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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自取其辱。这可以结合第四篇《里仁》中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参看。都是讲交友之道，对大家应该很有帮助。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说，君子通过诗、书、礼、乐、文化来结交朋友，通过朋友来培养自己的仁德。这段话里曾子讲了朋友交游的途径与朋友的作用。朋友应是在文化的共识、心灵的共鸣中结交的，绝不是以酒肉利益相交。真正的朋友可以辅佐自己，帮助自己德行的养成。因为见贤思齐，向朋友的长处学习，自然能提高自己。绝不能把朋友当作相互利用的工具，那样既不会有正直的朋友，也丧失了交朋友的真正意义。这句话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读书人都把朋友当成精神道义之交，当成人格学问辅益之源。
子路第十三（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你要身先士卒，要求别人怎么做，自己就先要怎么做。要别人劳动自己就率先劳动。“请益”，子路再请老师告诉他还要怎么做。孔子说，持之以恒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无所倦怠，这就是为政之道。子路好勇，好勇的人往往勇于实践而不能持久，所以孔子告诉子路要“无倦”。这仍然是孔子关于为政的一贯思想，就是为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性。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他也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先要设立好管理各种事务的机构，“有司”即管理机构，定出相应的制度法规。要赦免下属的小过，选拔有德有能的人。赦免下属的小过错，刑法就不滥用，不滥用刑，大家就拥戴你。有人才才好办事。仲弓说：我怎么知道哪个是贤才，举用哪个呢？孔子说，你就举用你所知道的人，你不知道的，难道大家就将他放弃了吗？只要你举用了贤才，大家自然会将你不知道的贤才推荐给你。孔子对子路说的是为政的情怀，对仲弓则是说的为政的方法。一个从道德上讲，一个从方法上讲。为政不先有司，则为政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赦小过，则无法找到人才，因为人无完人；不举贤才，则小人庸人当道。有这三条不仅可当家臣，治天下亦不过如此。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一段讲的是孔子整个为政的核心，也就是正名的思想。子路说，卫国的国君要用你来治国，你把哪样事情放在第一位来做啊？“奚”就是何。孔子说，那我第一是要正名。什么叫正名？就是要使事物名实相合。在周朝末年春秋时候，天下是名实混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臣弑君，子弑父，比比皆是。卫国更是混乱，所以孔子首先要正名。子路说，有这个必要吗？哎呀，老师你太迂腐啦！“奚其正”，为什么要正名呢？孔子说，你这个子路，太粗野了。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都会空缺在那里。“阙如”，就是空缺的样子，不知为不知，宁可让它空缺在那里也不会不懂装懂，这是孔子批评子路不知正名的意义。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不正讲起话来则不顺当。言不顺则事不成，言语都不顺当的话，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就不可能兴起礼乐制度来。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法的执行就不会妥当。刑法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好。比如当学生的去说本该由老师说的话，这就叫名不正。学生说该由老师来说的话自然就不顺当，其他学生也不听你的，要达到的目的也就达不到，这就叫言不顺而事不成。事情办不成则本该有的秩序和和睦也就建立不起来。因为礼是维持秩序的，乐是来维持和睦的，这就叫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秩序与和睦都没有，制度的执行也不会恰当。因为制度的执行要秩序来维护，要以和睦为目的，这就叫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制度的执行都不恰当，当然学生们不知怎么办，手足都无所适从了，这就叫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措”当摆放讲。君子说的话必须和自己的身份相合，这样你说的话自然行得通，因此君子对自己说的话从来不马虎。孔子说这段话是针对卫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讲的。卫国卫灵公的儿子叫蒯聩。卫灵公好色，娶了南子。蒯聩想杀掉南子，结果得罪了他的父亲卫灵公，卫灵公就把他流放了。流放以后，卫灵公想立另外一个儿子公子郢为王。公子郢不愿意接受。卫灵公死后，蒯聩的儿子辄继承了王位。蒯聩流放了，儿子做了王。南后就想用儿子来牵制父亲，儿子做了王以后，就不会让他父亲回来做王了。后来蒯聩又回来与儿子争王位，一切都是混乱的。正由于卫国君臣父子都是混乱的，所以孔子说如果卫国要用他，首先就是要正名。这里孔子深刻地阐述了正名的重要意义。这一章可与上一章“齐景公问政”参看。最后子路就是因这件事而死去的。蒯聩杀回来跟儿子争王位，当时子路正在卫国做官，子路认为既然食其禄就应为其效忠，结果在斗争中惨死。子路临死还不忘把帽子戴好，说“君子死而冠而不免”，可谓悲壮。但子路不知在卫国这种父子相争的情况下，他为谁效忠都是名不正，言不顺，即使战死，也是不得其死然——孔子曾说子路不得其死然。
子路第十三（2）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种粮食。孔子说，要说种粮食，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种蔬菜。孔子说，要说种蔬菜，我不如老圃。种粮食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知道孔子有学问，什么都会，所以就请教孔子种庄稼的事情。可是孔子没有回答他。樊迟离开以后，孔子才说：“小人哉！樊须也。”注意，这个“小人”并不是指的品德上有问题，而是指樊迟的问题问得小。孔子是从大处着眼，所以他说如果为政者好礼仪，老百姓没有不尊敬为政者的；为政者好义，百姓没有不服从他的；为政者重视诚信，老百姓没有不诚实的，这就是上行下效的道理。如果为政者能做到以上三点，四方的老百姓都背会着小孩来归顺你。“襁”就是背婴儿的背带。“襁负其子”就是用背带背着小孩。注意，孔子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学习首先应学大道，把大道掌握了，其他的小技自然就明白了。道是本，技是末，有本自然就有末，只研究小技，那么就只能学一样会一样，不能一通百通，举一反三。道学好了，再学具体技术就非常容易了。治国之道都懂了，种庄稼之道也就在其中了。大道理套小道理，你把大道理弄明白了，小道理自然也就明白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句话是孔子讲不能读死书的道理。孔子说，你把《诗经》三百篇都读熟了，但是交给你国家的政事你处理不了，让你出使到四方去做使臣，你却不能独立应答。“专”当“独”字讲。你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你《诗经》读得再多、再熟，读了后一点都不会用，话都不会说，有什么意义呢？诗本来是“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可以通过观诗来看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商周时候有采诗之制，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你把诗读了，却不能够了解政事，不能够致用，那你读得再多也是白读。所以学了诗是要能够真正地用。从这一句里面还可以看出一个深意，那就是《诗经》不只是文学，更重要的是经学，是经学因此可以解决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可以经世致用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你的身心正了，你自己修炼好了，你自己道德完善了，你不发命令，大家都会像你这样做。比如说，校长在这里拖地板了，大家自然就会跟着拖。你自己身心不正，再怎么发命令，大家也正不了。比如说，省长说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可是省长开着车带头横冲直撞，那么谁还遵守交通规则呢？孔子反复谈这个要正人先正己的道理，足见其重要。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周天子建立周王朝以后，分封了七十二个诸侯，其中五十六个诸侯都姓姬，是周天子的弟兄、乡党、族人。鲁国、卫国的祖先都是周天子姬氏家族的弟兄，所以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后，而卫国是周公的兄弟康叔之后，两个国家也是弟兄，是同祖同宗的。孔子在卫国周游时，发现卫国的混乱也跟鲁国差不多了，所以发出深沉的感叹，叹两国曾经都是圣人教化的礼仪之邦，可现在又都衰乱不堪。鲁国是君不君，臣不臣，卫国是父不父，子不子，多么相似，感叹中流露了孔子的无奈与惋惜。也是孔子真实情感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忧道忧国之心。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很善于治理家庭，刚刚有一点财产就说差不多了够了。“苟”表示差不多的意思。“少有”，稍稍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完备了。“富有”，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很完美了。这就是知足常乐。卫公子荆能够知足常乐，所以孔子很称赞，用了个“善”字，说他“善居室”。孔子也是用卫公子荆来对比当时卿大夫的奢侈之风。其实一切物质财产都是身外之物，能知足就能得到快乐，不知足反而心灵被外物所累，物欲反而成为人痛苦的根源。现代人被物质异化，人性泯灭，何谈快乐？如果人人皆能知足常乐，那么国家自然就安定和谐了。如果都说这不够那不够，互相争利，则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大家都争权夺利，天下就危险了。
子路第十三（3）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了卫国，冉有给孔子驾车。“庶”就是众多。孔子叹说，卫国人真多啊！ 冉有说，既然人多了，那该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就让他们致富。冉有又说，如果他们已经富了，又该怎么样呢？孔子说，那就教化他们。这是讲的先王为政之道。古代一个国家的大小跟人口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古人很看重人口，人口多就说明国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老百姓愿意来归顺。但光是人口多还不行，还必须让大家都致富。人多了，富有了，也还只是治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要教化民众，使民众都沐浴文化的光辉、得到礼乐的润泽，这样天下才会真正的安宁祥和，对民众的教化向来是儒家重要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千百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当一年讲。孔子说：如果有要用我的国君，只要一年，我就能使这个国家基本上树立规模，三年我就能使这个国家治理成功，国富民强，教化大行。这是孔子由庶矣、富矣、教矣联想到没人用自己，如果有人用，一定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治国有成。对于治国，孔子是胸有成竹，他既有治国之道又有治国之术，在鲁国执政四年，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足见孔子的才能，也足见孔子此言不虚。但也更叫人感到孔子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感叹说，古人讲如果用善良的人来治理国家，花上一百年时间也能够教化残暴之人，而不用杀伐之刑，这个话确实说得对呀。“胜残”即战胜残暴，也就是化残暴于无形。“去杀”即去掉杀伐之刑，也就是百姓向善，而刑罚不施。善人是本质善良的人，但还没有自觉的道德学问修养，所以善人治国要相续百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