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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公司盈利是经济与股市的连接纽带。股市是间接而非直接地反映经济成长。所需媒介就是上市公司的销售盈利与财务状况。换言之，股市是通过公司盈利的高低来间接刻划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而经济周期、商业周期、行业周期、乃至公司的生命周期并不总是重叠在一起，其间的交叉错落就会导致公司盈利与经济成长间的短时偏离。当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这一连接纽带断裂之后，股市运动便会与经济成长分道扬镳。如果说经济成长以市场消费为主体，那么股市表现则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众多企业在九十年代末期扩张过度，使它们提前赚取了若干年后的盈利，超额满足了未来的市场需求。所以尽管目前经济尚在温和成长，但库存积压与生产能力过剩已使这些公司的盈利源泉干涸，况且要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完毕并非一年半载之事。所以当市场消费与商业投资各行其是时，由市场消费所主导地国民经济仍可保持增长。但有赖于公司盈利和商业投资的股票市场则会遭致重创，导致经济与股市分手惜别、互道珍重。
证券市场只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它不可能超脱于公司盈利而独立自主。如若上市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欠佳，尽管政策导向、炒作气氛、投机心态等因素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股市上窜下跳，但绝不可能指望股票市场具有长期的荣景和非凡的未来。股市不是聚宝盆，它既是公司融资地手段。也是财富分配的渠道。投资者通过付费得到股东地身份，就是为了日后分享公司的盈利收入。如果公司无利可分、无望可求。它便会失去股东对它的信任和关爱。倘若这一非典型瘟疫从个别公司蔓延开来，便有可能对整个行业甚至整个股市造成重创。这不是股市自身之罪，不是监管系统之误，也不是运行机制之过，更不是万千股民之错，病灶恰恰存在于股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中。如果你有洞穿股市的犀利目光，你就会看到公司盈利正是股市身后那双看不见的手，正是它在默默地主掌着股市的升沉涨落、荣辱兴衰。缺乏公司盈利增长这一必需的给养，股市就会面临风干与脆折的危险。眼下地美国股市就是显著一例。虽然大幅度减税与13度降息刺激了经济的复苏、促进了股市的反弹。但人们更关注的还是经济成长与公司盈利能否长期提供推动股市持续上涨的强劲动力。就像是健壮的体魄不是天天靠抗生素维持一样，健康的股市也不能谨是依赖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地短期效应。
其三，当前的经济状况与预期地公司前景。经济状况多以现状为基础，根据已公布的政府数据，而股市涨落则更多地反映未来的公司收益，分析师的前景预测可以长达三到五年。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当前地经济状况并非总能与预期地公司盈利保持一致。这一时间差便会导致经济与股市脱节。人们对公司前景可能乐观过度，也可能悲观过甚。这就如同颇具传奇色彩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奇（Lynh所言。众多基金经理地错误乃是将过多精力凝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公司盈利与经济成长之间并不只是一种直观的线性关系或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且不同公司对于经济状况的敏感度也不尽相同。能否成功地剥离出个别公司与经济形势之间的微妙线索，这才是对投资者眼力、功力、耐力的考验和挑战！九十年代后期的股市泡沫就为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脚。人们对于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充满了期待与迷信，使之成为泡沫萌生的温床。加之“普及效应”、“锁定理论”以及“新经济学说”的推波助澜，使人们对公司未来的盈利前景产生了幻想和错觉。甚至想入非非。但殊不知。这种不切实际的市场预期只不过是令人目眩的海市蜃楼而已，既缺乏市场。也缺乏技术，更缺乏资本。也难怪其泡沫的破灭会招致全球股市纷纷陷落，使投资者们从南柯一梦中骤然乍醒。无独有偶，这种经济与股市的背道而驰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1973到1974年间也曾有过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离散程度还不在此次之下。道琼斯工业指数不到两年内就狂跌了45％，尽管经济在同期中反而增长了15％，大大超过了此次的7。7％（诚然，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之高也非今日可比）。好在这一阵痛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便静静地掩入了历史，比此次股市暴挫缩短了半年时间。当年股市之所以与经济走向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东石油危机使人们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眼前的经济增长丝毫化解和掩饰不了人们对公司未来远景的忧心忡忡。尤其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平均10。5％，大大削弱了百姓的购买力和公司的利润率。不少人已经开始为石油价格可能会飙升到100美元一桶而感到寝食难安。果不其然，全球性的恶性经济衰退到1974年下半年时便悄然而至。
其四，全部的国民经济与局部的上市公司。经济与股市的不对称性也会促成二者之间的背离。例如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包括私营企业（PrivateSector）与政府机构（PublicSector）两大类别。前者约占经济的70％，即上市公司只创造了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机构。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整个的国民经济。当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同时，股市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当二者离散时，其间的差异也不可避免。
第四卷 亢龙有悔
第一百九十一章 前所未有（三）
其四，全部的国民经济与局部的上市公司。经济与股市的不对称性也会促成二者之间的背离。例如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包括私营企业（PrivateSector）与政府机构（PublicSector）两大类别。前者约占经济的70％，即上市公司只创造了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机构。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整个的国民经济。当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同时，股市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当二者离散时，其间的差异也不可避免。
过去三年的风云变幻即为明证之一。一方面，大批公司企业因库存积压和生产能力过剩而处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联邦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在急剧扩张，用以反恐和刺激经济成长。其结果就使得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这集中反映在联邦政府从巨额盈余到巨额赤字的急剧转折上。政府支出的大幅增长与私营企业的来重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铸成了经济与股市之间的强烈反差。经济的温和成长主要来源于生产总值中由政府投资所创造、而上市公司无法代表的那30％。所以，近三年来的经济成长只是某种虚幻的假象，它掩盖了众多上市公司四面楚歌的困境与悲凉。这种经济与股市间的不对称性在中国更为显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政府投资在过去与年中主导了经济的高速成长，但众多上市公司却未必能够从中直接受益。据估计，目前非国有控股企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上升。可是它们在股市中所占有的份额尚不足股市总值的10％。也就是说经济成长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支出和仍未上市的非国有企业、而并非来源于上市公司。因此，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相对国民经济而言就缺乏足够地覆盖率和代表性，股市自然也就难以全面和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低迷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手段来推动收益增长：服务业通过提高价格，制造业则依靠降低成本。这就导致了价格的变向分化：汽车价格的下降与保险费用的上涨；家具价格的下降与维修费用地上涨；鞋帽价格的下降与球赛门票地上涨；玩具价格的下降与托儿费用的上涨；餐具价格的下降与餐饮价格的上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制造业价格的下跌抵消了服务业费用的上涨。既同时增加了两类没类型公司的盈利，又化解了通货膨胀滋生的隐忧，可谓是一种“奇妙地和谐”。那么制造业何以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收益呢？答案之一就是将产品生产转移到成本低、人才多、条件好的中国大陆。因此中国在经济危难中拯救了众多的美国公司，成全了美国制造业的转型与重组，对当前美国经济的良好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经济越是不景气，公司削减成本的压力就越大。迁往中国的公司也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地阴影非但没有笼罩到中国大陆，反倒是加速了外国资本向中国的转移。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地发展。这种通过资本转移来降低成本的经营策略使众多美国公司在经济萧条的漩涡中幸免于难，也使其股票在美国股市中获得了一丝慰藉和一线生机。然而过于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来说，这些不速之客的来临恐怕只是在其身边添加了一个更具竞争力与威协性的庞然大物，自己未必能够亲身贪图到它们所带来地资金、技术、或市场上地优势。因此，随着资本技术与产品制造向中国的转移，生产成本地降低会使外资公司在本国股市中的所得远远超过中国上市公司在中国股市中获取的利益。换言之，外资投入所带动的那部分经济增长未必会使中国上市公司乃至中国股市直接受益，二者之间并无等号、或者约等号的关系。因此，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政府投资和外国资本等，未必就一定能够敦促中国股市的上涨。若用统计学的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经济增长是股市上扬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在于上市公司是否具有国民经济的充分代表性，以及它所构建的传输机制能否正常运作。这就是国民经济、公司盈利、股票市场三者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所在。其五，枯燥的经济数据与敏感的投资心理。经济数据通常只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所关注，平民百姓并不了解或关心数据背后的真实含义。而且即使经济多长或少长了一个百分点。人们往往也无所察觉。然而，股市却与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息息相关。促使他们对股市变化的警觉十分敏感。自1790年费城股票交易所诞生以来，证券文化与股市传统在美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加之共同基金今天的社会化与大众化，股市暴跌之所以给投资者带来刻骨铭心之痛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者在牛市时通常会将经济数据忘之脑后，将投资风险置之度外。千奇百怪的学说也会应运而生，为股市泡沫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可一旦熊市降临。人们便会对股市与经济之间的影像反差感慨万分。当人们纷纷怨股市在过去三年中未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时。他们似乎早已忘却了昔日的股市又曾带给过他们多少温馨的回忆和无限的憧憬。遥想九十年代后期，有谁关切、甚至在意经济的成长步幅？投资者就像股市一样扬起了高傲的头颅。试问。美国经济何曾有过那斯达克指数在1999年时高达86％的年成长率？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