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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囧：小手枪在哪里—啊啊
ps： ； ；导读：下了决心，立了誓言才去剧团去做整顿工作的，而且配了心爱的小手枪，将它作为反腐的警示道具。可是，在初恋情人小白鹅的进攻下，汪有志还是投降了。人性与道德在这一章里有充分的表现。
就在那年夏天，雉水县打响了修建雉河大闸的水利工程。
这是一个前进的年代啊，刚刚结束了反右运动，现在又开展了建设跑步进**的运动。我们县在运动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建了不少厂子，整修了街面，新修了砂石路，城区也扩大了不少。我们县从城到乡，都是热火朝天的劳动的场面。雉河水利工程，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工期要好几年，因此，必须作一场硬仗来打。
雉河两岸不光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还搭了一排排的工棚。为了给民工们鼓劲，我向县委请缨，要将剧团拉到工地上去，让剧团演职人员与民工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来可以改造他们的小资产阶思想，二来可以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为他们演出，为他们带来欢乐，让他们消除在工地劳动中的疲劳，换来更加冲天的革命干劲，为早日奔向**作出我们文艺战士的奉献。县委对我的这个提议认为非常好，他们在常委会上议这件事的时候，不但没有反对意见，还发出了感叹：“汪有志同志不是木有能力的，你看看他的思路，多活跃，多有创意，这个同志选对了。”陈书记听到这个议论，也很高兴，因我为是他的人嘛。
于是，我就带着剧团来到了红旗招展的雉河水利工地。他们在那里，吃住都和民工在一起。白天如果不排戏，就与民工一起参加劳动。
剧团一掺和进来，工地上就非常用热闹了起来。前来参加修水闸的民工，都是青壮年农民，一身有使不完的劲，身上的荷尔蒙分泌的又多，又离家不能与老婆团聚，身上的那种骚劲施放不出来，总是烦燥不安。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就有生意场。村妇到工地上卖菜，民工们就买着人家的菜吃着人家的豆腐占着人家的便宜。你看看这个镜头头：一位村妇挑了一担子黄瓜和杏。一位民工只买一根黄瓜，又捡了两只连在一起的杏，上秤的时候，将两只杏与黄瓜摆成了男人的那东西形状，后边买菜的民工看了就笑，村妇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却装作不知道，只要能卖掉货物。钱拿到手，管它摆成什么鸟样儿？随便你使浪劲去，管个屁经。但这位民工见村妇无动于衷，就觉得不过瘾。于是，便指着他买的黄瓜和杏对那村妇说：
“大姐，我破个谜给你猜：一个黄瓜俩杏，越拨拉越硬。你猜是个啥？”
这也太明显了，公开进行挑衅了，这样的话在我们那个地方。谁都能听懂这个葷谜葷猜的谜语，村妇原来不说话，让他占点便宜，为的是想将筐里的黄瓜和杏卖出去，如今听这位民工叫了板，就笑了，说：“要我猜吗？得有个条件。”
那小伙子见搭上了帮，就激动起来，好象得寸要进尺，说：“好，好，你只要能猜出来，啥条件咱都答应。”
村妇说：“你将这筐里的黄瓜和杏都买了去。”
一说都买了去，那可得好几块钱呢，一个民工，哪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个块儿八毛的，也舍不得花在这上头呀？民工笑了，却说：“你猜不着就是猜不着，也用不了让我都将你的那些东西都买完呀。”
见那民工不肯答应买完她的杏和黄瓜，就说：“我猜得着不想猜就是了。”
“那你能猜着你说这是啥？”
村妇指着黄瓜和杏说：“这是你爹的舌头，这是你娘的眼珠子！”
民工说：“我让你猜谜你咋骂人？”
村妇说：“你咋不让你姐你妹猜？”
于是，二人就对骂起来，骂急了就动了手。一动手，黄瓜和杏子就遭了秧。村妇不是一人，民工也不是一个，同村卖菜的一齐帮村妇讨回公道，民工们也仗着人多势大力气又大不让步。杏子如飞弹，黄瓜如弯刀。趁乱，有人摸了那位村妇的**，这下算是惹下大祸了。村妇们放下担子回了村。不一会儿，村里男女老少，手持木杈、铁楸、木棍、菜刀黑压压地向工地涌来，民工们也各持自己的劳动工具准备一场恶战。
就在大战即将爆发的那当儿，公安局长及时赶到，朝天鸣了一枪，才算控制住了局势。最后由县水利局出面，包赔了村妇的果菜，犯事的民工向村妇赔了不是，这事才算了结。
修水闸的工期很长，需要三年的时间，民工要在这工棚里干三年，那就不是一般的短工活，而是象在家里种庄稼，象过日子一样，去完成一个浩大的工程。民工成千成万，又都集中吃住在工地上，如果组织得不好，生活、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那可就糟了，就不是象上面说的调戏村妇的事发生了，械斗、偷抢、过失等案件都可能发生。为了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县委对此事很重视，在工地上建立了指挥部，民工变成了民兵，以连排班进行编排。与此同时，工地还建立了临时派出所，防止治安案件发生。民兵组织还加强了对民工的纪律教育，要求人人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有了一手硬，也得有一手软。县里为了排除民工的寂寞，一月为民工一次放电影，同时，在额的建议下，又让剧团驻进工地，为民工演出。因为能看上戏，既解决了民工离开家乡的寂寞，又缓解了一天的疲劳，民工的情绪果然也就高涨。
每次演戏，都是人山人海的。看了戏之后，民工的劳动积极性也就更加高涨，劳动起来更有劲头，这里也有额的功劳，为此，县领导表扬了剧团好几次。
县委对额的工作表示了满意。我也很高兴。
说着说着，半年的时间就快要过去了，我来剧团当组长也近半年了，我在这半年里，几乎都是在水利工地上过的，我的表现很好，这是公认的，剧团的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是公认的，按照组织找我谈话时对我的承诺。我也快要转正了，要正式地当团长了。
为了防止走前车之辙，不象老翁那样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我时时提醒着自己，别走前车之徹，别犯翁明亮那样的低级错误。我在陈书记面表信誓旦旦地表过态，而且是带着小手枪来的，我不能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不能为老领导丢脸。
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将我那只心爱的小手枪拿出来，用擦枪油将它擦得铮亮。那只枪，虽说很不好看，工艺很粗糙。跟现在的自制枪差不多，但我却将它当作宝贝。因为它是额活捉马九的见证物，是我立功的凭证，是我光荣历史的一页。
小手枪变成了我的行头。变成了我的随身佩物，变成了我身份的象征，我不能没有它。不能离开它。我每天晚上将它擦拭一遍，然后将它放在枕头底下，我枕着它睡觉，就觉得枪离我很近，我的阶级觉悟就会提高，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有点警觉。第二天起来后，我洗涮过了，穿着好了，才将我的小手枪取出来，别在腰后面，屁股后面就露出二寸长的枪管，让人们瞧见了心里一惊，我的感觉也就非常之好，同时也觉得我象一位上了战场的战士，随时准备着对付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
我在剧团里工作，我与那些演员打交道，我知道那些红男绿女们说不定谁就是一发糖衣砲弹。为了防止被糖衣砲弹打中我，我就将小手枪的意识提得高高的，一想到我身后有支小手枪，我就会将脸板起来，不多说笑，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好象是一位战士上了战场，进入了临战姿态，谁还敢在我面前马马虎虎、说说笑笑木个正经呢。剧团里的演员由于职业的原因，嘻嘻哈哈地惯了，他们在我面前说话总没有个正样。我对他们这一套就表现出十分地厌恶，我知道额的前任翁明亮就是在他们的这种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中被拉下水的。
可是，这些嘻嘻哈哈的人群里，也有小白鹅。这个小白鹅，你与那些人掺乎在一齐干什么呀？我来到剧团当工作组长后，成为了小白鹅的领导，我心里当然抹不去过去对她的那份暗恋，那个曾流过血的伤口，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隐隐作痛。来到剧团后，我想她，能见到她，可我又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那种心情，见了她只是点下头，或者哼一声，算是过去了。我这种想，还不如不想，这种恋还不如不恋。这就象是一只香甜甜的果子，放在你的面前，只能看不能吃，心里再急再痒也木有用，这不是更折磨人吗？这也就算了，问题是，自我当上了剧团的工作组长，来到剧团领导他们，小白鹅看我的目光完全又变了一样，那目光温柔似水，带着深深的情，深深的爱，深深的恋，那目光就是语言，就是暗示，说是信号也是可以的，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她爱我，或者说是喜欢我，或者说她要告诉我她现在不是以前的小白鹅了，不是幼稚的小白鹅了，不是瞎眼睛的小白鹅了，现在的小白鹅是成熟的果子，是觉悟的美女，是智慧的女人，是专一的相思鸟。
叽，老天爷给我的幸福是短暂的，给我的痛苦却是无限的。
我与小白鹅写情诗的故事，剧团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我知道这是我身上的一块疤，这块疤很丑，很难见人，很丢人现眼，谁若是一揭我这一块疤，不仅让我受伤、流血，还会给我造成灰常大的痛苦。好在是，事情发生在青少年时代，好在是我又当上了打土匪的英雄，好多年都木有人再提我与小白鹅之间的故事了，也许是人们忘了吧，这样最好，给我减少了痛苦。
人们不提我与小白鹅的那段尴尬事，并不能说明小白鹅与我的事就两清了。因为，我与小白鹅心照不宣，说句粗话，这是裤裆里摸虱子，不招外手。谁知道谁的。我是剧团里的领导，我不能与演员们嘻嘛啦哈的，可小白鹅不同，小白鹅毫不掩饰地向我飞眼神，象是甩钩魂枪。有一次，我准备组织演员们排新戏，没排戏之前我先给他们作个动员讲话，演员们就在会场里集合好了，一个不少，说说笑笑的。嘻嘛啦哈的，他们在等着我。当我一进会场，没有人敢多说话，却见小白鹅在人们面前对我来一个飞眼，口中念着戏词：“我们的领导――汪组长来―――也――－”全场一片喝采。那一飞眼，就象红娘飞张生，好不可爱，好不舒服，真有想上去抱她一下的冲动。可我却一脸的严肃：“干么，干么？开会了，严肃点。”我给小白鹅泼一头冷水，小白鹅却一点儿生气的意思都没有。背地里。她还与她的小姐妹们在一起议论我，说我有文化，有水平，有工作能力。县委重用，人虽然长得不是十分的好，一对母狗眼。一张糖锣脸，一笑仨酒窝，说话娘子腔，有时还的是的是的秃舌头，但这并不影响我是位男子汉。她过去看到我总觉得我很丑，但自从我当上了剧团的工作组长，咋也不觉得我丑了呢？她还问她的小姐妹们这是么原因。她的小姐妹们戏弄她：那是你爱上汪组长了。小白鹅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又问她们：那你们说，汪组长值不值得爱呢？小姐妹们答：当然是值得爱的。小白鹅说，那你们谁爱他，我给你们牵线搭桥。小姐妹们这才知道上了当，反击道：我们哪有那缘份，汪组长是你胡大姐的私有财产，我们与汪组长那是隔差太平洋握手――够不着。另一位小姐妹说，我们与汪组长那是戴着草帽亲嘴――差一百圈子呢。
我们大众梆剧团里的演员因为都是草班子里挑来的，都是旧社会的艺人，有文化的人没有几个，为了提高他们的素质，我就将我过去扫盲的那一套搬来，没有事的时候，我就组织他们学文化，学时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我曾在演职工会议上说：“学习是很重要的事，要跑步进入**，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是。上边号召学文化，也要学时政。咱剧团里的演员，包括一些台柱子，认识的字，也只是钱上的那几个数。这怎么能行？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识字的是。”
从那以后， ；我就在每天的排戏前后，都要教演员们学十几个字，时间一长，他们看报读报也就方便多了，还有助于背戏文、台词，大家也就很积极，学文化的热情很高。
那一天，我很累，好想喝二两解解乏，正好这时候接到蔡平的电话，叫我到宣传部去一趟。我到了宣传部后，蔡平忽然从屁股后面掏出一只小手枪，抵着我的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