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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集中处理。这就是数据中心，而且，因为它这么漂亮，人们愿意生活在现实中，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模拟器里，所以嘛，就建造了这么一座样板城市。”
“沃维森，”我脱口而出，“就是‘住在芳草地’①。”
【① 沃维森是德语的音译，由（居住）和（草地）组合而成。】
我的话听起来实在是不算积极，反而有些玩世不恭，所以，布莱因谦恭地耸耸肩。“你打算干什么，图波尔？德意志人就是这样，当他们最终懂得了用汽车能干什么，他们就建造了沃尔夫斯堡；当他们看了用计算机能干什么，他们就想要一座沃维森。他们来了，所有的一切从来都是完美无瑕，天衣无缝。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副产品也出来了。突然之间所有欧洲人的数据都集中到了这里，有好几年的时间就只他的城区代码，电子包车轻轻地鸣了声喇叭开动了。
“我在想，如果两个同事在同一个晚上到达同一个电子包车的站点，然后有三个小时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此后又在同一个站点乘车离开，那样，计算机会不会发觉呢？”布莱因在苦苦地思索。
“什么叫会不会发觉？”我问，“为了乘车，我们两个都用了我们的卡，这样它就发现了，对吗？”
“对呀，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它对此会怎么想？”
“它想？”
“是啊，它是把这些信息单独衡量呢，还是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使用呢？”
“唉，我想，这些事儿我现在好像都弄明白了。”我叹了口气说。
车停了，布莱因得下车了，他嘿嘿地笑着跟我道别，“弄明白了，全弄明白了！要是我什么时候把计算机在干什么全弄明白了，那我马上就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得使劲儿往它的头脑深处钻钻，得想办法掌握它现在又在琢磨什么了。好好干吧，图波尔，以后在公司里可别再胡叨叨，再写什么条子了——那可不是别人喜欢看见的，懂了吗？”
电子包车到我的站点还有三分钟时间，一位穿着浅灰色制服的女警卫在站台上执勤巡逻。我朝她点点头，她也朝我点点头，此外，再没见到一个人。我知道，在她的制服里缝着一个受攻击报警器，每一声辱骂，在她身上的每一次打击，每一次平衡状态的改变，还有每一次超出三十秒钟的运动停止，都会在她的体内触发警报。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几个这种穿浅灰色制服的人在攻击和突然袭击中死去。很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可我还是不理解，她们这些女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单独执勤。
到了家里，一条消息正在等着我。
１９：３７
图波尔，你藏到哪儿去了？我需要你。
莎拉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不可能再去敲人家的门，所以我也只是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２３：１２
我现在回来了，可惜有点晚了，睡个好觉。
图波尔
然后我转到电视上，想换换脑筋，可布莱因的报告仍然盘旋在我的头脑里。
半夜刚过，个人通讯机发出了通报，一张车库门的图片弹了出来，莎拉正站在楼下，在摄像机里微笑。
“你好。”她说。
我为她把电梯开到楼下，我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把波尔图葡萄酒和杯子飞快地藏了起来。
“你好，我来了。”我开门的时候她又说。
她穿着马海毛织的迷你上衣，与之相配的是一条紧身连袜裤。她的脸好像化了一点浓妆，看上去很性感，也很绝望。在我的内心里又出现了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心突突跳的感觉，这是种危险的预感。
“你喝点儿什么？”我问，因为我没有别的可问。
她咧开嘴笑了，“你不就是有那种波尔图吗，嗯？”
我们两个喝着同一杯酒，她抱怨那种黏乎乎的甜味，还抱怨我的口味。突然，她哭起来，起先是暴怒的，接着高声尖叫起来。我想，只要没有人在墙上敲，就让她发作去。尖叫声渐渐减弱了。
简斯今晚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让她为他准备出差三天所需要的东西，再叫辆出租车把东西送到公司里。“他就从不省出二十分钟到家里来一趟，给孩子们说声再见。孩子们从来就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他们认为这无所谓。他们没有爸爸，自从圣诞节以来他们有了最新的个人通讯机，他们还要爸爸干什么？好主意哟，简斯，送给他们这样的东西，棒极了，简斯！”
她就这样诉说了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又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她一口气灌了下去，哈哈地笑着，然后又尖叫起来。最后，一切都过去了，她躺倒在沙发上，又嚎啕了一会儿，然后她的心情好多了，她的绝望不见了踪影，脸上恢复了平静。
“现在孩子们在哪儿？”我问。不料一句话又把她问得火冒三丈，她说，因为简斯从来也没想到要问她这个问题。
她在她的个人通讯机上编制了照看孩子的程序，只要房间里一有很响的嘈杂声，我们立刻就能看到房间里的视觉图像。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能这样做呢。
“什么都有，图波尔。他们还发明了带奶嘴的装配式厨房，有了这样的奶嘴，给孩子喂奶时，当母亲的就可以出去购物了。”
她饿了，她露出了那副饿的样子，我才想起来，我整个晚上还什么也没吃呢。跟布莱因谈了那么严肃的话题，我把肚子都忘掉了。我想给我们俩要两个比萨饼来，可她却拒绝了，她想要正式一点的晚餐。她说，她请我吃一顿着盛装的晚宴，鳜鱼汤加油煎黑面包片，牛里脊加甜土豆，还有麻花豆，饭后的水果是原子冻加热猕猴桃，饮料是香槟。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半了，”我打断她的话，“我明天还要工作呢。”
她用恐吓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不要也跟我过不去！”
整整半个小时以后，宴会服务公司的招待员才到来，他们带来了一切：餐具、盘子、杯子，为我们摆好桌子，然后点上蜡烛。
“祝愿你们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告辞的时候说，他们注视着莎拉和我，仿佛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正是用甜土豆的最佳时间。
“你想不到我有多么饿！”莎拉说着，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又有了那种危险的感觉，我想起了在慕尼黑的那个晚上，莉莉又回到我的沙发上，用那种甜丝丝的慕尼黑口音跟我聊天。我已经习惯了诺拉的那种小心谨慎，习惯她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从没有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只朝着一个方向，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我们吃着，莎拉的目光始终没离开我的眼睛。饭菜虽然不多，但是味道挺好。香槟酒弄得我有点晕晕乎乎，不知所措，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开瓶子。
随她去吧，我想，把刹车松开，随她自己去吧，她想给你什么，你全收下吧。
“不害怕了吧？”她问我。我摇摇头。
我醒了，听见房间里有一种咔嗒咔嗒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见莎拉坐在个人通讯机前，屏幕上是雷姆和莱奥娜在嚎啕大哭的面孔，她正用可视通讯同他们说着话。
“我马上就回家来，”她说，“再过十分钟妈妈就和你们一起在家里了，你们不用害怕。”
当两个孩子渐渐安静下来时，她关上了机器。
我躺在那里没动，只在被子里向她这边看着。她转过脸来看我时，我假装安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这样，她在半明半暗中一定会以为我还没醒。她拿了她的东西，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消失了。
当我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满足和不可思议的、神经质的恼火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带着这种感觉，我晚了三四个小时走进了办公室。
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莎拉又站在楼下的大门口了。她带着孩子。我们决定去市场，给孩子们的将是冰激凌和游乐场，给两个相爱中的人的，则是一条僻静的长椅。
在游乐场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们默默地坐着，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脸却避开了我。
“我要离开简斯，”她说，“你要我吗？我和孩子们？”
这听起来就像那种令人恶心的、廉价的动物认养中的点名叫卖，一只甜甜的狗带着两只珍贵的小狗崽寻找新的主人的宠爱和认养。你想要我们吗？这一丁点儿也不像那个我第一次认识时的莎拉，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坚强和自信。
我支支吾吾，男人习以为常的顾虑，什么责任啦、房子的大小啦、自立啦等等，突然一下子向我涌来，战胜了我。
“那也好。”她说，她还是没看着我，“让我们忘掉那个晚上，我只是不应该责备自己没想办法争取，你懂吗？事情很简单，如果说我心中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你，不过不行也就算了。我得走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慕尼黑。”她说，“我妈妈在那儿，还有我的两个女友。一切都重新开始。东西都打点好了，昨天，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就弄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走。”
她站起来，叫孩子们过来，他们极少这样听话，这样安安静静地叫一声就过来了。
“生活愉快，图波尔。”她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又脚踏实地了。还有，不要因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我必须试试，我心里不管怎么说是有愧的。”
她没有把手伸给我，也没有吻我，连一丝微笑也没有。她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孩子，消失了。
贤妻良母，聪颖美丽，身材无可挑剔，诚实温柔，刚刚三十岁，想找一个忠诚的、有爱心的男人，至少是注意到她的存在的男人。
现在您明白了吗，弗朗索斯？有人警告我山在崩塌，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坍塌下去。接下来还有布莱因。是不是正为这事儿对布莱因·罗德勒尔采取什么措施？以后我还要一直在他的处里待下去。他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可是法律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常常要报复人的。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您也就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别的了。我再跟您说一遍，布莱因跟这事儿没任何关系，真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行吗？明天我将告诉您，躲在这事儿幕后的到底是谁。您大概一直以为有一伙人隐藏在我的背后，是吗？我告诉你吧，弗朗索斯，在我背后根本没有许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第五天
您有过这样的事儿吗，弗朗索斯？人在夜里突然醒来，清算自己，总结自己的生活，干过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就在我昨天给您谈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我发现转眼之间我的血肉之躯变得这样脆弱，变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失灵的小零件，因失灵而负有责任。我竭力想要道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弗朗索斯？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您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您自己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呢？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与我背道而驰。莎拉走了。诺拉走了。她们在屋角的柱子上涂满了悲惨的图画，那上面有我所失去的一切。那上面有失而复得的父亲，不愿再同我说话的母亲，就连我的那辆老掉牙的心爱的自行车也在慕尼黑被人偷走了，那是诺拉用电子邮件告诉我的。
我躺在床上。周末，空荡荡的，让人销蚀的周末，我试着勾画一种反向模式。我积极地从正面去思考，大声列数着：我有一张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沙发、一个橱子、一台超现代的个人通讯机、一套房间、一份工作、二百个电视频道，还有全世界的网上笔友。我会连一年四季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也许不会很快就死，但总有一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去。从星期六下午到现在，已经快喝完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了。我走到厨房的架子边——这是一个单层的厨房用架子，它在我的所有物的清单上名列第九——我想把瓶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酒倒进杯子里，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了，就像透过玻璃那样清晰透明，这是万恶之源，这该死的酒精。也许我已经酗酒成性，感谢上帝，我还知道什么叫酗酒成性。把瓶子里剩下的一股脑儿灌了下去，当浓烈的酒味冲进我的鼻孔时，我又懊恼起来。酗酒决不是一种原因，但它永远是一种征兆。也许我是病了。喂，你这个病恹恹的穷小子，你妈妈在哪儿？
在好长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脑际，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嗜酒如命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要在堕落中了结了？有一份工作，有一套房子，这种事儿看起来离得很远了。可是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慕尼黑碰到了一个人，我认出他是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他那时正悬在空中，无处立足。
我突然一下子抓过一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