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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弘看了过来：「写歌应该很好赚吧？除了专辑卖几张抽几张，报纸上还说，我们在KTV每唱一首歌，KTV业者就要付给你们这些写歌的几块钱，是不是真的啊？」
「一开始都马是卖断，到前几年才开始抽版税。不过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说工作也不是，毕竟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都没有不爽的事吗？」肥仔龙回头。
「没啊。」我看着窗外。
「比如说被歌手打枪，没发生过吗？」肥仔龙锲而不舍。
「当然有啊，我写了很多歌到现在都还没有人要唱咧，都是一些怪歌，或是没办法感动人的假芭乐。」我怪笑道：「不过这也没什么啊，本来就不可能每一首歌都中，没有爽成那样子好不好。」
其实，不爽是有的。
但不用为我担心啊老朋友。
你们只要替我开心就可以了。
这几年我写了很多首歌。
不敢说每一首歌都很好听，但我真的每一首歌自己都很喜欢。
我从小就看不懂五线谱在干嘛，连最基础的高音笛都吹得很炮，所以我写歌不可能乖乖写谱，而是靠哼哼唱唱，将旋律反复咬在嘴巴里直到烂熟，回到家，再用录音机录下。
写给子筱薇的第一首情歌，就是这样孵出来的。
慢慢手机有了录音功能后，我就能随时随地停下脚步，在马路边、公交车上、捷运月台、骑楼角落、公厕马桶上录下我的即兴灵感。
也许是从未受限于乐理的束缚，我写歌的姿态真的很自由。
一开始根本没想太多，只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我写的歌，于是我将写好的歌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自由下载，还取了一个笔名，叫「流星街」。
表面上「流星街」三个字听起来颇诗情画意，实际上的典故是日本漫画家富樫义博画的《猎人》中，杀人如麻的「幻影旅团」的根据地。
大概是我的声音很难听，又没有配乐，只是很干的清唱，我放在网络上的歌，不管是点阅率或是文章响应数都少得可怜。
那时我很喜欢写一些天马行空的怪歌，例如描述人格分裂的变态到处杀人的《都市第九部曲》、幻想外科医生在手术房里大暴走的《内脏烟火》、叙述一个落魄男子决定到菜市场拍卖自己妈妈尸体的《一公斤一百》、从古怪新闻中取得的灵感写成的《妈，我的头，很冷》……虽然说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当时我的脑袋都是一些很不正常的画面，所以写出来的自然也不是什么太规矩的东西。
虽然那些畸型的怪歌非常不受欢迎，但总有几个思想同样怪怪的网友觉得很好玩，常写信鼓励我多创作，说他们总是等着我将新歌放上网，还弄一个「大」字给我。
「流大，总有一天你会跟方文山并驾齐驱的，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
「流大，华语歌就靠你跟周董了。相信我你绝对不会饿死的。」
「请你千万不要放弃创作啊流大！我已经准备好追随你一百年了！」
「改天等我学会编曲，再帮流大把曲子修一修，唱片公司一定会收的。」
那些网友让我觉得自己很酷，觉得自己有点特别。
说真的，一开始我只是想写歌娱乐我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可以靠写歌维生，毕竟要达到那种程度也太困难了吧？如果有人跟我说，他想靠写歌赚大钱，我只会在心里大笑他发疯了。
我很天真，但还没有天真到想把自己饿死的程度。
大学快毕业的我很实际地盘算我的人生，我想，再怎么喜欢写歌，毕业当兵后我都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管有多枯燥、多繁琐，总之我得自己养活我自己，不能成为拖累家人的米虫。
我想象的画面是，三十岁的我，五点从某间灯光不足的公司下班后，在巷口吃个面，回到家先洗个澡，再来就可以好整以暇打开计算机桌上的麦克风，将我一整天得到的灵感全唱录进去。
所以我想办法考上研究所，想从研究所的所学里找到未来的职业。
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的歌，我的人生。
某一天，唱片公司开始采用我的歌，将我的歌送进录音室重新装潢打造，我的歌不再只有傻气的清唱，而是套上有模有样的编曲与伴奏，交给比我会唱一兆倍的歌手诠释。
如此一来，大家才渐渐注意到我的创作。注意到我的存在。
歌开始畅销，收入多了，让我得到用全部的时间都拿来创作的自由。
我不必打领带上班，每天要做的就是到处走来走去，捕捉这个世界低声唱给我听的声音、攫取这座城市敲打在我耳里的节奏。
我看着西门町六号出口的人群写歌。
我看着在大安森林公园牵手散步的情侣写歌。
我看着在小区篮球场上的挥汗身影写歌。
我看着在捷运上大声嬉闹的高中生写歌。
我看着入夜的中山北路上打扮超辣的女孩写歌。
我从来不会抱怨自己写歌很累，因为我已经太幸运了。
有多少人可以真正拿自己的兴趣当职业？
只是，当我的歌越来越红，越来越多歌手跟我邀歌的时候，以前我无法想象的批评，从我过去再熟悉不过的温暖土壤中蔓延攀爬出来。
我始终很困惑，如果我写歌无迭让自己快乐的话，写歌还有什么意义？
怪里怪气绝不押韵的歌，我还是很喜欢写。
但我也很喜欢写情歌啊，我也喜欢写一些押韵押得无限柔软的歌词啊。
我很喜欢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自然就会想要写一些像《一路上有你》那么真挚温柔的陪伴型的歌。
张雨生的《天天想你》从我国小五年级就一路陪我到高中，我那么爱，怎么下会想要写出同样可以陪着小男孩长大的经典情歌呢？
梁咏琪的《胆小鬼》好可爱，听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像猫一样的女孩在旁边搔我痒，徐怀钰的《我是女生》也很俏皮活泼，我一个大男生也想挑战能不能写出那种让人甜在心头的曲风啊。
郑中基的《左右为难》、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被大家唱到烂掉，但反过来说，不就是大家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不完的经典芭乐吗？我也很受感动，我也很想种出那么厉害的芭乐啊！
我以写怪歌出道，不代表我只能写怪歌、或我是一个以反市场为乐的怪咖，写怪歌更不代表志气高啊！
我写中国风，不代表我就准备抄袭方文山。因为我就很爱方文山啊！
摇滚的精神绝对不是唱摇滚歌。
而是摇滚激荡这个世界时，所散发出的光芒。
如果摇滚不是这样——我不摇滚，也没什么。
「我说流大，你是不是向市场妥协了？为什么又是这种芭乐呢？」
「不知道该不该说……流大，我觉得你的歌越来越商业了。」
「我该叹气吗？现在的流大，已经不是我当年认识的流大了。」
明明就，一样吧？
我的心根本就没有改变过。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无所谓向不向市场妥协，没想到自己的内心戏不见得可以被所有人听见。特别是一些早就准备好讨厌我到底的人，最喜欢装作是我的旧粉丝，大声叹气我已经被商业机制给同化了。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常常在网络上被PTT乡民干到爆炸的少女偶像团体，在制作新专辑时向我邀歌。
她们找我开会，跟我说她们对专辑走向的想法，甚至跟我吐露她们的初恋，希望我写歌的时候放进她们的感觉。
怎办？
写了的话，乡民在干剿她们的时候，肯定也不会放过我。
但我还是写了。
「为什么还是写了？」
有个只帮天王天后写歌的前辈，笑笑在我脸上吐了一口烟。
「因为如果我不写，就代表我输了。」
我避开那股烟，无奈地说：「因为我觉得她们不错啊，开会也满有感觉的，如果我顾虑到帮她们写歌的后果，而不是我想不想写这首歌，那我就不算完全自由了。」
前辈颇有深意地说：「流星街，你会这样想，就已经不自由了。」
我沉思了片刻。
「我想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我慢慢地整理我心中的想法：「但我也想挑战看看，也许我的歌可以让她们有一种新的感觉，也许我的歌够好听，她们就会因为唱了它，逆转那些老爱酸她们的网友的批评吧。」
前辈耸耸肩，不再说什么。
你没猜错，就是那一首我相当满意的那首《我的口袋，你的回忆》。
结果也没什么特别的结果。
那个少女偶像团体的专辑如往常一样热卖，但她们也没有免俗地在网络上被乡民奚落嘲笑到不行。明明除了耍可爱，什么也没做，歌喉也在中上，真可怜，总是取悦不了矢言终生反偶像的那些人。
我没时间同情那几个特会装扮可爱的女孩，因为我自己也被同一批人用言论海扁了一顿，说我写的《我的口袋，你的回忆》是烂到吐的大便歌，拿给那些女孩唱是刚刚好……
「去你的！」
我在网络上泄忿似不停地敲这二个字，然后又不停删掉。
我是自作自受。
那件事之后，当时还在一起的小惠建议我：「要不要干脆用不同的笔名写歌，这样就不用怕别人的眼光啦。」
「表面上是，但……」
我也不是没想过，问题是：「但这样就输了！他妈的为什么我要写歌给谁唱还要顾虑到其它人的想法？我高兴写，他高兴唱，就对了啊！我就是想克服这种不自由的感觉嘛！偷偷摸摸的，我又不会真的高兴。」
自由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却意外成为束缚我的囚衣。
我知道我想要自由，但我并没认真想过，有自由，有时不见得快乐。
曾经有一个认识很久的《商业周刊》记者，在咖啡店里采访我。
明明就认识，她还是照往例问了几个我答过无数次的问题，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哪一种风格的歌我最擅长、跟哪个歌手合作的经验最特别、没有灵感的时候怎么办。
访谈快结束时，她问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流星街，你为什么写歌？」
我想都没想就说：「因为我很喜欢写歌啊。」
记者不知为什么感到好笑，原子笔在笔记本上顿了顿，说：「不是想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感动……之类的吗？」
「如果这个世界因为我写的歌，变得更快乐，那很好啊。」
我用塑料叉子戳着桌上的巧克力蛋糕，尽情地将它虐待分尸。
「什么叫，那很好啊？」
记者的表情要笑不笑的，颇为古怪。
「如果我写歌是为了让别人快乐，自己不快乐，老实说我写个屁。」
我坦白地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啊。」
「流星街。」
那个记者按掉录音笔，说：「这是我采访过你，第几次了？」
我歪起头，当真慢慢数：「从你还在《数位时代》时就访过一次，在《野葡萄文学志》也访过一次，不过《野葡萄》倒了……后来你帮《壹周刊》写人物报导时也写过我一次。这次应该是你第四次采访我了吧。」
记者点点头，说：「对，我采访你四次，每次都很好玩，因为你是一个不造作的人，很敢讲。缺点就是回去后很多干啊、赛啦、屁咧之类的字眼都不能写进去，写进去也没有用，上面的总编还会删掉，哈哈。」
「……谢啦。」
「可是，每次问到你为什么写歌，你都是这一个答案，继续问你，你好像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如果就你的答案写上去，感觉就很干啊。重点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别的答案对你的形象更有帮助，却还是只用这个国小学生都会说的答案应付呢？」
「其它的答案，又不是我真的答案。」
我坦白地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过着对地球毫无贡献的生活。我写歌只想到自己快不快乐，只想到自己是不是又更自由了，这样的答案不好吗？」
「不是不好，是不够好。」
记者叹气，用凝视着在马路上淋雨的野狗的表情说：「你知道每个我采访过的歌手都跟我说，他希望他唱的歌可以带给听众更深的感动。每一个演员都跟我说，他会演戏是为了挑战更深刻更杰出的演技，打动更多人心。每一个社会杰出人士都用很认真的表情跟我说，他们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