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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她说，“不是人人都有汽车。”
“很可悲，但是却是事实，”埃莱娜对着电视说，“幸运的是，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塑料袋。‘爸爸，我今天晚上可以借你的车吗？不行？噢，那我可以借个塑料袋吗？’”
还有些人坚信，真正的受害人是凯文·达尔格伦，惠特菲尔德在他面前倒地身亡，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了，这件事使达尔格伦必须承受道德上无止境的压力。至少有一个谈话节目找了个心理学家和一名心理创伤专家，讨论这个事件给达尔格伦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达尔格伦接受了大部分的访问，被逼问时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说，自己对惠特菲尔德是自杀或被谋杀没有看法。他只遗憾自己无能为力挽救这个人的生命。
如果达尔格伦不愿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有个名叫欧文·阿特金斯的人倒是抢着想当。阿特金斯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最后一个当事人，就是在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抱怨他的案子没法上到高等法院之前几个小时，决定以一个轻的攻击罪名认罪的家伙。阿特金斯的理由是，他推测惠特菲尔德是故意想赶快结束这个案子，好无牵无挂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阿特金斯向法院申请说，自己受到了律师的不当建议，要撤回自己认罪的决定。
“他有两个论点，”雷蒙·格鲁利奥告诉我，“第一，惠特菲尔德故意说服他认罪，因为他急着要回家喝老鼠药，或随便什么去他妈的毒药。第二，惠特菲尔德想自杀的心理状态影响了他的判断，使他没有能力提供当事人法律上有效的建议。这第二点倒是可以成立，惠特菲尔德会接他这种笨蛋的案子就是一个证明。”
“你想他这招行得通吗？”
“我想法院会让他撤销认罪的协议，”他说，“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后悔，这个狗娘养的蠢货，重新审判后，他就会被定罪了。”
“是吗？”
“嗯，我认为是这样。你这样撤销原来一个关不了你几小时的轻罪协议，那就是邀请大家来踢你屁股了。总之我觉得这一堆都是扯淡，阿德里安不是自杀的。”
“是吗？”
“我绝对不否认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也不否认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且我想他早晚会自杀。他可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这么做，甚至就在他倒那杯酒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但我不相信他会有一丁点怀疑到那个瓶子里头除了苏格兰威士忌，还会有别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妈的他干吗要这么做呢？如果阿德里安打算自杀，他绝绝对对会留下遗书，而且很可能还会拿去公证。只有这样才符合他的作风。”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是说他的个性中缺乏戏剧性。毕竟他是个审判律师。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众人焦点，那我们就会一辈子缩在法庭后面当助理或行政人员。我可以想象阿德里安自杀，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会在一堆证人面前自杀。你记得哈蒙·鲁滕斯坦吧？”
“记忆犹新。”
“他请了一群朋友来家里，让他们坐下，给他们倒饮料，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希望每个人都在，免得事情有任何模糊的疑点。然后他就爬出窗外跳楼自杀。我要自杀喽，他说，而且我要你们在这里证明。这跟大家推测阿德里安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他搞得整件事看起来像谋杀。”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无人能回答。难道因为自杀在宗教上不被允许？阿德里安不是那种虔诚天主教家庭长大的，而且据我所知，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替刑事犯辩护一定要事先收费。那么，会是因为担心他的保险得不到理赔吗？报纸和电视上还在谈这个问题，好像自杀就会自动引起这类效应。”
“我前几天也跟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而且应用错误，因为阿德里安的保险多年来包括了所有的理赔。他并没有因为得了癌症而另外投保，这些消息昨天都报导出来了，可是大家还在啰唆保险的事情。我刚刚听到一个新说法：双倍理赔。”
“针对意外死亡的吗？”
“对。以保险公司的认定，谋杀是意外死亡，当然还要看他所投保的种类有没有意外死亡赔偿百分之两百的条款。顺带提一下，这种条款真愚蠢。你买保险是因为它的财务保障，从谷仓屋顶掉下来与得硬癣症死掉有什么区别？你希望自己如果死了，能够有一些补偿，意外死亡会给整个家庭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才会需要额外保障。”
“我想自杀并不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嗯，但是也不是自然死亡。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保险都把自杀排除在双倍理赔的范围之外。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人如果打算自杀的话，他会故意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好让他的家人在财务上有利一些。”他吸了口气，“哦，你听到没有？我讲话听起来像个天杀的律师。”
“你的确是律师。”
“可是，”他继续，“要布置成意外很容易，常常有人这么做，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相信。你只要跳上你的车，开到附近那座桥。我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可是一般来说，没有证人的单纯的车祸，有一大堆都完全是自杀，有的是预谋，有的则是临时起意。如果你想自杀，又希望死后在天主教堂有完整的葬礼，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而且绝对可以得到双倍理赔。”
我想起常青社团那位认真的女士。“可是很多纽约居民没有自己的车——”
“我们总有地铁啊。你可以失去平衡，摔在进站的地铁前面。不过阿德里安的死有个疑点，比方说他决定要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但除非你名叫埃德·霍克①或约翰·迪克森·卡尔②，否则你不会把他的死想成是密室杀人，对吧？因为事情明白简单极了。他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有贴身保镖还有防盗铃，大家都想不透威尔到底是怎么溜进去下毒的。很明显不可能，因此半个纽约都相信阿德里安一定是自己下毒的，而这点却是我们原先假设他应该要掩饰的。你觉得我这样说有道理吗？”
①埃德·霍克（Ed Hoch，1930），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兼编辑，主要作品为短篇传统猜谜小说，创造了许多著名的侦探人物，从一九七五年起，负责编选年度最佳侦探小说。
②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侦探小说史上的“密室大师”，美国著名的迷失解密作家，同时擅长将侦探小说与恐怖小说和历史小说等形式的作品结合。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都该挑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没道理嘛。
“我同意。”
“嗯，那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吧。所有的报导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会针对自杀有双倍理赔条款，就这样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地球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也是帮了威尔的忙。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越来越有力量。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干掉拉希德的是他纳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这样下结论，“他只要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掉。”
我心想，好玩的是，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埃莱娜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个哈密瓜真好吃，”她说，“比昨天的好太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因为我就坐在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只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里有什么想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消失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缕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噢，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埃莱娜·莫德尔。埃莱娜·莫德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用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尝试精神可嘉，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
第09章
“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独创观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