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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琪提议要亲自审问，盐运使哪有不从，当即命人提犯人上堂。
在此间隙，有人禀盐政大人在门外求见五阿哥，永琪应允，不多时，盐政大人尤世拔及随从下属一起□□人来见。
那么盐运使和盐政有区别吗？盐运使的职责已说过，那盐政又是做什么的？皇帝委派最信任的官员担任盐运使，但还是不放心，又设立监督机构，这就是所谓的盐政院。盐政院的首脑是巡盐御史，简称盐政，监督盐务官员、盐商，以及所有涉盐的管理机构，一旦发现弊端，立即上报，严加处理，按清代职官体例，盐运使为从三品，而盐政官阶可大可小，结果后来既无行政权也没经济权的盐政一职渐渐出现异化，成为盐运使的上级。
盐政同盐运使虽同管盐务，但分管不同，各有道场，一番官场客套之后，永琪便问其来意，尤世拔支支吾吾，一众下属亦是面有难色，永琪心知这些人必是有事难言，便说道：各位大人，为国分忧，有什么难办的事，不妨说出来。这时尤世拔才开口说道：下官等是为筹办皇贡一事而来。
所谓皇贡，即指乾隆下江南的接驾筹备事宜，乾隆下江南的费用历来为江南盐商所捐献，盐政总管盐务，这皇差自然就落在盐政大人的头上了。永琪听他如此一说，便问道：前些天你们回禀不是说一切妥当吗？怎么现在出问题了？那盐政及一干属下趴在地上，磕头如倒葱，连道：下官不敢隐瞒，特来向五阿哥请罪。永琪立感事态严重，便问道：有话好好的说，不必这般。
那盐政大人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历年皇贡办下来，共计花费一千万两，上面批复下来的是十万两，余下部分全部要由盐商摊派和捐献，如今还差好几百万两，下官实在想不出法子筹到这笔银两，只好前来请罪。
永琪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说道：往年是如何办贡？依旧照办就是。那盐政苦着脸说道：五阿哥有所不知，自两淮盐引案之后，便不能依旧制了。
那所谓的两淮盐引案又是什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十九日，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即两淮盐政尤拔世，按照常规向乾隆皇帝报告经手钱粮，即前任官员离任后，本任对前任官员留下多少家底做一个审计，以免以后担负责任，这份本是例行交接的奏报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原因在于，此前几任盐政对于预提盐引之后盐商缴纳“以备公用”的收入，从来没有向其汇报，而是私自动用，于是下令让军机大臣“详晰查明具奏”。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前任盐政没有经过乾隆同意，私自截留上交款成立小金库，现在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
军机大臣们派人到户部，类似现在的财政部，详细调查每年预提的盐引数量，回报说每年预提盐引数量都是盐政自行向皇帝奏报，户部只按规定征收税银，其他情况并不清楚。
乾隆对此感到疑惑，他觉得历任盐政是有意隐瞒，在财务上弄虚作假，私下贪污了。更重要的是，从乾隆十一年预提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20万至40万张不等，若以每张盐引交纳“以备公用”的费用3两银子计算，20多年来，应有千万余两银子，而这些银子如何使用历任盐政都没有向自己汇报过，故而觉得“甚可骇异”，必须彻查。
乾隆皇帝下令，让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文华殿大学士尹继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当年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开会讨论如何办理此案，大案由此爆发。
该案的核心问题是“盐引”。盐引是食盐运销的许可证，如同现在的执照或批文，盐引上面隐含着三项内容：一是重量，即一张盐引只能运销多少斤盐；二是引地，或称引岸，即盐引上面规定了食盐销售地，只能运往特定地点销售，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该地只能由拥有该盐引的人销售食盐，有些像是垄断，刚开始时是盐商交税认引，同时认领引地，以后只要盐商所持的盐引不变，没有转让给别人，其售盐地域也就可以一直不变，等于世代相承；三是税费，即每张盐引必须向政府缴纳多少税费。
然而乾隆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由于人口增长，食盐消费增加，而盐引数量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售卖多少盐的数量是固定的，不能随便增加，这就致使原有的食盐数量不够销售，于是出现了变通办法——将后来的盐引预先提前使用一部分，增加当年允许销售的食盐数量，这就是预提盐引，通俗来说，就是卯吃寅粮。
预提盐引本来也是合理的举措，为何会成为大案呢？这里面涉及财政，更涉及政治，还涉及皇帝的旅行经费和官员们的公款吃喝经费等，说起来就复杂了。
乾隆下令追查，从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的三任盐政均被牵涉其中。吉庆（满洲镶黄旗人），两次出任；普福（满洲正黄旗人），三次出任；高恒（满洲镶黄旗人），一次出任。
后来查出历年以来盐政借称办公动用白银467万余两，还有未缴的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下达圣旨，勃然大怒：商人预提盐引，应该交纳的银两有1090余万两之多，可历任盐政没有如实上奏，而是营私舞弊，据为己有。高恒、普福等，久任盐政，竟将预提盐引，散给商人，将国家税银任意侵蚀肥己，肆无忌惮地乱花国家税银，实在出乎情理之外，高恒、普福革职查办。
同日，乾隆还特地下旨给军机大臣，要追究早已卸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责任，认为预提盐引一事，都是他经手承办，像这样上下沆瀣一气，他岂能推诿说不知道？
然而在查抄卢见曾家产的命令下达之前，出了点问题，结果只查抄出铜钱数十千文，家中“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对此大为光火，下令由大学士刘统勋负责审理此案。
卢见曾（1690—1768）此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卸任在原籍老家养病，为当时的知名学者、文坛领袖，被称为“主东南文坛，一时为海内宗匠”，“生操如椽之笔，主盟坛坫三十载”，在扬州任职盐运使期间，“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书画名家“扬州八怪”等有深交。他在乾隆年间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
刘统勋审讯卢见曾经的俩个儿子卢谟和卢荫恩，最后查出是大学士纪昀事先走漏了消息，卢见曾提前转移了家产，纪昀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
卢见曾其实并不是贪污了多少银子，而是收受了估值16241两的古玩，卢见曾是文人，喜好古玩，商人们投其所好，卢见曾因爱古董而惹祸，故称之为“古董祸”。
由于通风报信，泄露朝廷机密，所以纪晓岚被免去官职，充军边疆，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才得以回到京城。
盐引其实就是权力垄断，盐政一职成为天下第一肥缺，上有所好，下必附焉。
清乾隆十三年（1748），时任两淮盐政的官员名叫吉庆，有一天接到江南大盐商江春的一张请柬，请盐政出席某一活动，就像当下请某位领导去剪裁助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大红请柬，吉庆便会暗自高兴，凡是出席这样的活动，可都是有红包可拿的，也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了，至于封多大的红包，早已经有一套不成明文的潜规则了 。
江春行贿，自然是另有所图，盐商们要求朝廷增加每年的盐引发放数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增加配额，请求盐政官吉庆代为向皇帝奏请，这对于吉庆来说，向朝廷申请增加配额本是他份内的工作，何况还有红包可拿，他更要写好这份奏折了。
？？吉庆的奏折送到户部，乾隆皇帝很快有了批复：同意在不增加当年盐引的前提下，下一年度的配额可提前使用，同时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盐引向政府另外支付一笔“预提盐引息银”。
皇帝的批复虽说打了折扣，但还是松开了一个口子，大盐商江春等人无不满意，又给吉庆送了个五万两银票的红包，既是表示感谢，也是一桩幕后交易，并请吉庆出面担保，盐商们预先交纳部分盐引息银，余下的暂时赊欠，等变现之后再还上，收人钱财，□□，各得其所，大家都高兴。
吉庆带头开了先例，这套官场潜规则就在盐业圈中流传下来。继任的两淮盐政普福、高恒等，每年都能收到肥得流油的大红包，收受贿赂均达十万两银票以上。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继任的盐政官员名叫尤世拔，上任之时，此时江南盐商们拖欠的盐引款息银已是天文数字，却已经形成惯例，结果被乾隆发现蹊跷，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审计，对统辖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的两淮盐政二十年的财务收支兜底清理，结果竟查出了贪污受贿金额高达一千万两、涉及官员数十人的惊天大案。
有权力垄断就必然有可能产生腐败，盐业销购大权全部由盐政盐运使之类的官员掌控，在缺乏制度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情况下，腐败自然应运而生。
案发之后，原两淮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三人均议斩监候，后来随着黑幕的逐渐曝光，乾隆皇帝的怒火日益上升，下令将他们三人行刑示众。大盐商黄源德、徐尚志、黄殿春、江启源等，均被逮捕，有的杀头，有的流放。
至此两淮盐引案终告结束，但老百姓并未就此获益，案后乾隆加大了盐务的监管力度，一切收益上缴内务府，由官员们的小金库变成了自己个人享乐的小金库，但皇贡依然要办，皇贡一直来自盐商门的捐献，从前不够的部分，便是用截留款来补贴，现在完全被皇帝拿走了，盐商们只能提高盐价，导致盐价不断攀升，食盐售价过高，有些人就只好少吃盐或购买私盐，无论是少吃盐还是购买私盐，都会造成官盐销售不畅，官盐销售不畅，盐商利润减少，最终破产，税费也难以交清，税费难以交清，官方自然要追责，一些盐商就只有逃亡，盐商逃亡的结果，更会造成部分地区官盐无法销售，私盐大行其道，形成了恶性循环。
贩卖私盐有多种途径，渐渐由小变大，以致猖獗，其中又以漕运水手居多，因为共同的利益，渐成团伙，最后形成帮派，这其中更有不少人还有反清志向。
盐政将这前因后果细细说来，永琪总算明白一二，以前官盐价格公道，销路畅通，除了缴纳正常税费和送完红包之后，盐商的利润依然颇丰，所以甘愿捐献，现在销路不好，无利可图，故不愿再捐献了，这皇贡银还缺着好大的一个口子，所以盐政大人要来叫苦了，永琪安抚一番之后便让他们先离去。
盐政走后，便有人将一人犯押上大堂，看年龄，大约在十□□岁的样子，永琪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不禁心生怜惜，只听盐运使大人一拍惊堂木问道：堂下跪的可是李思名？那年青人答道：是。盐运使又道：这位是京城来的。。。。。。。话未说完，一旁的永琪示意他不要说下去，然后向那年轻人说道：你不要害怕，你母亲姐姐们说你遭人诬陷，有什么冤情，你只管说出来，自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那年轻人听罢，泪眼汪汪地说道：只因我，连累了母亲和姐姐们。那盐运使大人道：你先不要难过，且先把你的事情说一说。那年轻人止住眼泪，说道：我父亲李xx，曾官拜扬州参将军，只因早亡，后来家道中落，本在学堂读书上课，利用闲暇时间在码头上帮工，挣点零钱补贴家用，码头上的管事见我读书识字，就常常把我带在身边，有一天从江面上驶来一条小船，船上下来一个一袭长衫的中年秀士，四十多岁，文质彬彬，白白净净，手里拿着一把折扇，很是儒雅，另有一个老道士，脾气古怪，邋里邋遢，可管事的对这两个人毕恭毕敬，我站得远，还是听见管事的称呼那位白衣秀士作：总舵主。我只是好奇，想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晚上的时候，就早早的溜进房间，躲在一个暗处偷听，然来这位白衣秀士是红花会的总舵主。
我大气也不敢出，一直躲到深夜，等他们离去之后才离开房间，出来时，正好碰见其他人往船上搬盐，他们说人手不够，让我帮忙，还有报酬，我本来就是打零工挣钱，巴不得多挣一点，就跟着一起干，后来就被抓了，说是贩卖私盐，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贩卖私盐，我是冤枉的，请大人明鉴。
说罢，叩头不止。
如果李思明所言属实，那的确构不成犯罪，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可关键是怎么证明李思明并不知情，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