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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中原豪侠传》虽然也写了一些武术超群，身怀绝技的义士，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武技也不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刀枪不入，超乎现实之外的“半仙之体”。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在小说中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所以这部书一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原豪侠传》曾于1944年由“万象周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自序中把书的立意及经过说得相当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中原豪侠传》一书，家中原有一藏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多方寻觅此书，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首都图书馆有一孤本，我请人把它抄写下来，收入《张恨水全集》。
父亲主办的《南京人报》非常有特色，它的文章短小精悍，极富浓郁的南京地方色彩，尤其是副刊，生动活泼，从版面到内容，让人一看就不能释手，称得上是既新颖又隽永。张友鸾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珍藏的一卷《南京人报》合订本送给了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恰恰是创刊期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闲暇下来，就捧读一遍，犹为爱读父亲主编的《南华经》，我在上面读到了不少父亲写的诗、词、小品、散文，更为难得的是，我在《南华经》上，拜读到了母亲用“南女士”署名的散文，篇名可能叫《夜归》，因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误，但因为文章写得情意真挚，故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大意是说，父亲业新闻记者，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归家，母亲怕父亲夜深归来，又累又乏，还要料理夜宵等琐事，所以便把夜点事先准备好，并烹好香茗，在灯下夜课，等待深夜归来的父亲，父亲为此深深感动，他在后来悼念母亲的诗中，还带着感激和深厚的情意来缅怀这段往事：
创办《南京人报》（4）
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新闻吾业归来晚，风雨灯窗候打门。
写至此，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篇《夜归》，不觉黯然……
母亲性格活泼温柔，喜欢京戏和唱歌，做学生时，就以甜润优美的歌唱，闻名春明女中。结婚后，在父亲熏陶和指教下，开始学习诗词和古文，自然《诗韵合璧》、《随园诗话》是必读的课本，母亲读了《随园诗话》，对袁枚自诩为随园即是《红楼梦》的大观园，虽认为不可信，但还是心向往之，以为亭台之胜，一定可观。要求父亲陪她到清凉山去寻访袁枚的随园，父亲笑而同往，母亲看了那荒芜不堪、野草丛生的废址，喟然长叹：“这就是大观园？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父亲则说：“我早你十几年已经有此感叹，如果说了，会扫你的兴。”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甜蜜美好的感情，写诗追忆：
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杂菊花斜鬓插，何年忘却旧时颜。
我在这些诗中，读到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欣赏和感念之情。《南京人报》真可说是篇篇佳作，字字珠玑，而我家里一直珍藏的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由于“文革”过后，友鸾叔又恢复了笔耕生活，因文章需要，他又向我“借”回去了，但这一借，由于他年事已高，琐事又多，不知放在何处，所以就“有借无还”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心疼不已。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
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
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
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创办《南京人报》（5）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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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如用我何妨死”（1）
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
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