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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那真的给我带来快乐，我发现了我对人造现实游戏的热忱。人造现实，我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我对编程序没有什么灵感，可是我善于幻想。我拿起脚本，规定任务并融入个性。当我晚上很晚乘车回家的时候（我有时也把自己藏在克莉丝沙发上的毛毯底下），克莉丝才真正着手干起来。她实际上不睡觉，她利用我不在的几个至十几个小时，把我们在晚上事先拟就的方案编成程序。
有一次，我们虚拟了一个匪徒，一个危险冷酷、不可击败的杀手，却乔装成一个善良友好、孩子喜爱的叔叔。我们让他有一副过去联邦总理的外表和嗓音，那是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档案照片中和过去的电视片中剪辑出来的。当我第二天下班后来到这里，克莉丝已经把这个人物差不多全部都做好了。我开始进行试运转，这家伙突然出现在屋角后面，挡住了我的路，他慢条斯理地拔出一支大口径手枪。
“我要说，我的朋友，”他叽里咕噜地对我说，“我刚才，而且曾经多次在我的朋友们和同志们面前反复说过，你们的路本来也应该一直从这儿走的，是在这两个铁石般冷酷的人之间的。所以，我要特别地并且首先指出，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会说话的证人将会找到无可挽回的决绝的结局。”说完，他开了枪。当然，他开枪也是那样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这样就给每一个游戏者公平的机会逃离他。
我们设计不出新的人物时，就挖空心思模仿数据中心，一个游戏的大部分和结尾都要发生在数据中心里，与大型计算机面对面决斗。克莉丝就是这样考虑这个游戏的，她可以毫无困难地从保密的档案里调出建筑平面图，可是总有很多细节不在平面图上标注，那样，我就去为她寻找。
“你必须去为我当一回小间谍。”她说，然后写下她想要知道的东西。有一次她给我写的是一个保险丝盒，她想要知道这个保险丝盒控制的是哪些开关。还有一次是地板膜的颜色，或者是一个监视厅的布置情况。有一次，她从那台计算机里挖掘出了餐厅的实际数据，那些东西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虚拟菜单上获悉数据中心这一天实际供应的伙食。
我就跑去证实。我有时在上班时间里在数据中心到处转悠，至少是到那些我可以进入的部门转悠，注意那些地方的特殊性，然后，在晚上再用戴在头上的虚拟头盔进行这种散步，看看一切是不是真在起作用。
我们已经极少谈论ＭＵＳＩＣ了，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只记得，在我进入数据中心的计算机后，克莉丝立刻偷偷地跟着溜进去，想在那里把我乘坐电子包车的数据注销。我每次到达她那儿，或者从她那儿离开时，她都要这样做。
“没有人需要知道你在我这儿待了多久。”她说，“当这个程序露出锋芒的时候，它就会把你当做特殊情况特列出来。这仅仅是因为你和我之间的年龄差异。这绝对不行。”
她还能做别的事情，包括操纵她自己的个人数据，这是她很早以前就对我坦率地说过的。她把错误归咎于她自己没有消费，她让自己的数据看上去好像是在乘坐电子包车，在哪个地方游荡，使自己变成一个平常人，像年轻人一样消费，就像她自己过去那样。她说，当我用计算机来寻找女伴时，计算机就把她列入了我的名单。她偶然还为自己制作了一张个性图，它与我梦想中的女人竟然不谋而合。
有时候，我也想起莉迪娅·布洛克，她真正是我梦想中的女人，尽管她的数据没有被操纵。她允诺过我，再给我打电话，可是好长时间了，她没有一点儿消息。
终于有一天，当我半夜三更从克莉丝那儿回到家里，我发现了一条留言：
“喂，图波尔，您不在家！
我并没有忘记您，我还在想着夏威夷呢，只是眼下我没有时间，不过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莉迪娅·布洛克”
这是个好消息，我为这个消息得意了好几个小时。我由此推断，只要她一有时间，她还会来电话的。我眼下也是没有时间，这倒是挺合适的。
收到这个消息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深夜回到家里，又在个人通讯机上发现了一条留言。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其它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莎拉从慕尼黑结结巴巴地打来的，由视频储存器储存了下来。我看见了莎拉的脸，她憔悴不堪，露出绝望的神情。
“图波尔，喂，喂，你到哪儿去了？请你给我打电话。喂！”
那是夜里三点了，我决定不去打电话叫醒她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已经走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我才又想起这件事。它一整天都盘旋在我的脑子里，可是我已经跟克莉丝说好了，下班后直接上她那儿去。从克莉丝那儿出来，我又不想再打电话，因为我想，我过去的那些事，不必让克莉丝知道。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天之后，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我才给莎拉拨了电话。
“图波尔，总算找到你了。”莎拉说，“简斯死了，他自杀了，已经有十四天了，可是到今天他们才发现他。”她说不下去了，低下头泣不成声，然后她关掉了可视开关。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样，图波尔。”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到你那儿去，我必须到你那儿，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行吗？”
“好吧，没问题。你就到这儿来。”我说，虽然我觉得不怎么好。她要到第二天才能到我这儿，我请了三天假，假期反正是多余的，对一个单身汉来说，要三十五天的假期做什么用呢？
她静静地坐在我的沙发上，用那种茫然失神的眼睛看着我。
“一个医生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她慢慢地轻声说。
“好吧，你先睡一觉吧。”
“我不应当去见他，殡仪馆的一个人给我说过，他说过，他已经看不出英俊了。你相信尸体还能看出英俊吗？”
“你想吃点什么？”
“在他的屋子里放着一封给我的信，是诀别信。警官说的。他们已经读给我听了，我明天早晨去拿这封信。”
我递给她一杯果汁，她一口气就喝了下去，然后我又把她按回到沙发上，给她盖上点东西，她很快就睡着了。我猜想，乘一次火车远不会使她这样疲劳。第二天早晨，她多少有点儿恢复了。她和警察商定了一个时间，尽快地去查验一下简斯的住处，因为它是被警察打开后又封闭的。所有的一切完全是走走形式。我们在房子的门口和一位警察还有住房出租公司的代表碰头，莎拉在一份材料上签了字，证明房间的开启是合法的，东西没有丢失等等。这些书面的事情都办妥之后，那两个人就走了。我们听到屋门咔嗒一声上了锁，我们突然孤零零地站在这座死去的房子里了。我感觉到了从莎拉身上传过来的难以名状的痛苦，我搀着她，领着她来到外面的露台上，花园里的桌椅还在那儿。我搬过来两把椅子，自从她走到露台上，我们总共说了不到五句话。
“出了什么事？”
“那全是我的错。”她开了口。
我马上反驳她，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决不是别人的错。
“可是他病了，”她说，“他完全是工作过度，再也睡不着觉。他曾那样恳求我回来，他忍受不了这空荡荡的房子。”
“你也忍受不了！”我插话说。
“什么？”
“你也受不了！因为你在这里也是带着孩子孤孤单单，所以你才会走的，你忘了这些了吗？”
她摇摇头，“我有过错！”她又说。
也许在这个时候用不着很多安慰和解释，她不可能用别人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我拉起她的手，安慰不需要把是非说清楚。
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
“我现在去拿那封信。”她说。
简斯可能是服下了某种毒药，在他写信的时候，药性发作，最后的字几乎不可能读出来。
“我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工作。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已经太老，不能再重新开始。我害怕。莎拉，雷姆，莱奥娜，莎拉莎拉……”
莎拉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话，直到我把纸条夺了过来，重新装进信封。
“你知道这件事吗？”
“他们已经读给我听过了！”
“我是说，他失去工作的事，你知道吗？”
她不知道。简斯是个白痴，莎拉之所以走了，是因为她在他的工作以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他失去了工作，却能换来莎拉。他真的是个白痴，可现在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呢？我问自己，当我设想着要到他这儿来的时候，他是否已经死了呢？
“现在该干什么？”她问我，“这房子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你能帮助我吗？”
“我们先回家吧。”我说，“今天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我有三天的假期，你的孩子有人照看吗？”
她点点头。我们是乘电子包车来的，汽车在车库里，可是莎拉不愿意去触动它，她想步行。很早以前，我就有过一次在机场的跑道上被人抓住的经历，我们必须从机场外面绕个大圈。无所谓，她愿意走。
等我们终于回到我住的地方，已经是下午了。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来，她说啊，说啊，说到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生活，说到简斯，她说起他们怎样相识，还有在有孩子之前的生活……
当我们从一条街上走进大玻璃穹顶下的市场时，她第一次露出一点点笑容。
“我们去吃点什么吧，我饿了。”她说。
我们利用后来的几天，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装到汽车上。大的东西她都贴上了标记，由搬运公司来把它们运走，剩下的东西由我把它们变卖，或者送人，她反正不要了。
在这三天里，我们之间没有触触摸摸的事情。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站在了我住的房子下面的停车场里。汽车上装得满满的，莎拉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
“这么远的路，你真能开得了吗？”我问。
“我能行！”她回答，“一直开到为止！”
说完，她走了。简斯是个白痴，我也是个白痴。我为什么要让她走？我为什么要让诺拉走？在这个城市里，男人们都像乏力的磁铁，他们不再对任何人有吸引力，如果有一个人要走，别的人都留不住他。
我又回到楼上，把那扇标着号码的深蓝色房门开得大大的，正点的低沉的计算机报时声，隔壁房间里的音乐的沉闷的敲击声，从里边传出来。一个巨大的黑洞洞的窟窿在等待着我，我往里边凝视了一会儿，跳了进去。
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
“磁铁友谊社团捆扎同志关系爱姐妹父母孩子同事熟人单位联系责任婚姻订婚疲惫遁世症孤独社会团结同盟朋友熟人亲戚情人伴侣”
我把这张纸条贴在厨房的一个橱子上。可是纸条太小了，我拿了一张大纸，一支黑色的毡头笔，把这些词语又重写了一遍，还写了几个我又想起来的词：
“需求欲望渴望”
我把这张纸挂在从我的黑窟窿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见的地方，然后打电话给莉迪娅·布洛克。
“不，”她说，“今天也不行，我的身体不是特别好，今天不能去夏威夷。”
“说不定在夏威夷你会好起来的。”我说。
我没有对她用尊称，因为我的眼睛正看着那张写了很多词语的大纸，“说不定你正应该去夏威夷。”
她摇摇头。
“不，改天吧，十分感谢您。”
她对我用的是尊称，就跟从前一样。不过她却不想知道，我是从哪儿知道她的名字的。
我打电话给克莉丝。
“你必须来。”她说，“无论如何，有好东西给你看。”
“马上吗？”
“马上！”
又重新开始了，这就是生活，尽管那只是对我们的那个游戏、我们的工程的热忱，可它对我来说却像生活一样重要。
克莉丝利用那段时间要完成那个游戏。她把它叫做游戏。她总是说，一个程序是做不完的，它只能做到这一步，也就是人们能够使用它，可是使用仅仅是开始。
“嘿，图波尔，你看这儿。”她催促着我，“整个数据中心都做好了。你可以在里边漫游，只要你愿意，尽管胡闹！”
可是我根本没有心思玩游戏，我跟她讲到简斯，讲到我为什么最近几天没上她这儿来。她震惊了，神情激动地点着头。她把沃维森社会统计信息调到屏幕上，成年人的年自杀率在这儿大约是百分之零点一，这个数值是偏低的。但它也意味着，每年一千个成人中有一个人自杀，也意味着，十年中有一百个人自杀，或者说，以每个成年人的寿命为五十年来看，那么，这个城市里通过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