。”“我没有提供多少情况，”赫伯特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情况。”
“那就更好了，如果这样说能使你心安理得的话。”斯特林说。
两人都缄默不语，隔着办公桌对视了一阵子。斯特林喜欢让对方有思考的余地。
“我只告诉田中，墨菲先生和几个合伙人在贷款创办一家新公司，”赫伯特说。
“但我没告诉他具体数字。”“公司叫什么名字？”斯特林问。
“致癌基因公司，”赫伯特说。
“打算生产什么？”斯特林问。
“治癌的健康产品，”赫伯特说。“既有诊断用的，也有治疗用的。”“开业的时间？”“就在今后几个月内，”赫伯特说。
“还讲了些什么？”斯特林说。“我想补充一点，我是有办法核对你提供的情报的。”“就这些，”赫伯特说。他的话音中流露出不满。“如果我查出你是故意搪塞的话，”斯特林警告说，“我就认为你拒绝合作。”“我还有其他约会，”赫伯特简短生硬地说。
斯特林站起来。“我知道逼你这样做你感到很不愉快，”他说。“但是，请记住，我很感激你，我会报答你的。有事给我打电话。”斯特林乘电梯下楼，急步走向自己的包车。包车司机在里面打瞌睡。斯特林重敲车窗把他叫醒。斯特林一坐进汽车就给联邦航空局的关系打电话。
“我用的是大哥大，”他先提醒对方。
“那只飞鸟定于早上动身，”他的朋友说。
“目的地？”“迈阿密，”那人说。
“喂，你看这房子怎么样？”肖恩探头在看卧室时珍妮特问。珍妮特带肖恩到迈阿密海滩看她租下的房子。
“可以称得上完美无缺，”他说着又回过头去看起居室。“我说不上，如果长住的话我是否会喜欢这几种颜色，但是确实有佛罗里达的风味。”起居室墙壁是鲜黄色，地毯是鲜黄绿色。白色的柳条家具，配着印着热带花卉图案的靠垫。
“只不过住两个月，”珍妮特说。“来浴室看看大海。”“就在那里！”肖恩从百叶窗的缝隙朝外看。“至少我可以说我看到海了。”两幢楼房之间露出一小角海洋。由于已过7点，太阳已下山，在暮色中蓝色的海水变成灰色。
“厨房也不错，”珍妮特说。
肖恩跟在她后面，看她打开橱柜，给他看里面的餐具。她早已脱下自制服，换上了紧身短背心和短裤。肖恩发现珍妮特极其性感，尤其是穿得这样单薄的时候。当她弯身下去向他介绍各种锅子时，他感到心猿意马，不能自主。
“我可以自己烧饭，”她说着直起了身子。
“太妙了，”肖恩说，他考虑的不是食欲，而是人的其他基本欲望。他们回到起居室去。
“嘿，我今天晚上就搬来，”肖恩说。“我喜欢这套房子。”“别着急，”珍妮特说。“我希望你不至于以为我们就可以这样一起搬进来往。我们必须得先认真谈一谈。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到这里来的。”“不过，我们得先解决成神经管细胞瘤这件事，”肖恩说。“我以为这两件事并不相互排斥，”珍妮特说。
“我没有说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肖恩说。“问题是我一直在考虑我在福布斯中心的作用以及要不要呆下去，我没有精力去考虑其他问题。我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珍妮特的眼睛骨碌碌地转。
“再说，我饿极了，”肖恩说，他笑了一下。“你知道我肚子一饿就不想讲话。”
“我可以再耐心等一段时间，”珍妮特只好让步。“但是你不要忘记我需要同你认真谈一谈。至于吃饭问题，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在柯林斯大街上有一家很有名气的古巴餐馆。”“古巴餐馆？”肖恩表示怀疑。
“我知道你除了吃肉和土豆，从来不敢尝其他东西，”珍妮特说。“既然我们到了迈阿密，就让我们冒一点险吧。”“唉，”肖恩发出一声抱怨。
这家餐馆离得很近，他们就让肖恩的五十铃车留在停车场。他俩手挽着手步行在柯林斯大街上。远处余辉映红的天空点缀着大片大片云彩。他们看不到海洋，却能听到海浪冲击海滩的声响。
整个海滩地区依然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有的在街上散步，有的坐在石级上休息，有的穿着溜冰鞋窜来窜去，有的开着汽车在兜风。有的汽车收音机的低音调到最高挡，汽车从他俩身边疾驰而过时，肖恩和珍妮特都感到胸腔内引起共鸣。
“这些家伙不到30岁中耳就会失去正常功能，”肖恩说。
餐馆内塞满了桌子和人，显得一片混乱。男女侍者一律穿白衬衫和黑裤子或黑裙子。每人围着一条肮脏的围裙。他们在桌子之间绕来绕去，来回奔忙，相互之间以及同客人之间都用表情丰富的西班牙语高声呼唤和交谈。喧嚣的空气中弥漫着烤猪肉、大蒜和浓咖啡的混合香味。
肖恩和珍妮特被人流挤到一张差不多已坐满的大桌子旁，这张餐桌仅剩下两个座位。
“这里没有我要吃的东西，”肖恩把菜单仔细看了几分钟后抱怨说。他很少改变饮食习惯。
“胡说，”珍妮特说。她帮肖恩点了菜。
当菜肴端上来时，肖恩感到意外的高兴，经过腌泡的大蒜味浓郁的烤猪肉鲜美无比，黄色的米饭和撒满洋葱的黑豆也别有风味。唯一不配肖恩胃口的是丝兰。
“丝兰吃起来像土豆包着粘液渗出物似的，”肖恩说。
“讲这种令人恶心的活！”珍妮特大声制止他。“别在这里炫耀你的医学知识。”
在这震耳欲聋的餐馆中是无法正常交谈的，所以他们饭后就散步到拉默斯公园去。他俩坐在一棵大榕树下，注视着海洋中星星点点的商船和游艇的灯光。
“简直难以相信波士顿仍然是冬天，”肖恩说。
“我也奇怪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刺骨的雨雪和讨厌的雪泥，”珍妮特说。
“废话少说。既然你说你眼下没有情绪谈我们俩的事，那就谈谈福布斯吧。
你今天下午是否比上午好一些？”肖恩苦笑了一声。“比上午更糟，”他说。
“我到二楼五分钟还不到，护理部主任就像一头狂怒的公牛一般冲了进来，对我又嚷又骂，只是因为我在看海伦的病历卡。”“玛格丽特·里士满气得发疯啦？”珍妮特问。
肖恩点了点头。“这个起码250英磅的胖子女人像失去理智一样对我咆哮个不停。”“她对我倒一向很客气，”珍妮特说。
“我只见过她两次，”肖恩说。“这‘客气’二字绝对用不到她身上。”“她怎么会知道你在那里？”珍妮特问。
“那个特种兵和她在一起，”肖恩说。“他们肯定是通过监控摄像机发现了我。”
“噢，天哪！”珍妮特说。“我又多了一件操心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监控摄像机。”
“你不必担心，”肖恩说。“保安部门的头容不下的是我。再说，这种摄像机很可能只监视公用区域，不会监视病房楼面。”“你同海伦·卡伯特谈过话没有？”珍妮特问。
“只谈了一会儿，”肖恩说。“她看上去很不好。”“她的病情一直在恶化，”珍妮特说。“听说要给她做分流术。你从病历卡里看到什么吗？”“没有，”肖恩说。“我没有时间。他们几乎是把我押送到通向研究大楼的人行天桥。今天下午更糟糕的是，那个日本家伙又出现了，鬼鬼祟祟地从楼梯井偷看我。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借口，但是这一次我把他逮住了。我悄悄溜到他身后，憋足劲大叫一声，这突如其来的恐怖的叫声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差点把裤子也掉下来了。”“可怜的家伙，”珍妮特说。
“有什么值得可怜的！”肖恩说。“从我一到这里，他就一直监视着我。”
“我的运气倒还不错，”珍妮特说。
肖恩精神一振。“真的吗？好极了！那种神奇药品的样本搞到了吗？”“没有，我不是指药，”珍妮特说。她从口袋里掏出电脑打印纸和那张她匆忙摘录数据的纸。
“这里是过去十年中所有成神经管细胞瘤患者的名单，一共38个，过去二年中有33个。我已经把主要数据摘抄下来。”肖恩一把抓过这些材料。他必须把它们高举过头，借助路灯才能看清。
在他翻阅这些材料时，珍妮特向他解释了成神经管细胞瘤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她还告诉肖恩电脑中储存的病人档案仅仅是摘要，但附有一个注解，如需了解详情，请查阅病历卡。最后，她告诉他梅拉尼说只要10分钟时间就可把病历卡抽调出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批准手续。
“我会需要这些病历卡的，”肖恩说，“它们就放在医疗档案资料室内吗？”
“不是的。”珍妮特解释说，梅拉尼告诉她出院病人的病历卡储存在跨越两幢大楼地下室的贮藏室内。
“真是这样的话，”肖恩说。“也许并不难搞到手。”“你这是什么意思？”珍妮特问。
“我是说我也许可以从科研大楼设法搞到这些病历卡，”肖恩说。“经过今天这件事，我显然已成为医院不受欢迎的人。我从科研大楼着手，就免得惹恼里士满女士及其同伙。”“你想破门而入到贮藏室窃取这些病历卡？”珍妮特惊恐万状。
“我怀疑他们会敞开大门欢迎我，”肖恩说。
“不过这样做太过分了，”珍妮特说。“如果你那样做，就要犯法了，而不仅仅是违反医院规章制度。”“我记得我曾经提醒过你这一点，”肖恩说。
“你只是说我们将不得不违反规章制度，并没有说过要犯法，”珍妮特提醒他。
“我们不要在词义上兜圈子吧，”肖恩恼怒地说。
“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太大了，”珍妮特说。
“法律是条理化的规章制度，”肖恩说。“我早就知道我们会以某种形式违反法律，我以为你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即使那样，你不以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吗？福布斯中心这些人显然已发现了一种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的有效方法，不幸的是，他们决定将这种治疗方法保密，以便在其他人尚未掌握以前取得专利。你知道，正是这一点使我对私人资助医学研究很有看法。他们的目的是为投资获得最大收益，而不是为人民的健康着想。即使考虑公众利益，也变成第二位的事。这种治疗成神经营细胞瘤的有效方法无疑对治疗所有癌症都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却对其他人封锁消息。这些私人实验室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而这些基础科研成果的绝大多数是纳税人提供资金的科研机构取得的。这些私人机构只考虑得益，从不考虑奉献。真正上当受骗的是人民大众。”“目的正当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珍妮特说。
“你去唱你那正直的高调吧，”肖恩说。“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好吧，也许我们应该放弃这一计划，也许我应该回波士顿去忙我的博士论文。”
“行了！”珍妮特无可奈何地说。“行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需要病历卡和那种神奇的药，”肖恩说。他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手脚。“那就让我们走吧。”“现在？”珍妮特大惑不解地问。“差不多9点了。”“破门而入的第一条原则是，”肖恩说，“趁无人在家时上门。现在正好是大好时机。另外，我还有一个合法的借口，我要给那些老鼠第二次注射糖蛋白。”“上天保佑，”珍妮特被肖恩从板凳上拉起来。
汤姆·威迪库姆把车停在福布斯招待所停车场的最里面一个空位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车朝前开，直到车轮擦到人行道的边缘。车子正好停在一棵橄榄树的树冠下。
艾丽斯要他把车泊在这里，以免被人发觉，这是艾丽斯的车，1969年生产的暗黄绿色的卡迪拉克折篷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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