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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梦到他什么？我让侍者替我续杯，搅一搅，朝窗外我自己住的那栋公寓望去，尝试着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法。格伦·霍尔茨曼、律师、出版社、大字体、眼力不好、白手杖、敲敲敲……
格伦·霍尔茨曼。勒索。只不过那件事不是勒索，据我所知不是。他不是勒索，而是告密，拿钱打小报告……
格伦·霍尔茨曼。莉萨。腿，乳头，屁股。别往下想了。
格伦·霍尔茨曼。衣柜。保险箱。钱。太多的钱。
我猛然站了起来。
太多的钱。
这个字眼像钟声一样响亮。格伦·霍尔茨曼拥有太多的钱。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死让人觉得不像表面上的那种偶发暴力事件那样单纯。那些钱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也因为那些钱，才会让我掀开他日常生活的表层，想寻找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我闭上双眼，试着联想他的脸。可是却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影像。
太多的钱。这跟威尔究竟有什么关系？在这些谋杀案背后，怎么会有金钱动机？坦白说，这些凶杀事件背后，除了某种疯狂因子让这个人认为自己可以矫正社会的错误之外，怎么可能有其他动机？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谁能从这些死亡中获利？我把被害人逐一想过，里奇·沃尔默之死，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好消息，不然这些小孩可能会遇害，可是哪个小孩能预知自己将成为受害者呢？我想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谁要跟里奇这种人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呢？但是除了卖报纸的人，不会有人从他的死赚一毛钱。里奇死后没留下任何财产，也没人可以继承。
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呢？嗯，如果一个黑帮老大被干掉了，接班的人当然是有好处。这种特定的经济生活形态会让黑帮分子彼此杀戮，甚至死于外人之手也有同样的效果。可是帕特里齐奥出现在威尔的名单上之前，从来没成为别人暗杀的目标，那么他手下的人会把这种窝里反的事布置得像外人干的吗？老天在上，他们都一定会挑明是自己干的。
我把威尔名单上的其他人也都想了一遍，情况并没有改变。我很相信有人可以从反堕胎运动里赚个几毛钱，同样的，支持堕胎的人也可以捞几毛钱，可是我看不出把大衣系带缠在罗斯韦尔·贝里脖子上，能带来什么大笔的财务收入。朱利安·拉希德死了可以让某些人更有钱，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有多少钱，可是这个案子已经破了，人不是威尔杀的，虽然如果西皮奥没抢先的话，威尔也会自己动手的。
那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呢？不是，于是我回到起点。金钱是许多罪恶的根源，但绝非所有的罪恶皆源于金钱。不管威尔是谁，他都不会从这些行动中致富。甚至连费用都不够——虽然费用不多，但包括了来回奥马哈的机票，还有花在绳子、电线和氰化钾上头的钱。（我想大衣系带花不了他几个钱。）
万一他被捕，犯罪实录作家就会出书谈这个案子，他们能收多少版税，要看内容有多轰动，以及被捕的威尔还能吸引大家多少注意力。而在此之前，许多印刷和电子媒体的记者已经靠此赚得薪水，可是没有威尔，他们报导其他罪案，也是领同样的薪水回家。马蒂·麦格劳是其中最出风头的人，他很得意自己一篇报导中的角色比波斯尼亚还轰动，但他的薪水袋不会因为威尔杀人而丰厚起来，而且或许麦格劳也不在乎。他一再跳槽，已经让他的薪水越跳越高，而他需要多少钱呢？混合威士忌花不了那么多钱，即使端酒给你的女侍者不穿上衣也一样。
太多的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似乎完全不相干，因为威尔虽然多少有点误入歧途，但看起来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真是让人丧气——我已经设法想起自己梦到的人，也找出了梦中的讯息，可是却毫无意义。
好吧，为什么应该有意义呢？埃莱娜的朋友曾参加一个降灵会，她的一个舅舅曾显灵建议她买某个未上市电脑公司的股票。她冒险投入几千元，然后那支股票的价格大跌。
埃莱娜当时并不吃惊。“我不是说跟她讲话的不是她的曼尼舅舅，”她说，“可是她舅舅在世的时候，也没人称他是华尔街巫师。他生前是毛皮商，所以为什么死后应该忽然变成一个财务天才呢？谁说死亡会提高智商来着？”
做梦也是一样。潜意识发出了一个神秘的讯息，并不代表那是有意义的。
太多的钱。也许格伦·霍尔茨曼曾跟我说过这句话，也许他觉得我该捐点钱出去。好吧，这只是句智慧之语，如此而已。我付了咖啡钱，和平时一样留下两块给侍者当小费。马修·斯卡德一向很大方的。
晚餐后我和埃莱娜看了一会儿电视。刚好有连续两个警察电视剧，我不断发现到他们调查过程的错误。埃莱娜不得不提醒我，那只是电视剧而已。
十一点新闻过后，我站起来伸伸懒腰。“我要出门一下。”我说。
“替我向米克致上我的爱。”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要去参加午夜的戒酒聚会？”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在聚会上碰到他？”
“犹太女郎一向都是用问句回答问句的吗？”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我往南走，然后转向西走到葛洛根，这家酒吧位于地狱厨房①，顾客一向都是附近的人。偶尔会有推销员走进来，说要找葛洛根，这有点像去布拉尼·斯通的酒吧要找斯通先生一样。“没有这个人。”我曾听过白天班的酒保如此告诉访客，“也可以说，他从来没到这儿来过。”
①Hell‘s Kitchen，指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葛洛根是米克·巴卢的基地，不过房地契或执照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他的犯罪前科会害他没法拿到卖酒的执照，不过米克“无所有权”的原则已经延伸到他生活里的每个领域。他车子的行车执照和沙利文郡农场的地产，上面登记的都是别人的名字。我曾听他说，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拥有，别人就无法夺走什么。
我是几年前认识他的，那次我走进葛洛根，问他几个问题，感觉上像在虎口拔牙。这是我们奇特友谊的开始，并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厚。我们两人各不相同的成长背景，引导出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我早已放弃为我们乐于相伴的这种友谊而寻找解释了。他是个杀手，是个职业罪犯，也是我的朋友，随便你怎么解释都行。我自己也搞不清。
有时候我们会坐上一整夜，坐到酒吧打佯，门都锁上了，只剩一盏孤灯，互相分享故事和寂静，直至天明。有时天亮后，我们会去西十四街的圣伯纳德教堂去参加屠夫弥撒，他会穿上他过世父亲沾了血渍的白围裙，而一起望弥撒的其他人之中，也颇不乏同样装束要去附近肉品市场工作的肉贩们。偶尔我会随着他进行整个仪式，他跪下我就跪下，他站起来我就站起来。
男性的坚定友谊，我猜一般是这样称呼的。埃莱娜则称之为男人那一套。
今夜我来得早，而且离打烊还有很久我就回家了。我不太记得跟米克聊了些什么，不过似乎是想到什么聊什么，天马行空。我知道我们聊到了梦，他还记得有个梦救了他一命，警告他一个原来没注意到的危险。
我一定也告诉了他我如何发现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口，因为他告诉我一些滚岩酒吧老板的事情，有关谁杀了他、又为什么杀了他等等。我们又谈起多年来其他区所发生的凶杀案，大部分是老案子，凶手自己都已经跟他们的被害人一样，上天堂或下地狱去了。米克还想起有一群人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送命，只因为其中一个人醉了，误会了别人的一句话。
“我很好奇，”他说，“不知道你那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爱杀人。”
“我那个人？”
“就是那个杀了人还写信去报社的家伙。那个‘人民的意志’，你想他本名会不会就叫威尔？”
“不知道。”
“这样一定更有乐趣，”他说，“不过看起来不太可能。他很自大，不是吗？杀了人还到处炫耀，像个他妈的恐怖分子。”
“的确是这样，”我说，“像恐怖主义。”
“一开始都是有原因的，”他说，“原因可能高贵也可能不，可是逐渐地，当初的动机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慢慢的，他们爱上了这种恐怖行动，之后再去杀人，又何必需要原因呢？”他的眼光望向远方，“当一个人喜欢上杀人，”他说，“那就会很恐怖。”
“你喜欢杀人。”
“我从中发现了乐趣，”他承认，“就像喝酒，你知道。会让你血脉贲张，心跳加速。你还搞不清怎么回事，就跳起舞来了。”
“这种形容方法很有趣。”
“我训练过自己，”他慎重地说，“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随意取人性命。”
“威尔有他的理由。”
“一开始有。但现在，他可能只是像喝醉酒跳舞一样。”
“他说他杀够人了。”
“是哦。”
“你不相信他？”
他想了想。“很难说，”他慢吞吞地开口，“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驱动他的力量是什么。”
“也许他已经照自己的方式，杀光了他名单上的人。”
“也或许他厌倦了这个游戏。这个工作有它本身的代价。不过如果他喜欢的话……”
“那么也许他戒不掉。”
“啊，”他说，“反正等着看就知道了，不是吗？”
接下来将近两个星期，我只是照常过日子，逍遥地享受秋天。有个案子找上门来，是个律师，他有个过失杀人的案子，得设法找出一场意外事件的证人，可是我没接，借口说我手上案子太多。其实我手上没有很多案子，根本连一个都没有，只是一时之间，我想继续轻松下去。我每天早上都看报，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聚会，偶尔晚上也去。我出席戒酒聚会的频率，随着生命的潮汐而起伏增减。我也曾想过，我已经戒酒太多年，不需要参加那么多聚会，然后我叫那个想法滚下地狱去吧。这个他妈的病以前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让它再有机会杀掉我。
不参加聚会时，我就在市内散步，或和埃莱娜去听音乐会、逛博物馆，或者和TJ去公园和咖啡厅坐坐。我花了一些时间思索威尔和他杀掉的人，可是媒体上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替这堆火再添燃料，所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堆火也越来越小。那些小报尽可能让这个事件不从版面上消失，可是他们能做的很有限，再加上英国皇室的一桩轻率事件，就把威尔从头版给挤走了。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家教堂。多年前，我辞掉警察的差事，离开了妻儿后，常常会不经意走进教堂，可是都不是去做礼拜。我想我在教堂里找到了一些平静，就算没有其他的收获，至少还有宁静，而这点在纽约不是那么轻易可得的。我会习惯性的替死去的人点根蜡烛，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死亡的行列逐渐壮大，人们会不断死去。
我也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我开始会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把我所赚来的钱放进我所碰到的第一个教堂济贫箱。所有的基督教我都不排斥，但天主教堂我去得最多，因为开放的时间最长。每次我找寻自己馈赠的受益人时，他们的教堂通常都开放着。
我想过这件事，却不太确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么目的。那些年，我从来不记账，不缴税，或甚至不保留收据。所以有可能我把这种捐献当成一种自愿纳税。但无论如何，那些钱也不会太多，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有工作上门时，也从来不能赚到大钱。我一向准时交房租，也时不时会跟阿姆斯特朗把账结清，有能力时，我还会寄钱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可是这些钱加起来都不多，总之我收入十分之一的捐款，绝对供不起让某个神父买部林肯大轿车去游街。
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协会传统上最多只能捐一元。那时起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因为你比较开窍了，”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你了解到，你比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人口。（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济贫箱的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越来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开始疲于怜悯，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