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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王恭传》。王氏二支之间亦有嫌隙。王恭少与王坦之之子王忱齐名友善，据《王蕴传》，王蕴在会稽，王忱来拜墓，王恭往省王忱，归，“蕴曰：‘恐阿大非尔之友。’阿大，忱小字也。后竟乖初好。”这是淝水之战以前的事。以迹象度之，谢安举王蕴女入皇后选，目的即在抑制王坦之家族。王坦之家族未得入皇后选，却得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婚，道子妃即王国宝从妹。此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遂演化为皇后、王妃家族亦即太原王氏二支之间的生死搏斗，这自然是谢安无从预料的。
司马道子昏乱而本已势倾天下，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悦之。《世说新语#8226；谗险》注引《袁氏谱》曰：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据《通鉴》，这是太元十四年十一月的事。
2。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
《谢安传》：“是时桓冲既卒（案冲死于太元九年），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案指江州），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淝水战后桓氏据有上游的局面，在谢安生前一直维持着，只不过以桓氏疏宗的桓伊处于中流，多少可以防止荆州、豫州桓氏的联合，缓冲上下游的矛盾。
太元十四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谯王恬死。上下两藩的空缺，相继发生于中枢主相相持的关键时刻，其时孝武帝杀司马道子之党袁悦之，引起朝野“朋党同异之声”。因此，上下两藩位置，一时成为主相争夺的焦点。十四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马道子复以其党庾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于是，主相在中枢相持的局面，遂演化为诸藩镇犬牙交错，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对立的两藩，是江陵的王忱与京口的王恭，同属太原王氏。
王忱与王恭，少年时齐名友善，俱为贵胄公子。涉身政治以后，他们分属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两方，逐渐生嫌而为仇隙。王蕴早料定“恐阿大（王忱）非尔（王恭）之友”，已见前引。《世说新语#8226；赏誉》曰：“王恭始与王建武（案王忱为建武将军）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注引《晋安帝纪》，谓恭、忱“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案指司马道子）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谐睦，吾徒当戮力明时，复何忧哉？’”以后，恭、忱嫌隙rì趋明朗。《世说新语#8226；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尝俱在何仆shè（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前，意便yù相杀。何仆shè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刘义庆以此事归入“忿狷”一类，以品xìng相责，只是见其一面；但所谓“势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争的实质。不久以后，王恭出镇京口，二王的忿争成为两藩的对立，这比起京师主、相之间的争执，更要明朗。诸种现象在这时出现，都顶示着政争在继续加深，继续扩大。
荆州的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着作用，即桓氏遗留的势力。王忱至荆州之年，桓氏自桓温以来在荆州的统治，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桓氏人物虽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别是桓温世子桓玄袭爵南郡公居于江陵，是桓氏在荆尚存势力的核心所在。《王忱传》曰：“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为义兴太守。《世说新语#8226；言语》谓“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案“来”，《司马道子传》作“晚涂”）yù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于道子。道子所授荆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碍桓温夺位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桓玄在荆州对王忱采取对抗态度。因此在荆州内部，又形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组矛盾终将与全局的矛盾联系起来，成为动乱的另一根源。
桓温篡迹，人所共知，这对桓玄的出处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又已尽失，桓玄无所依傍。在这种于桓氏不利的情况下，桓玄犹能保存势力，对抗公府，是由于皇统在简文帝子嗣之手，而简文帝得立，是桓温废黜海西公的结果。这就是说，孝武帝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所以王殉、谢重均公开倡言桓温废昏立明，《通鉴》更谓“是时桓氏犹盛”也。
3。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
《世说新语#8226；继漏》：“王大（忱）丧后，朝廷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注引《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稽王yù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中诏，诏从中出，非铨叙常规。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殷仲堪曾为谢玄参军，出守晋陵郡，太元末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亲信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武将军、荆州刺史”。由此可见，殷仲堪得力荆州，是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斗争的一大胜利。
《世说新语#8226；德行》：“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莅荆州之前，与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抢先一步，出“以才学文章见昵”（《王珣传》）的郗恢（郗鉴之孙，郗昙之子），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造成夺取荆州的有利条件。而在司马道子策划以王国宝为荆州时，孝武帝又不经过吏部，以中诏出殷仲堪。这些情况，都可见其时事机的紧迫，斗争的激烈。
殷仲堪刺荆州，还有一个得利者，就是桓玄。原来王忱在荆州，每裁抑桓玄，桓玄当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出现一个能与桓氏合作共事的荆州刺史。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曰：“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yù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yù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孝武帝以此事问妙音，答曰：“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荆。殷仲堪在荆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态度。《通鉴》太元十七年谓：“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所以妙音为仲堪图州的举动，对于以后桓玄势力的坐大，荆州局面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
顺便论及，殷仲堪入荆，不利者除了司马道子以外，还有琅邪王氏的王珣。《世说新语#8226；识鉴》：“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yù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案王珣名地出众，桓氏故吏，自谓桓氏已之所善，由他出守桓氏世守之地，是理所当然。但是琅邪王氏此时已失去发展势头，王殉只以世资居位，于朝中两派均无党援。其它琅邪子弟，但求依违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求禄位，并无一致的政治动向。如王凝之为江州刺史，弹豫章太守范宁，显系为司马道子效力；王恭之叛，王廞应恭而又背恭；王谧以晋臣而为桓玄奉玺绂；王珣本人，亦被王恭目为胡广。所以在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后一个回合中，琅邪王氏已经无足轻重。王珣以才地自许而求增益权势，是不可能成功的。
综上言之，王忱死后，孝武帝得势，以郗恢为雍州镇襄阳，以殷仲堪为荆州镇江陵，以王恭为青、兖镇京口。在他看来，以名士镇名藩，各慑一方，互相呼应，囊括江左，共拥朝廷，从劣势彻底转为优势，司马道子在中枢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但是风云未测，事与愿违，东晋政治糜烂过程还未走到尽头，真正能够变动乱为安定的因素还未出现。动乱的进一步发展，就要以兵戎相见了。
4。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这段时间便是本书故事的开始）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继立，东晋主、相相持局面结束。安帝是白痴，他继位后中枢政柄全归司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王绪二人“相为唇齿，并弄权要”（《世说新语#8226；规箴》），京师已不存在强硬的对手。但是从全局说来，上下游的强藩尚未处置，司马道子的劣势还未真正扭转过来。《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王恭抗表讨王国宝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印唬宋奁萑荩鼓朔搞谶奠椋笮衘iān计，yù诈为遗诏，矫弄神器。”时王恭之弟王爽为侍中，拒之门外，王国宝遂不得逞。以其时内外形势度之，王国宝诈诏，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继承问题，都会有处置强藩的目的。《桓玄传》桓玄说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发诏徵君为中书令，用殷（案为仲堪从兄，时为南蛮校尉，后来反对仲堪兴兵）为荆州，君何以处之？”矫诏以处置方伯，抢夺要冲，正是司马道子的当务之急。
中枢与两藩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等则缮甲勒兵，表请北伐，实际上是严阵以窥中枢之隙。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
王恭举兵，本与殷仲堪有约。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劝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殷）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桓玄传》）。此时江陵、京口两藩，各有特点。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经征战的北府兵为之羽翼，所以望实俱重，朝廷畏惮。但王恭暗于事机，不娴兵略，而又自矜门第，与北府将不协。江陵殷仲堪以中诏超授得州，时人不以方伯相许，缺乏自重的条件。但荆州一旦与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观的军事力量：其一，荆州都督所部；其二，桓氏在荆州的故义；其三，由杨佺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民武装，这是荆州可用的最重要的军力。当雍州刺史郗恢、南蛮校尉殷、南郡相江绩表示不赞同荆州起兵之时，殷仲堪立即引杨佺期势力入荆，以杨佺期代江绩为南郡相。杨佺期更驱逐郗恢，席卷雍、梁、秦州。这样，荆州就结成了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的联盟，殷居方伯，桓多故义，杨有实力。但是荆州与青、兖相比，青、兖犹居上乘，所以桓玄主张盟主应属王恭。但当王恭兵起之后，荆州却意存观望，犹豫不敢下，直到王恭罢兵之时，始有杨佺期一度下屯巴陵之举。
王恭除上结荆州夹击建康以外，又以王导之孙王廞为吴国内史，使他起兵三吴。王廞约会稽虞啸父募众于吴兴、义兴，赴者万计。虞氏会稽大族，在三吴的影响远胜王廞。虞啸父本见重于孝武帝，疾恶司马道子。他们兵起以后，建康面临断绝补给的危险，形势紧急。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王绪兄弟以谢愆失，止王恭之兵。王恭罢兵后，王廞以多杀异己，势不可止，因此又出现王廞送笺于司马道子以讨王恭，王恭遣北府将刘牢之击王廞之事。王廞事虽即弭平，但开启了东方动乱的先声。《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王廞起事后“以女为真烈将军，亦置官属，领兵自卫。”此事极似天师道的军事活动，而琅邪王氏本天师道世家。《晋书》卷一○○《孙恩传》，孙恩叔父泰为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孙泰“为国讨恭”与王廞后来反恭的立场吻合，颇疑王廞事同孙泰事一样与天师道有关，但详情于史无考。
司马道子失王国宝、王绪后，引谯王司马尚之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