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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一下子抓过一块大毛巾裹在身上，离开了房间。我急火火地下楼到了市场，买了一件浴衣，是肉色的那种，穿上它我看起来就像赤条条一样。然后我坐车到了西１区，进了一家波浪保健浴室。在水的冲击下，我一下子清醒了，眨眼之间我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把水调得像冰一样冷，我忽然想唱歌。冷水起了点什么作用，让我想唱歌。它也在欺骗着我的身子，对它撒谎，使它觉得轻飘飘的，清爽快活，反正随便什么都行。随后我又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去了一家大盆浴室，与四个年龄比我大、大腹便便的男人一起洗芬兰浴。一直到晚上，那几个男人都在费心琢磨，我年轻力壮身体怎么就苍白得没了血色呢。我权衡了半天，又去一个阳光银行淋日光浴。可我只是躺在有金色条纹的铺着软垫的卧榻上，注视着那些美丽的躯体，当然主要是异性的躯体。自从莎拉那天夜里到我那里去过之后，我就是这样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胆小怕事、闷闷不乐。
我本来可以得到她的，永远地得到她，可我是那种胆小、羞怯得连个谢字也说不出来的人。我想从此以后学会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处事、去思考。我期待着结束我那孩子般的自怨自艾的性格。
我练习着评价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女人们，有半个小时之久我一直想弄明白，我会喜欢让什么样的浴室女郎陪伴我。我很快就发现了两个真正的美人，颀长的身材，又年轻，我都喜欢。还有另外三个也不错，也算友好。在小酒店里的男人们中间，人们会这么说，假如真有这种事儿，人们也不会鄙视她们。还有一个，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很完美的，是个白色的精灵，可她有她的特别之处。她属于那种特别叫人关注的类型，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看。我绞尽脑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她们触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些陌生的女人，就像某种在风中燃烧的草地上跳跃的东西。等我醒悟过来，我放弃了这种要把它弄清楚的努力。
这时候，这个女人注视着我，离得很远，让我掠过她的眼睫毛的两次眨动之间的永恒。一股飒然而至的劲风，一场风暴。
她正和一个女友在一起，走过来打了个招呼。我游了两个来回，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哪能不累呢？她又看了我一眼。我穿上裤子，要是我再在一面镜子里照一照，我的体形也许离美少年阿多尼斯还差一截，不过那需要一面大镜子。然后我出了游泳池，她却走了，看不见了。我又一次受了欺骗，沐浴室、更衣室、前厅，都找不到她。
坐着电子包车回家。在市场里，我漫不经心地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了一眨眼的工夫。在商店里的架子上，放着一瓶波尔图葡萄酒，然后我又走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天不喝了，星期天的下午一定要抗过去。
这可能是在冷水的冲击下第一次改变了的生活，要在没有酒精的状态下度过一个晚上，这使我坐立不安，甚至驱赶着我在夜里出去散步。也许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下，商店还一直开着门，我会设法第二次从它门口经过。
总算熬到了星期一早晨，我又该再一次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了。
我专心致志，想追根究底地搞清楚这儿出了什么毛病，现在，根据布莱因提供给我的信息，我开始慢慢地有了眉目。我偶尔有什么事想问问他，可一下又想到他的警告，在数据中心的大墙里最好保持沉默。
我有眉目了：那些储存在计算机里的有关个人的零碎信息，并不是毫无用处的细枝末节，相反，这个程序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都处理掉，目的是为了能处理更小的数据量。这种信息的作用只是在所谓的标尺上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动。有一种惯用的说法，如果用这根标尺来衡量，一个人是有攻击性的，那么，如果有人通报说，他卷入了一场打斗，那么，他的标值在标尺上就会向高处移动。
我有一个问题，弗朗索斯，您知不知道，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在工作？有没有人跟您说过，到底用我们的信息来干什么？
您看，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喽 ，差不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我承认，数据中心当时规定我们要保守秘密，但这种规定对您不起作用，弗朗索斯。我还得想办法向您说明，它到底是在怎样工作。说不定您看见了两个程序之间的这个恶魔，就像我从前见过的那样。
呃，我已经说过，向数据中心申报那些数据不仅是为了在账面上注销金额，而且还是把它们作为形形色色的个性尺度汇入那里的。例如，理论上通报殴斗的情况。但是，它诡计多端，通常情况下它根本不让有关殴斗的通报进入计算机，而进入计算机的是那些关于采购，或是上某个小酒店或酒吧的通报。这样，计算机就不知道某个人什么时候买了一根棒球棒，他是用它来煽动一场殴斗呢，还是，比方说，用它来种西红柿。这样，它当然就暂时不知道哪些人出入哪家酒吧了。
事情在运行中必定会有某种变动。有一天中午，我找到一次机会同布莱因一起绕着我们的数据湖漫步，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我们把坐落在数据中心大楼群中心的有七个鸳鸯的小水坑叫做数据湖。
布莱因说：“你为自己买了一把刀子，这样你就在最低限度上被归入买刀者的一类，因为你总归是买了一样东西，就像你被归入时髦手绢使用者一类或是经常性的七级片观看者一类那样。假如有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抓住了一名凶手，那么，这个人就在某个限度上被归入了某个类型的一组。但是，因为有了这起谋杀，依据复杂的统计计算方法，这一类里的人卷入这起谋杀的概率就稍稍升高一点，这种计算方法考虑到了这一类人的度、这一类人的绝对数量、它与总体情况相比较的局部情况等等。可是，作为买刀者，你就有了一个诸如此类的轮廓，比方说，你成了一个潜在的凶手。不过你仅仅属于千分比下的一丁点儿罢了。但是，由于全部数据的数量巨大，你的轮廓就变得突出了。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会有更多别的人同他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能更精确地了解这个单个的人。而且，我们了解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政治家们所需要的，因为通过对每一个个人施加影响，就能对整个人群进行驾驭。每一个个人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可以掌握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的轮廓是如此鲜明，那么，你的一举一动，比方说你在购物时的行为，就会反作用于你的标度，使得与你同样轮廓的人的标度也同时移动。每一条信息都对另外一条信息产生作用，人们把这叫做计算机统计数据的连带顾及，或者用英语来说，就是计算机统计信息的多重理解，简称叫ＭＵＳＩＣ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像其它所有复杂的控制系统一样，倾向于出现反馈现象，总是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中，因此，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崩溃。对于这种崩溃，我们这个工作小组要尽可能早地进行辨别并且把它们截获。
“第二，它总是在个性轮廓之间进行标度，这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解释的。比方说吧，它向我们提示，某一个人员组将引人注目，可它不能向我们明确地说明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它仅仅识别出一组人，他们突然之间从正常概率上向高处或低处快速地移动。我们立刻就跟踪这一变动并确定，这个有突出倾向的一组成员大部分住在哪个城区，并且通过他们高技术产品消费量的增长使他们突出出来。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使用一种新的宽带电缆可以让新一代个人通讯机在这一领域里投入使用。或者我们偶然发现一组人，他们日益频繁地在晚间外出，购买时装时出手阔绰，而且这一组人都出现在某个年龄段。再有，我们完全偶然地与交谊舞学校里的某个成员不期而遇，这个人只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或是碰到某个人而去学交谊舞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清晰明了的，大部分是我们无法弄清楚的。我们把这一组别通过精细的观察通报给一个特别的程序，然后等待着它的进展。常常这个幽灵不知什么时候就溜走了，有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有时候只是在程序上的反馈效应，这些被驱逐的组别可以说是被这个程序幻想出来的。
“ＭＵＳＩＣ是魔鬼的一件工具，”布莱因结束演讲的时候说，“名字听起来很棒，可其它的东西平平常常。编制这个程序的人允诺我们，可以接收汹涌而来的大量数据，可有时候情况正相反，这个程序似乎正在慢慢地变得发疯。”
“这意味着……”我们一起走进一条玻璃隧道，在传送带上穿过巨大的原始植物林，朝着我们工作地点驶去，这时我问。
“这首先意味着我们有活干了！”布莱因咧嘴笑着说。
接下来，又是那种惯有的沉默。我懂得了许多东西，可还不那么肯定我是不是真的都理解了。洛说过，政治家们已不再细心地观察事物，而是弄一台计算机来代替他们的工作。洛的告诫和布莱因的关于ＭＵＳＩＣ程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喧嚣的长篇演说，让我有了一种印象，我并不是惟一对整个系统一知半解的人。我后来慢慢地、很不情愿地终于弄清楚了，也是心惊胆战地懂得了，显然再也没有人悉心地观察事物，我们就像洛那时候所说的那样，骑在一只巨鸟身上，它正全自动地向着不知什么地方盲飞。
回到家里，又是那种空荡荡的失落感，我曾试着同诺拉通话，可我找不到她，也许她已经回到了丁勒海湾的家乡。
三天撑过去了，我没有喝酒，可接下来，我在购物时又捎回来一瓶波尔图。“每晚一杯”，我用毡头笔在酒瓶上写上这几个字。我心里翻腾个不停，我在深渊边上滑倒，浑身奇痒难忍，仿佛我必须喝酒，而不论想喝还是不想喝。
这是暂时的，我对自己说。现在不睡懒觉，把清洁工作交代出去，在家里松弛一下。偶尔我也去一次冲浪浴室，期待着那个女人的再次出现。时间在消逝。只不过是有点心理流感，灵魂有点伤风而已。既然这么严重，我就一连几个小时在环球网上冲浪，这儿，那儿，到处搜寻着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像火车晚点以后，人们逛逛车站的书店，翻翻杂志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我偶然碰到了加利福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心理咨询所，它通过可视电话对心理问题提供交谈式治疗，可是费用太昂贵了。我认为它是一个巨无霸玩笑，可那种自称能治好心理疾病的描述却在我的头脑里扎了根。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屏幕孤独症”和“心灵遁世症”的治疗。
心灵遁世症，要是我十五岁时就知道这个概念的话，我就不会在那个除夕夜里非从家里出走不可了，我就可以跟母亲说，她得了什么病，那样的话就可以对症治疗。而对我自己，大夫先生，屏幕孤独症正在日益加重。
我搜索着沃维森的号码，想看看在我们这座样板城市里，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心理服务。在心理治疗、交谈、心理帮助这些检索词条下，有一页页的目录，我在做第一次检索时，心里想，真滑稽，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屏幕很快就关闭了。在第二次检索时，我已经喝下去三杯波尔图葡萄酒，我更大胆了，用鼠标点了一下，我开始选择一个号码，是“沃维森城市问题咨询”，我没有打开可视通话。
一个年长者的声音说：“您好。我是威廉·桑德尔，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该说说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简明扼要，又要在一个句子里说明我的情况的严重性。
“我睡不着，”我终于说，“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死。”
“亲爱的朋友，”那个声音说，“在我们综合考虑怎样帮助您之前，先要了解两样东西，一是比方说，每个寻求帮助的人都应当说出他的名字。” “噢，那是当然，对不起。”我勇敢地说，“我叫图波尔·博特。”
“接下来，博特先生，我们不仅要听到您的声音，我们还要见到您。规则规定，在每次交谈之前至少要有三分钟的可视联系。我认为，在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费用不算贵。”
我回头看看，在摄像机视场里的那些乱糟糟的场面是不是该清理一下，然后我把那瓶波尔图葡萄酒从视场里挪开，打开了可视通道。
屏幕上出现了一位银白色头发的先生的那张乐于助人的圆脸。在屏幕下方打出了一行字：
“威廉·桑德尔博士，专业治疗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