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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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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如用我何妨死”（2）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后一书名则侧重于军民同心协力保卫天津的事实。在北方，人们沿袭历史的习惯，称天津市为“天津卫”，而不是说天津市，因而《天津卫》与“天津卫”，是巧妙的双关语。1942年，该书出版单行本时，抗战已进入第5个年头，大后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使父亲痛心疾首，于是他又增写了第1章与第14章，极力加强对“夜”的描写和渲染，从夜的巷战开始，到不是巷战的“巷战”之夜结束，首尾遥相呼应，使读者在振奋激昂之后，又掩卷叹息，对比鲜明，令人深思！
《巷战之夜》的主人公张竞存的原型，就是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书中的故事，都是我四叔亲身经历的。他原来在北平协助父亲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主任兼国画系教师，他本来是学美术的，自然是驾轻就熟，俗语说的“熟门熟道”之谓也。1935年父亲被迫停办了“北华美专”，南迁以后，四叔即迁往天津。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略军将罪恶的战火燃向天津。此时四叔已将四婶及儿女送往南方，只身一人留在天津，他亲眼看到了日寇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民众，这令人发指的暴行使他愤怒，也使他热血沸腾！于是他动员了本胡同的居民，和29军的爱国战士一起，展开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巷战。四叔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他自幼喜爱拳棒，在北平求学时，曾向著名拳师丁才老师、李四爷学过拳术、棍棒，可说是武功精湛。在巷战中，他挥舞战刀，英勇杀敌，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在这场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手刃寇兵无数，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巷战之夜》是根据我的四叔口述的亲身经历，父亲加以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本书采用倒叙手法，第1章“ 周年纪念”，是在夜色中一支安徽潜山游击队正整装待发：
游击健儿，穿过了四周的树林，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只是稻场外的水塘，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来了个千头大合唱。它们不知道有战争，照常地唱着大自然之曲。不完全的月亮，钻出了云片，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偷窥着水塘与庄屋，在她偷窥之下，不怎么明亮的月光，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成排坐在地面休息。除了蛙曲，依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想到这些人的沉默。水塘里的白荷花，被露水润湿了，正散布着清香。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
月色苍茫中，有人发言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还是个教书先生，不解得打架，更不解得杀人。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上巷战之后，我换了一个人，锻炼出了我全身的气力，也锻炼出了我全副的胆量。这个故事，我已经给各位说过好几次了，无需我再说。但今天晚上，值得再提一声的，便是个周年纪念。今夜是我荣誉之夜。”
“国如用我何妨死”（3）
多么美好的月色，多么美好的荷香，多么美好的蛙曲，衬托出令人陶醉的静谧，殊不知在这美好的天籁孕育下，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战！在待战之前，主人公说的“周年纪念”，是个什么荣誉的周年纪念呢！自然给读者制造了一个悬念。原来这支游击队正是要去袭击潜山县的大镇源潭铺。在取得了袭击的胜利后，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游击队支队长想到：
去年今夜此时，正夹了皮包，预备离开天津，而敌机已开始丢弹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报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许回到了天津吧？他昂头四顾大别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边天脚涌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别山潜伏着。自己的队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此时看来，仿佛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给敌人的那焰火，还是在遥远的墙上，向上冒着成团的红烟，也像很高兴地恭祝他这个周年纪念。
读者要知道这个纪念的本事吗？下面就是。
在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张竞存，如何在保卫民族生存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锤炼中，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由于这是四叔亲身战斗过的事，他多次向父亲详尽地讲述过，连细枝末节，也都绘声绘色地描摹，所以父亲写来格外真实具体，自然感人。书中的抗日“英雄”，并不是超凡脱俗的高人，而是一些拉胶皮车的仆役、做小买卖的商贩和下级军官等。父亲在书中生动地刻画了小马、小三子、杨老七、酱肘子铺掌柜、李排长、周班长等普通人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看到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头百姓和兵士，在战火的冶炼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正是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凡夫俗子”，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最后关头，用鲜血书写了震撼世界、永不磨灭的大字：“天津永远是我们的！”
但是令人愤慨和遗憾的是，书的末章《二周年纪念》，却是另一番情景，仍然是“夜”，仍然是这一天；第一个这一天，是在夜色苍茫中的巷战，第二个这一天，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地偷袭，第三个这一天呢？主人公张竞存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色下是万家灯火，他看到、听到的却是歌女彩唱《玉堂春》，酒楼宴饮，划拳猜酒；小巷深处，花园小楼，哗啦啦洗牌声响，正是“隔巷对峙，夜战正酣”的“巷战”。感慨系之的张竞存，和朋友“慢步向前走”：
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迎面而来。先是一丛灯火之光涌入眼帘。随后便看到一乘凉轿。正是刚才去的那妇人，她又转来了。这巷子颇窄，只有三四尺阔，两下相逢，无可让的。那朋友警觉，将背贴墙站了，尽量地让出空间。竞存初来此地，不曾懂得规矩。只站着略偏一点。那边是闪电式行路，轿前的短装人已涌到了面前。见竞存直挺挺站着，一个拿手电筒的两手用力将他一推，嘴里喝声滚。竞存出于不意，早被推着向后一歪，脚还不曾站稳，冲锋式的轿子又冲了上来。一轿杠正碰在竞存肩上，撞得他向地面一倒。这正是石坡路面，重重的一下，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阵。朋友见轿子和人如飞的去了，便跑来搂抱。竞存扶着墙，慢慢爬起来，笑道：“不要紧，跌撞一下，或伤碍不到我们这战士。我是没有想到今晚还有巷战。稍微提防一点，也不至于败在他们手上。”
然后笔锋一转，父亲借着主人公之口，向我们扔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望着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照见过去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瞒不过你，你还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大江东去》写于1939年，连载于次年香港《国民日报》，1943年出版单行本时，父亲做了改写。这部书的写作背景，也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1939年冬，父亲友人陈君将有东战场之行，父亲与陈君小饯于酒楼，杯匙之间，陈君谈起了南京失陷时一位年轻军人的遭遇：由于战争，此军人虽死里逃生，但妻子却弃他而去，家庭遭到破坏。陈君问父亲可否将其写成一部小说。父亲认为故事良好，若能配合京沪线的战争惨烈及南京屠城之惨，将不失为有时代性的小说，所以就答应下来。但是父亲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不熟悉战场，不能贸然去写。过了半年，邻居家来了两位军人，夏夜纳凉，聊天时常常谈及战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从聊天中获得了有关战场方面的军事知识，于是就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部《大江东去》。由于当时英、日尚未宣战，所以还不能畅所欲言地揭露日军暴行，父亲原来设想的京沪战役及南京大屠杀都不能如实描绘，父亲自认为写得不痛快。谁知事有凑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刘君约父亲去酒楼见面，并在函约中“卖了个关子”，告诉父亲千万别爽约，告诉父亲去了会有奇遇，父亲在半信半疑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楼，座上有一年轻军人，风姿英爽，很是健谈，刘君笑着介绍：此君与君所写《大江东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门之役。父亲乘便问其光华门战役情况，某君慷慨唏嘘详述南京失陷惨状，尤其是某班长以一手榴弹挽救危城的壮举，某君说来绘声绘色，令父亲兴奋不已，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