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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滢的作者在其《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一文中说：“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在小说史上我们看见《绘芳园》、《青楼梦》……的名字，则我们应该高兴地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成熟的程度其实远在它的前辈之上。”总之，《金粉世家》在报上连载时，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编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又把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改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在北京城可能还是第一次。《金粉世家》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和热烈的欢迎，读者中竟出现了“金粉世家迷”。
《金粉世家》以一个善良美丽、清寒人家出身的才女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七公子金燕西由订情、结婚，到反目、出走的故事为贯穿线，描绘了金家的兴衰。父亲自己说过：《金粉世家》的重点是“家”，它是通过这个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展示出北洋政府时期，豪门巨宦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后面，则是狰狞丑恶的尔虞我诈，慈祥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杀气腾腾的金钱利害冲突，冷清秋的“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正是揭示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由于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读者就推测开了，有的说是袁世凯家，有的说是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有个公开的答复：“《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这话说得多么好，因为这部小说是集中了所有豪门特征的艺术概括，是对生活的提高与典型化，好事诸公，想一一索隐，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由于父亲在写《春明外史》时，已注意到以前的章回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些缺陷，所以在写《金粉世家》时，就在结构上苦下工夫，对于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语言特征、矛盾悬念等等，都作了精心的设想。全书112回，以金铨总理一家三代同堂20多个人物作为穿插，铺陈，交织引出一百多个人物，场面宏大，色彩瑰丽，加之诗词的渲染，把气氛渲染得冷热适度，加之书前楔子与书后的尾声，前后呼应，主要人物的突然遁去，显得空灵诡谲，父亲称这种手法叫“开合”，这一开一合，让读者开卷就不能释手，合卷尚神游在书卷中，让你百读不厌！
《金粉世家》这部规模宏大的书，人物就有一百多，况且父亲同时还在写《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我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心里，我终于把这个疑问向父亲说了，他回答我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这都是我早已经就想好了的。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小说里的人物也和家里人一样。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我所知，父亲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民国的“《红楼梦》”（2）
父亲在写《金粉世家》时，听左笑鸿叔讲过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有一位新闻界权威人士对很多人说：“恨水这篇小说一定写不好，准砸！”并且还说明了他的理由：“恨水和我们都是寒士出身，从来也没有过过富贵生活。恨水没经过这种生活，他怎么能写得好？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庭里人与人的关系不好写，就是屋里的一切陈设，没见过的也写不出来。写出来的总理家里，也像小报上那些小说描写现代阔人家的老套子：一明两暗三间正房，堂屋正面挂着一幅大山水中堂或是福禄寿三星；前边一张大条案，中间摆个座钟，两边是一对大掸瓶；条案前是一张方桌，上摆茶盘，中有茶壶茶碗，甚至大盘木瓜、佛手之类；方桌两边，各有一把红漆的太师椅；两面墙上挂着几个写了字的条幅……”他一面说一面笑，“据说这就是阔人家里的情况，这些先生恐怕连沙发都没见过，让现代富贵人家看到，会笑掉牙的！”听的人也都笑起来。
这话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其实却不尽然。他并不知道，父亲有个习惯，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绝不写，他也忘记了父亲是记者，记者是什么地方都要去的，穷街陋巷要去，豪门巨府也要去。加之父亲是个有心人，又有观察生活的习惯，他到这些富贵人家总要仔细地看，细心地记，平时也注意这些官绅及眷属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就连高级俱乐部、豪华饭店，有机会也去转转。而且父亲和袁世凯最宠爱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五子袁克权很熟悉，和孙宝琦、许世英也比较熟，从他们那里听到些达官贵人家的故事，记下些见闻，就成为写小说的材料了。可以说，父亲为了写《金粉世家》，是认真地“ 体验了生活”的，并不是说要写总统，就必须当过总统，要写叫花子，就必须要当过叫花子，这样推下去，那还了得！
《金粉世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最受女读者的欢迎。父亲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拿《金粉世家》的问题来问他。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当年先祖母每天晚饭后，都要父亲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父亲的每日“工作”，他也乐此不疲，这可能是他承欢膝下的一种方式吧。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写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和傲岸自强的性格洒下同情之泪。父亲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也曾任职《世界日报》的万枚子叔，看到这里时，竟和他的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父亲“口出不逊”。在父亲5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我曾看到著名报人许君武先生写的一篇祝贺文章，回忆他当初看《金粉世家》时，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要父亲不可“笔下无情”。没想到父亲却很艺术地在报上用诗公开答复。因年代久远，原诗已记不清，大意是：世间本来有善有恶，人也有美有丑，嫫母怎么能变成美女，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书中的冷清秋是父亲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一个人物，她虽然生活在豪门之家，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尊的人格，在她受尽了藐视和轻慢之后，在第90回，“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一文中，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在内心深深地省悟道：“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凭我这点能耐，我很可以自力，为什么受人家这种藐视？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做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一层想着逼进一层，不觉热血沸腾起来。心里好像在大声疾呼地告诉她：“ 离婚，离婚！”这个70多年前的呐喊，虽然出自冷清秋之口，却道出了当时千千万万受尽封建思想和夫权压迫的妇女心声，《金粉世家》之所以受到女读者的格外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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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红楼梦》”（3）
《金粉世家》成书后，成为父亲的畅销书之一，20世纪4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由周曼华主演。香港也拍过粤语的《金粉世家》，似乎是吴楚帆主演。20世纪90年代，香港“亚视”曾把《金粉世家》改编为二十几集的电视连续剧，主演是汪明荃，易名为《京华春梦》，译成普通话后，曾在全国各地播映。2003年，由董洁、陈坤、刘亦菲、徐佳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据说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另外，我还看到一本由某人写的在香港出版的《金粉世家续集》，那完全是“节外生枝”的事了。
父亲于1952年大病初愈，曾填了几阕有关此书的词：
温《金粉世家》尾声有感（七日夜）
临江仙（三阕选一）
抱病三秋成隔世，芸篇金粉重温。一回细检一销魂，老少新亭泪，衣服旧烧痕。 记得当时刚布局，青年强索天孙。于今故事向谁论？云开意似笑，月破不能奔。
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1）
提起张恨水，人们便会想到《啼笑因缘》，说到《啼笑因缘》，人们便会想到张恨水，两者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这部书，父亲成了家传户诵，妇孺皆知的人物。《啼笑因缘》这部书，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说它震动文坛都不为过。有捧的，有骂的，有迷的，有贬的，赞扬它的称之为“小说的骄子”，批评它的说是“ 鸳鸯蝴蝶派的返魂草”。甚至有为它成立出版社的，也有为它打官司的，可说是多姿多彩，这种热闹劲儿从没歇过，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也没有完全消停。《啼笑因缘》引起的罕见轰动，自有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留待专家去研究分析，我只想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写作背景及一些相关的趣闻。
1929年春，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北平新闻界假座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父亲应邀参加。席上，经钱芥尘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先生。两人一见如故，洽谈甚欢。严先生是读过父亲小说的，便邀请父亲为《新闻报》副刊写一部连载小说，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介绍人钱芥尘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老报人，这时来到北方办报，他是最早认识父亲创作能力的人之一，十分欣赏父亲的小说，且是逢人说项，不遗余力地提携，把父亲的小说介绍到上海，钱先生是鼎力玉成的。他长父亲十几岁，父亲对他十分尊敬，曾有句云：“知己提携钱芥老”，以表知遇之感。
严独鹤先生回到上海后，来信催稿，当时上海有一个写作圈子，而且人才济济，不需外地稿，外地作家也无法打入圈内，“南北是互不侵犯”的。父亲被上海约写连载小说，可说是北方作家的第一人，是破纪录的事；况且《新闻报》又是全国最大的报纸，父亲自然要认真对待。他想，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这样百万言的小说，恐怕不对上海读者的口味，需要紧凑，有戏剧性，有悬念，不仅内容上要有新意，就是语言和对话也要别开生面。他一连几天都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1924年，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她嗓音甜润，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欢迎，父亲本来要约友鸾叔去听她演唱的，不想就在这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门觉夫是高翠兰的义父，又着急又气愤，接连几天都来找父亲和友鸾叔商量营救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个轰动京城的案件。友鸾叔还据此写了篇《〈啼笑因缘〉本事》，发表在1963年香港《大公报》上。父亲为了写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了解“落子馆”（鼓书场），他那几天差不多全泡在天桥。因为鼓书女艺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还是第一次，他必须深入了解鼓书女艺人的生活习性，起居动态及一颦一笑，当他认真地“体验生活”后，便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来到中山公园小山上，不受干扰地“茅亭布局”。
《啼笑因缘》写的是北京故事，语言当然要用北京话，尤其是北京女孩子，说话俏皮生动，幽默风趣，极富感染力。所以《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啼笑因缘》，是“因”，而不是有女字旁的“姻”，很多读者都把书名写成《啼笑“姻”缘》，这是大错了。“因”与“姻”，音虽同，而意义却大不相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 因缘”，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