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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的稍稍温柔一点儿。
门咔嗒一声开了，她迈开腿走了进去，然后又朝我转过身来。
“谢谢您的一切，图波尔。”她说，“我还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尽管问吧。”
“要是不停电的时候，我也可以过来吗？”
她哈哈地笑了，我也笑了，点点头。也许她很少讲这么多的话，我想。
“您可以经常来，”我小声说，“您本来可以经常过来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一直在这儿。”
她笑了，门关上了。我也回到屋里，关上了门，没有必要再和走廊，和外面，和别人保持接触了。
“六点二十二分，早晨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的低音说。仍然有什么东西处在混乱之中，似乎我是刚刚回到家里，或者正要出门。
我坐在了个人通讯机前，其它的电视频道也恢复了，我可以转换频道，看看我们的世界新闻中我一手制造的灾难。
还是那些图像，死亡和受伤的人数没什么变化。
突然出现了什么新的消息，说整个事件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接着转播了一个被烧毁的终端机大厅的镜头，据说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引燃的，接下来是追捕嫌疑犯的镜头。
四个男人押着一个肇事者，那个人的头上蒙着头巾，无法辨认，他们正从数据中心的边门走出来。
我把这组镜头储存起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着看，只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的一部分。我在屏幕上把图像一幅一幅地放出来，我总算认出他来了，他是菲尔贝尔。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他们抓错了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正当他们在我的处里搜索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里收到了一条信息：
“游戏结束。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２已经出现。我在家门口等你，从现在起！”
我们没有谈到如果引起了怀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有谈到过，我们这样做会引起怀疑。“游戏结束”这四个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事情结束了。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在我的公文包里放进了最必需的东西，让它看上去我好像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然后我离开了屋子。
“现在是六点四十七分，天气很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在背后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它阴沉的低音了。
忏悔吗？我不知道，弗朗索斯。忏悔是一个太基督教化的词，对吗？当我知道我可能杀死了莉迪娅的孩子时，我当然忏悔了。而当我知道，我并没有造成什么，所有的一切又重新自行恢复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诺拉后来有一次对我和克莉丝说过，我们当然使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变得更加猜疑，更加凶恶，更加桀骜不驯。这是我们所实现的。为了防范像我们这样的人，计算机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现在要更加透彻地了解每一个人，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它现在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沃维森，它已经遍布各地。诺拉说过，我们使全部的发展加速了，强化了，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才要忏悔，您理解吗？
如果我那时候表现出理智，大概是有用的，对吗？不过我要真诚地告诉您，弗朗索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也就是剥夺像癌症一样在所有的生命中膨胀的计算机的强权，那么我今天仍然要忏悔。可是我们的设想是错误的，人们不能治愈这一癌症，它已经扩散到所有的肌体，人们已经不能用手术了，而只能用放射疗法，用那种巨大的放射性大炮。可是那样的话，其它的一切大概也会死去。
第八天
数据中心的早晨这么早的时候还是空无一人。我的鞋在露水浓重的草地上粘湿了，为了不乘坐那不可靠的电子包车，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一些橱窗玻璃被打碎了，仿佛它们在夜间遭到过抢劫一样。在克莉丝度过了几乎一生的那座小楼前，停着五六辆警车。在临时隔离区的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爱看热闹的人，他们正试图用十足的胡思乱想来补偿证据局的不足。克莉丝不见了踪影，可她原先是要在她的屋子门口等我的。我悄悄地走近那里，想探听一下她是不是已经被捕了，至少她在不在她的房间里，因为各式各样的警察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在寻找她的有关线索。
突然，布莱因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摞数据磁带并把它们放进了一辆警车里，然后转身走开了。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我走得远远的，在街对面商店门口的连拱廊下面站住，等在那里。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绝望慢慢地渗透到裹在大衣里的我的心里。忽然有人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惊吓得转过身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什么新鲜事儿了，我们还是走吧。”她说。她穿了一件破旧的雨衣，把她梳向后脑勺的头发藏进一个羊毛的便帽里，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使她让人根本认不出来。她把身子蜷在我的身边，推着我走。她也拿着一个公文包，不过比我的更大，更重。也许人们凭这一点就能辨认出我们来，只不过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整个这个大灾难的制造者会站在街对面。
我们走出一段路，她开始说话了，最新的，连克莉丝也从来没听说过的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２已经开始运行了，它已经在另外一个数据中心启动了一个双套的保密的支持系统，并且由此掌握了对保留的备份数据的控制，而它的原始数据已经被我们在数据中心的潜入潜出活动摧毁了。克莉丝可以把整个故事在有应急供电的计算机上临时复现出来。
“等他们重新掌握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控制权，他们就会着手开始分析原因。今天早晨四点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谁也没有电和数据，外部的强力作用已经造成了损害，在他们重新接通主管道之前就已经测定出，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有两个菲尔贝尔并行进出过数据中心。有意思的是，他们用了一种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程序，这肯定是你们的那个处里提供的，它只是用于防止犯罪活动的。”
“真带劲儿，”我说，“他们愚蠢地把一切都用来对付我们了。”
她笑了，“啊，是啊，自从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以来，已经过去好长好长的时间了。我早已经把提包放在身边，一有情况，我就要关上开关，转身就走。你的名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不能在你的那个地方等你了。”
“那我们他妈的再干什么呢？”我问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从来也没有家乡，而现在我也不能再回家了。我没有了可以挂帽子的衣帽架，只剩下了我还带在身边的这点东西。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和支持一个现在正走在我的身后的老太太，而她却把我带进了这没有归宿的窘境。
“再好好想想。”她说。
可是我能想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只有极度的恐惧和绝望，我的两条腿只知道一个劲儿地迈步，而我的头脑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们到了围绕着市中心的一片树林里，克莉丝已是精疲力竭了，她坐在一个木桩上，打开了她的手提箱，箱子里有一个无线电在线解码机，她拨号进入了网络，她的目光倔强地盯住了屏幕。我熟悉她的这种做法，不过也只能这样了。她真的能够生存下去，而且继续做人吗？
“你这会儿也已经在名单上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同时还有其他三十个人。鬼知道他们怎么弄出来的，不管怎样他们还是都会被释放的。”
“我现在回去，”我轻轻说，“上警察局去，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儿。”
她稍稍回了回头，说：“很棒，你想了半天就想出来这些吗？”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在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你能去的地方了？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找着一个人了吗？”
“丁勒。”我说。
“怎么写？”
“Ｄ－Ｉ－Ｎ－Ｇ－Ｌ－Ｅ，它在爱尔兰，诺拉在那儿。”
她键入了这个地名：丁勒。等了一会儿，然后她读了出来：“丁勒：爱尔兰西海岸小城镇，居民２０１４人，其中男性１１３４名，女性８００名。每年夏季有游客约４００００人。有渔港、饭店、旅馆、商店，没有工业。观光点有丁勒湾、丁勒赛马会。”
她从屏幕上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有难以形容的兴奋，“但愿他们现在已经供电，我该把我的电瓶重新充充电了。那么好吧，我出钱，去丁勒。”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爱尔兰，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多星期的漫长旅行。克莉丝用她的笔记本计算机成功地避开了沿路的所有缉捕和检查。我既对她感到惊奇不已，又对她厌恶至极。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可是我们已经熬过来了。
您为什么沉默了，图波尔？继续讲下去！我还应该讲什么，弗朗索斯？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就这样到了爱尔兰。句号。
不过诺拉在那儿，对吗？你们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想，总有什么可说的。
您看，弗朗索斯，我们步行了大约三个星期，偶尔也搭搭别人的汽车，不过这种机会极少。您想像一下，带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逃亡，这叫什么？这是一个疯了的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兴趣，就是非要在三天之内把她的笔记本计算机充上电。
早晨，当我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避难所里醒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念头，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克莉丝，到最近的警察局去自首。损坏财物，我企图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损坏财物罢了，甚至连这也不是，我连损坏财物也算不上，我只不过是拧开了一个螺母，拆下了一个启动雷管罢了。
快到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去爱尔兰的那个渡口，克莉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为我们弄来了新的π卡。在渡轮公司的办公室里，她问有没有一封给瑞贝茨科的信，那位女士疑惑地看看我们，跑到后面拿来了那封信。那封信是从慕尼黑寄出的，可是我在这儿再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我们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π卡——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和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还有一叠钱。
这是一叠从慕尼黑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的一只鞋盒里拿出来的、没有人愿意瞟一眼的钱。我可以想像洛的激动，他以那种激动的心情一把抓过鞋盒，从里面掏出一叠钞票，连数也不数就塞进了信封。
克莉丝，她现在已经叫艾娃·玛丽娅了，她把这两个名字键入了她的笔记本。现在我们有了母与子两份完整的简历，有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
就在那艘船上，在我去爱尔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结束了作为图波尔·博特的生活。不过我想对您讲述另外一种生活，弗朗索斯，它不牵扯任何人，也不关您的事。
我在这儿有一份个人档案，图波尔。名字：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可以给您念一念吗？
只要您愿意，弗朗索斯，那您就念吧。
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１９８４年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学业：建筑专业……我们把这些都省了吧，反正都是编造的，或者根本不属于您。我承认，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尽了一切可能把这些东西编进档案。２０１５年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与他的母亲一起迁居爱尔兰，诺拉·肯尼迪在那里等候他们。
胡说，弗朗索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记在档案里，诺拉不可能等候我们，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克莉丝禁止我在我们到达那儿之前跟诺拉联系，她害怕有人会追踪她的手提式笔记本网络连接器，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真的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门口的。
开始诺拉认不出我来，我蓬头垢面，胡子老长，疲惫不堪，形容憔悴。
“图波尔，”她终于惊奇万分地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生中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死一般的恐惧突然间从我的身上消失了，逃亡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诺拉，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听见诺拉问克莉丝，“那么您是谁？”
“这位是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是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他的母亲。”
我看着诺拉，她起先盯着我，然后又盯着克莉丝，“怎么，该死的，你们干了坏事？”她问。
她一个人住。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丘陵上的绵羊群里，还有在秋天的风暴之中度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她没有把我们撵出门去，可是她并没有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