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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曹丕却一改方才冷峻面容，嬉笑道：“母亲何须动怒，我兄弟不过做一游戏尔。”不过，或许是曹植诗情确实打动了曹丕的恻隐之心，或许是曹丕明知从此之后三弟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总之，曹植自此虽然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其志，但曹丕却再也没有动过杀他的念头。
其实，历史地看问题，兄弟相煎，手足相残，为了皇位的争夺，这样的场面出现在宫廷政治中并不罕见，只是魏文帝曹丕此时还遮遮掩掩，总想找个“理由”杀人，而几百年后，到了一代英主唐太宗的手上，那就果决得多，快捷得多，动的场面杀的人也更大更多，而且是毫不遮掩，足见杀人的胆略与政治家的气魄也成正比。至于比唐太宗稍早一点的隋炀帝杨广以及南北朝时期各个小朝廷之间的宫廷政变，血洗金殿，那就更是家常便饭。
最后，我还不得不指出，曹子建七步诗尽管是一个十分动人和完整的传说，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它竟然不见于正史，而是出现在南朝人刘义庆的小说集《世说新语》中，其真实性不能不大打折扣，而最大的可能是，刘义庆直接借鉴了发生在北朝魏孝文帝元宏与胞弟元勰之间的故事：喜好改革，大业有成的孝文帝受汉族文化熏陶，喜吟诗作赋，而其六弟元勰则诗才更盛，一日，兄弟二人路过一片松林，元宏诗兴大发，却苦于腹中无物，便问六弟可否十步以内完成一首。元勰欣然应允，并于十步以内成诗曰：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
孝文帝品味之后，大声夸赞诗写得好，并说，看来，我们确实应当下工夫把国家治理得跟古代的贤明君王一样美好。
显然，这个故事的背景与主旨与曹植“七步诗”相去甚远，但形式经过却是多有共同之处，刘义庆稍加改动，用于前人古事，从而使小说更加生动有何不可？只是，如此一来，所谓“七步诗”的“版权”归属倒成了一宗千古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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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皇帝的诗词别议（1）
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既喜欢写诗而又称得上开国皇帝的倒也真有几位，这便是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三国时曹魏实际的开国之君魏武帝曹操还有文采稍逊，但气度不凡的宋太祖赵匡胤和或许也可以算得上这个圈内一分子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先说刘邦，以一小小泗水亭长（相当我们如今大于村长又小于乡长那么大的官儿）起事，先是杀了县令，自称沛公，算是有了一方土地，而后顺天应人，起兵反秦，虽历经艰难，却终究成其一番事业，然而，恰恰是在大功告成，天下初定之后，他开始猜忌并杀害功臣。致使战功最大，能力最强的韩信、彭越先后被杀，就连忠心耿耿的丞相萧何也几遭毒手。这一系列的动作，使得原本也曾是项羽部将，但投刘邦后战功卓著的淮南王英布深感自身难保，被迫起兵造反。而英布一反，不日之内便连下数城，到这时，刘邦才想起可以替他打仗的韩信、彭越。无奈之下，刘邦只好亲启大军，以举国之力而围剿只有区区万人的英布。这一战，虽说以多击少，以大击小，以强击弱，却也几经反复，损失惨重。亏得英布善战而不善谋，而刘邦又用陈平等人诡计，这才唆使英布的邻居，长沙王吴臣用计骗来英布并杀之，算是除了一害，但刘邦本人也在这次战役中被冷箭射伤。
或许是离乡日久，思乡心切，或许是自知来日不长，其言也善。公元前196年初冬，刘邦在平定英布班师途中，绕道回故乡沛县看望了自己当年的故旧及父老，也就在这次的故乡之行中，刘邦酒后豪歌，写下了一首历久传诵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毫无疑问，这时的刘邦已经深深感觉到治理国家之不易，而真正能够帮助自己镇守四方的那些威猛将士又在哪里呢？
《大风歌》是刘邦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最有名的一首，但却不是唯一的一首。若论文采章法，应当说他写给宠妃戚夫人的《鸿鹄歌》要更好一些，但真正影响之大，旁不可及的却是《大风歌》，我想其中的原因大约就在于作为帝王，《大风歌》唱出了所有开国之君甚或每一位有志君王的心声，而专属私情的任何作品，相对于帝王来说，它的分量都是不够的。
相比较于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虽说不是名誉上的开国皇帝，却是实际上的大唐基业开创者。可能是由于出身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唐太宗身上更多的是一种智慧，而体现在刘邦身上的则可以说是一种流氓式的狡诈。而单就诗歌本身的品位而言，唐太宗尽管在群雄并起的唐代诗人中并非鹤立鸡群，却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全唐诗》载，太宗一生共留下诗作近百篇，其中如《帝京篇》10首以及《咏风》、《咏雨》、《咏雪》、《咏烛》等系列咏物诗，还有《饮马长城窟》、《塞外晚秋》等边塞诗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诸如：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饮马长城窟》）
这样一些诗句，即使是与同时代的一些诗坛圣手相比也绝不逊色。而更主要的在于，唐太宗作诗，非为诗而诗，而是为事而诗，为天下事而诗。他的绝大多数诗歌都作于长期的戎马生涯中，记载着、鼓舞着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将士们，而当他即位九五之后，他的诗歌又往往成为对朝廷重臣最高规格的奖励，成为他平衡各种势力、维护皇权统治的一种工具。我们在“读史品诗”的系列文章中曾经提及的《悼魏征》、《赐萧瑀》等就是极好的例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开国皇帝的诗词别议（2）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豪门，然喜交江湖人士，所以染了一身江湖习气，写诗并不在行。而有意思的是，他曾经的对手之一，南唐后主李煜却是一个大诗人。然而，正是在征服南唐的最后时刻，面对李煜派出来的谈判代表，他竟拿出其昔日所写的一首《咏初日》：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逐退残星赶却月。
并说自己曾有《咏月》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中天万国明。”与李煜相比又当如何？就是这一首半诗歌，直把个本以为北方君臣不过赳赳武夫，全无文采可言的南唐谈判代表惊得目瞪口呆，回去一向李煜禀报，然后便开门投降了。
其实说来可笑，《全宋诗》所收赵匡胤诗总共也就三首半（《咏月》只有两句），如此看来，宋太祖诗虽不多，却实实在在将其化作兵锋，好钢使在“刀刃”上了。
至于洪秀全，作为初期的革命领袖，最终却走向帝王道路，虽也开基建国，却是未能长久，这一切，其实在他并不算多的诗歌中早有表露，那就是，功力欠扎实，文采欠丰硕，思想大于形象，口号多于写实，以大话吓唬人，以豪言鼓舞人，诸如：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述志》）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吟剑》）
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似曾相识的吗？
最后要提到魏武帝曹操，他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中最杰出的诗人了，总观曹操一生，文治武功皆有成效，而诗歌创作也可谓颇多成果。别的不论，我们仅从其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那些名词警句中也足以看出其诗歌影响之深远，风采之超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
真可谓脍炙人口，相传不绝。而这一切，也正是曹操在其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对生活精华的提炼。正所谓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曹操的诗歌，可谓此中典范。
拉拉杂杂，谈了五个帝王而且是开国帝王的诗作，挂一漏万，难免不妥。但我以为，我们从中似乎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的或曰规律性的东西：
其一，这些开国之君，在他们或多或少的诗歌作品中都蕴藏着一种宏大的志向，积极向上是其共同特点，而低迷，颓废的靡靡之音更是无从谈起。仅此一点，也足可以与那些一味追求艺术品位的亡国之君们分出高下。
其二，除勉强入围的洪秀全外，这些开国君主的诗歌皆可以用“言之有物，读之有味”来评价。为事而诗，绝不为诗而诗，是其共同特点。
当然，由于各自的出身以及生活年代的不同，他们之中或许某些人在艺术手法上或者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最后要重温当代大诗人兼革命领袖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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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里挑灯看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稼轩这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我对宋词之最爱。而事实上，人们常把唐诗宋词相提并论，这个广义上的“宋词”大半也应当指的是南宋时期的一批词作家和他们那些壮怀激烈，气冲霄汉，辉映千秋的铿锵词作。
想一想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想一想陆游的《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想一想范成大，悲情一曲《水调歌头》：“敛秦烟，牧楚雾，熨江流。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
再想一想陈同甫：“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还有文天祥：“横槊题词，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
这一个个词人，这一首首词作，是民族的呐喊，是抗战的号角，宋词，尤其是南宋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战斗作用和鼓舞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文艺形式或其他任何一个阶段的同类作品所不可比拟的。
我们知道，唐诗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的壮阔，眼界无所不包，内容无所不有，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沉淀。而宋词尤其是南宋词之所以辉煌，则更在于它的深沉。在于以辛弃疾、陆游、李清照、刘克庄、文天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词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天下匹夫的姿态，或跃马横刀于阵前敌后（如岳飞、陆游、辛弃疾），或不畏强敌，视死如归（如范成大，王清惠，文天祥），以自己的行动和热血写下了气壮山河，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战斗词篇。这样的诗词，来源于火热的战斗生活，反过来又鼓舞人民去投身于火热的战斗生活，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杀敌的利器，民族的魂魄。
不可否认，南宋词的辉煌，首先是建立在北宋词日臻完善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王安石、苏东坡在词的内容和格式方面的大胆开拓，如果不是苏东坡不顾他人的责难不顾一切地打破词在音律方面的束缚限制，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南宋词如辛弃疾那般的纵横驰骋，豁达奔放。也就不可能诞生出那么多雅俗共赏，琅琅上口的经典词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就整体而言，北宋词，无论是晏殊、柳永、还是欧阳修、黄庭坚、秦观，都基本上没有突破“词为艳料”的陈旧藩篱。内容大多局限于男女情思之类，靡靡之音充斥词坛。直至北宋中晚期，伴随着宋神宗改革时代的到来，两位锐意改革的朋友兼政敌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王安石与苏轼，他们不仅在政坛上大施拳脚，在词坛上也有突出贡献。王安石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阔开眼界，纵贯历史，格调深沉高雅，音律自由奔放，完全打破了旧词之陈规陋习。而紧接着苏轼大批新词的推出，简直把词坛兜了个底朝天。宋词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应该说这也为南宋词的辉煌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靖康之变给词人们摆出了一道新的课题。而拿起笔来用词作为战斗武器的，最早恰恰是一些同时用刀枪来抗击金兵的前线将领。李纲的《幺令》与岳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