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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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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巴山夜雨》写于1946年,同年4月4日载于创刊的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1948年12月6日载完,全书有50多万字。同时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转载。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我们徐徐展现了一幅蜀中山村众生图。读起来亲切感人,自然隽永,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小说中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传神阿堵,形态各异,入木三分,使人如睹旧友,呼之欲出。书中的人和事,就像生活在身边的左邻右舍日常发生之事,他们笑、哭、吵、闹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经父亲那枝如椽的巨笔,一提炼一放大,就会让人有一种全新的感触,在反省的思考中,又有原来如此般的恍然大悟!加之小说的语言幽默犀利,使读者在哂笑中又会噙着涩涩的泪水,所以连载时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我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连载时,我虽然还是个孩子,然每日必读,可能因为描述的是我们童年生活过的山村,故而觉得那么亲切自然,又那么真实动人。而行文的冲淡,更能衬托出父亲沸热的血和火样的情,因之,许多人都说书中的李南泉,是父亲的“夫子自道”,是带有自传体的小说。这话当然不确,它毕竟是小说,不是自传。但是这话又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书中的一切,正是他亲自经历的生活,诚如1945年刊载的“张氏宏愿”消息所云:“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所以书中是对他生活轨迹的投射,处处有着他依稀可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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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之作《巴山夜雨》(2)
那么,父亲用浓笔重墨精心刻画的李南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他穷困潦倒,却蔑视权贵,安贫若素,不为五斗米折腰,横门拒绝富商送来的“润笔”及车马费;可同时,又为了150元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寿星写“寿序”。他敢于顶撞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方二小姐,但又为鱼肉一方的黄副官自尽而感喟人生之短暂。他自视是一个抗战文人,同时又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坚主抗战,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却又无可奈何地冷眼旁观着“村民们”的“桃色新闻”。用书中奚太太的话说:“说你名士派很重,可又头巾气很重;说你头巾气很重,可是你好像有几分革命性。”是的,李南泉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矛盾地生活着。”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在战争的铸炼中,他的思想也得到一次难得的锻造,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也逐步清醒,在沉思中反省,预感到社会要有一次大的变革。
  《巴山夜雨》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侵华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他们采取“疲劳轰炸战术”,连续八日七夜地轮流肆虐,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就连山民聊避风雨的草房都不放过。飞机多则几百架,少则几架,不断地空袭、投弹、射击,企图以发疯般的轰炸给中国民众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就是在无数个惶惶不可终日的警报声中,有多少家庭毁于炮火,又有多少平民百姓无辜惨死,《巴山夜雨》在“人间惨境”一章中,对日本侵略者擢发难数的罪行,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声讨:
  这些现象,更刺激着甄子明不得不提快了脚步走。走近了两路口看时,那冒白烟的所在,正是被炸猛烈的所在,一望整条马路,两旁的房屋全已倒塌。这带地点,十之###,是川东式的木架房子,很少砖墙。屋子倒下来,屋瓦和屋架子,堆叠得压在地面,像是秽土堆。两路口的地势,正好是一道山梁,马路是山梁背脊。两旁的店房,前临马路,后面是木柱在山坡上支架着的吊楼。现在两旁的房屋被轰炸平了,山梁两边,全是倾斜的秽土堆,又像是炮火轰击过的战场。电线柱子炸断了,还挨着地牵扯了电线,正像是战地上布着电网。尤其是遍地在砖瓦木料堆里冒着的白烟,在空气里散布着硫磺火药味,绝对是个战场光景。这里原是个山梁,原有市房拦住视线。这时市房没有了,眼前一片空洞,左看扬子江,右看嘉陵江,市区现出了半岛的原形,这一切是给甄子明第一个印象。随着来的,是两旁倒的房子,砖瓦木架堆里,有家具分裂着,有衣被散乱着,而且就在面前四五丈路外,电线上挂了几串紫色的人肠子,砖堆里露出半截人,只有两条腿在外。这大概就是过去最近一次轰炸的现象,还没有人来收拾。他不敢看了,赶忙就向砖堆里找出还半露的一条下山石坡,向扬子江边跑,在石坡半截所在,有二三十个市民和防护团丁,带了锹锄铁铲,在挖掘半悬崖上一个防空洞门。同时有人弯腰由洞里拖着死人的两条腿,就向洞口砖瓦堆上放。他看到这个惨相,已是不免打了一个冷战。而这位拖死尸的活人,将死人拖着放在砖瓦堆上时,甄子明向那地方看去,却是沙丁鱼似的。排了七八具死尸。离死尸不远,还有那黄木薄板子钉的小棺材,像大抽屉似的,横七竖八,放了好几具。
  灯火是没有了,在那瓦堆旁边,间三间四地有豆大的火光,在地面上放了一盏瓦檠菜油灯,那灯旁边,各放着小长盒子似的白木板棺材。有的棺材旁边,也留着一堆略带火星的纸钱灰。可是这些棺材旁边,全没有人。甄子明误打误撞地走到这小废墟上,简直不是人境。
  走到快近江边的所在,有一幢半倒的黑木棚子,剩了个无瓦的空架子了。在木架子下,地面上斜摆着一具长条的白木棺材。那旁边有一只破碗,斜放在地上,里面盛了小半碗油,烧着三根灯草,也是豆子大的一点黄光,还有个破罐子,盛了半钵子纸灰。这景致原不怎样特别,可是地面上坐了一位穿破衣服的老太婆,蓬着一把苍白头发,伏在棺材上,窸窸窣窣地哭着。甄子明看到这样子,真要哭了,看到瓦砾堆中间,有一条石板路,赶快顺着石板坡子向下直跑,口里连连喊着“人间惨境!人间惨境……”
   。。

巅峰之作《巴山夜雨》(3)
多么沉痛的描述!实在让人不忍卒读。这是父亲亲身经历的“人间惨境”!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我之所以引用了较多的原文,正如书中南泉所说:“将来抗战结束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断,都可以写出来去留给后人。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
  《巴山夜雨》在控诉、揭露日寇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更把笔锋触向了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让读者看到,战争不仅毁灭了人的肉体,而且撕裂着、吞啮着人的精神,扭曲着人性,污染着人的灵魂。小说通过主人公李南泉夫妇与邻居奚敬平夫妇、石正山夫妇、袁四维夫妇四个家庭的20天的生活以及三对性变态男女的“桃色新闻”,深刻而犀利地暴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变态。诚如书中所说:“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是不吃平价米的。”当事人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这抗战时期中,男女都有些心理变态。”就连一些自认为“还能保持一股天地正气”的李南泉、吴春圃、甄子明等,也是夫妻吵嘴、烦恼、闹别扭。李南泉有段很精辟的议论:“在空袭的时候,个个都发生心理变态,除了恐怖,就是牢骚,这牢骚向谁发泄呢?向敌人发泄,不能够。向政府发泄,无此理。向社会发泄,谁又不在躲警报?向自己家里任何一人发泄,也不可能。只有夫妻两口子,你也牢骚,我也牢骚,脸色先有三分不正常。反正谁得罪了谁也没关系。”战争就是戕害着人的心理,腐蚀着人的灵魂。
  在《巴山夜雨》的众多人物中,除了上述的李南泉的几位邻居外,还刻画了京剧女艺人杨艳华,方院长公馆方二小姐、刘副官等各种类型的人物,几条线索的故事齐头并进,各自成章,又互相交织融合,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琐事,邻里绯闻,娓娓道来,自然真切。山村中这些平凡百姓在战争中的挣扎、恐怖、爱恨就更加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巴山夜雨》揭示出的国民劣根性,烛照燃犀地作了入微的描绘。小说对刘副官、黄副官、奚太太、林茂然、方二小姐等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个鱼肉乡里,为霸一方的黄副官,听到主子方院长叫他,“就觉得两条腿弹琵琶似的抖颤,只走到院长的休息室门口,情不自禁,他就跪下了。”林茂然是个乡村绅粮,所谓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习惯于攀龙附凤。在田副官叫他去见方院长时,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手足无措地丑态百出,出得院长公馆,则又大肆吹嘘:“那不是吹,在社会上我总有个面子,无论到啥地方去,人家也得看我三分金面嘛。”还说:“别个完长(渝语,称院为完,如医完、完长等)那样大的人物和我握手。”得意之极,不想被茶馆上的佛香烫了手,幺师(茶房)要他擦万金油,他说:“你拿啥子家私我擦?我告诉你,我这只手,同完长都握过手的,你怕是种田做工的人,做粗活路的手,可以乱整一气?”奚太太自负是“家庭校长”而又极其世俗的女人,听到方二小姐要召见,居然半夜三更对着椅子鞠躬,背诵见方二小姐的“ 台词”。这些形象鲜明而又着墨不多的描写,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父亲在描绘这些人物时,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芸芸众生中的“ 凡夫俗子”,不过是国民劣根性的反映而已,在嘲弄中也含有某种怜悯。
  小说在揭露控诉战争对人的肉体、精神及人格摧残的同时,也刻画了李南泉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战争烈火中如何逐步熔铸成熠熠生辉的“精钢”的心路历程。李南泉敢于揭露重庆政府的贪污腐化,以及商贾的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敢于面对面触犯方二小姐的雌威,痛斥方公馆“是人骨头堆起来的”,方夫人的轿子是人骨头做的,汽车是人血变的,说他们是“没有灵魂”、“吃人肉”的“猛虎”。他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憧憬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而要用大炮飞机来毁灭?”“何必为了少数人的血去涂染它?”进一步指出:“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战争是残酷的,就是战争这个念头都是残酷的,好战的英雄们,此念一起,就不知多少人要受害。”
  

巅峰之作《巴山夜雨》(4)
但是李南泉并不是不分是非的非战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被迫还击,是正义的自卫。他说:“中国人若不能对日本人予以报复,这委屈实在太大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发动侵略的国家,也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人民同样是被害者。”他发人深省地说:“若是日本失败了,这辈发动战争的人,他牺牲是活该。后一辈子的人,还得跟着牺牲,来还这笔侵略的债,岂不是冤上加冤?”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使父亲把镜头从“外侮”再推移到“内患”的深层次中。他对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对那些在国难期间自负为知识分子的胡闹和自私行为,更是发出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逭”的感叹。在书的结尾前,李南泉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大声疾呼:“天怒了,也许恼怒着日本人的侵略与屠杀。也许恼怒着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人。往小地方说,也许恼怒着我们这村子里先生太太们的嚣张之气。要不然,这雷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响着呢?爆炸吧,把……”这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当头棒喝,而一连串的删节号,又向人们掷出了一个大大的令人深思的问号。
  《巴山夜雨》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父亲有意一改往日的文风,进行全新的尝试,用他的话就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之所以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永远都是拥有读者群最多的作家,他的书也永远是最畅销的书,跟他不断的革新有关吧。在本书中,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也不以他擅长的波澜起伏的结构引人,而是围绕着书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来展开描述,侧重于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把情节推向高潮。他以冷静深沉而又理性的笔触行文,越发使人觉得感情真挚而又亲切。他还以诗人特有的气质,运用优美恬淡的语言,展示了非凡的描摹能力,把这个川东山村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因为故事发生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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