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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读者，一定知道，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交，正需要切磋，国需诤臣，人需诤友，批评的对，你改过就是，不用解释，恶意的中伤，更不用回答，所以有关他的文字批评，他是从不打“笔仗”的，他说当事人参与其中，是徒乱是非。但是对于冒用他的名字写的伪书，他是从不敢“掠美”的，后来得知，敌伪在沦陷区一直盗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交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赐尤所欢迎！）
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
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吹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强烈愤怒：
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遑遑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
今年不闹抗战八股，抄两句诗来结束这段闲文。“带一分憨（叶平）情更好，不多时别兴尤浓”。与诸公共勉之。
父亲说的闲文，看似滑稽突梯，其实是痛苦欲泣，这种反面敷粉的手法，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每一个读者。他苦心撑持的《最后关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走过了一年，因而他在《关头一年》中说：“光阴真快，《最后关头》这小副刊，产生一年了。回顾当日第一次上场白，声明我们当兴奋呐喊，不要无病呻吟，直到今日，总算遵守着这几句话，没有忘了。”文章的最后，他暗示读者：“谈到穷苦大众的文字，也有。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正是“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其实，又恶知仲尼难言之隐耶？”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4）
父亲在《最后关头》上发表的诗词，极受广大读者喜爱，直到现在，还会遇到一些诗词爱好者拿这些诗词见问。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读史十绝》，可算是一字一血，沉痛之极。由于许多诗词爱好者对《读史十绝》情有独钟，故抄录如下，以飨同好：
剑客哀铃夜雨风，三郎梦醒恨无穷。
误人便是杨丞相，应悔嘉名锡国忠。
楚人舍得楚人弓，幸未燃箕一剧终。
莫为皇孙千古恨，巴山犹有建文峰。
（峰在重庆南温泉东北角）
浪续金貂又一群，大金台畔笑纷纷。
不知珠履三千客，几个吹竽食使君？
无复萧萧易水歌，顿传海上失荆轲。
哄堂博得秦庭笑，不料图穷是议和。
六朝何事不沧桑，巷口桃花惨夕阳。
肠断中原烽火遍，人间犹有半闲堂。
苻秦一击几生还，功在儿曹事等闲。
北望两京终未复，风流误煞谢东山。
江南国运付笙歌，榻畔能安日几何？
却笑仓惶辞庙客，只知挥泪对宫娥。
寇入居庸困凤池，景阳钟吼有谁知？
群臣误我今方悟，泣向煤山事已迟！
汴京宫殿壮威仪，劫火熊熊九鼎移。
南渡君臣终不悟，临安犹有党人碑。
三镇空称托命臣，江河无复阻胡尘。
可怜绝代侯公子，只作桃花扇里人。
有人说由于父亲有历史癖，毕生穷经读史，所以长于借古讽今，用典是信手拈来，妥帖巧妙，如若天成，正是学富五车，才能寄托遥深，厚重沉痛。话虽不假，其实父亲更喜欢抒发感情的性灵之作，他的许多抒情诗词，都是被人“佳句蒙碧罗”，诵而再三的。不但此也，他的打油诗、竹枝词更是俚句入诗，妙趣横生，令人掩口葫芦。
当时重庆政府曾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然而达官贵人及夫人之流，仍然是“口号由他，好车我自坐之”，父亲写诗讽刺：
偶 见
满天细雨湿尘埃，警报无声店铺开；
车子飞驰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
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而不胫而走，直到前几年，我仍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看见有人撰文谈论这首诗。父亲用诗句吟诵社会相，众生相也是入木三分，令人唏嘘太息：
邻家杂诗（六首）
老吏西来发半稀，艰难蜀道欲忘归。
设摊白日西风里，又向街头卖旧衣。
屋草垂垂怯朔风，斋窗病卧一哀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蜀语珠圆可入林，妇孺半是改乡音。
灯前一语巴山雨，直欲家园梦里寻。
细雨柴扉久不开，荒村犬吠梦初回。
一星灯火疏林下，有客城中负米来。
黄昏人语隔村喧，野祭数家效故园。
一帛纸钱一壶酒，白杨树下作中元。
家书来报是丰年，升米依然值串钱。
博得老妪望明月，羡他犹向故乡圆。
好个“羡他犹向故乡圆”，父亲通过乡居所见，把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故土的思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摹，月仍能照故园，而人却只有梦中寻，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让人心酸，又令人不忍卒读。
《最后关头》虽然受到了广大读者赞许和欢迎，但它却是艰难坎坷地走了3年，真个是行一步一步难，举步维艰！终于《最后关头》守不住了，这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部的“新闻检查”。在“奉命弃守”之后，父亲并没有屈服，明说不行，我就暗说，正面揭露不可，则采取旁敲侧击，他坚持认为“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父亲在1941年10月9日《最后关头》弃守之后，立即办了一个类似聊天的专栏，《上下古今谈》。这一谈，又轰动了重庆，成为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话题。《上下古今谈》于同年12月1日与读者见面，即日刊出《开场白》一文，以后每日一篇杂文，大约持续三年半之久，累计发表杂文1000多篇，百万字以上，父亲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上下古今，纵横捭阖，以古喻今，巧妙地讽喻了当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父亲的杂文与众不同的是短小精悍，读起来如对故友促膝密谈，既亲切，又趣味盎然。文章多因事而发，读者自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当事人明知所指，又不能对号入座，徒唤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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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之作《巴山夜雨》（1）
《巴山夜雨》，是父亲病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此书完成后，他就突患脑溢血，一病3年，恢复写作后，身体状况及记忆力都大不如前，因而能标志他创作水平的最后一部书，就是《巴山夜雨》。说它重要，还不仅如此，因它是父亲有意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进行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是他刻意对自己进行一次新的挑战。从书的内容、形式、文风，都和父亲所有的作品不同，可以说章回小说在这部书里，完全是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部重要的探索力作，最后的重要巅峰之作，却被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忽略了，当然这和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出单行本有关。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却对《巴山夜雨》，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说此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是他一生作品最高巅峰”。①
早在1945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在庆祝父亲50寿辰的专刊中，于第三版发表了一则消息：
张 氏 宏 愿
恨水先生谈，彼将集中精力，在此五年中，写一分量较重之长篇巨著。其题材已选定，闻背景即张氏所居之南温泉，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一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
不用说，读者看了这则消息，就知道父亲所指的“宏愿”，就是创作酝酿已久的《巴山夜雨》了。《巴山夜雨》书名，借自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它的寓意，自然是描述国难之际，流浪川东的异乡人，渴求和平，企盼归期的苦恋。
《巴山夜雨》的构思，是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动笔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8年抗战的炮火，对中华民族及全体人民都是一次战斗的洗礼。人们在这次民族存亡的搏斗中，付出了惨重巨大的代价，同时在这场搏斗中，赢得了自尊、自信和自省。越是战争接近胜利，人们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火的引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迎接胜利的同时，有必要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历史反思与民族自省，对我们自己来一次彻底的检讨，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才能避免再一次外侮，正是古训所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父亲在痛定思痛之后，率先把笔触伸到这一民族心理层面中去探索。他敏感而及时地在挖掘我们辉煌历史文明同时，也尝试着对我们某些“劣根性”进行铲除。因为8年的战争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这是3500万同胞的生命，全民族的血和泪换来的教训，因而父亲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对战争表面的谴责上了。正是怀着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立下了“宏愿”，把一腔“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炽热感，融入冷峻的笔端，在《巴山夜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