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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文章。只要能在司机这里混过关，叫他做什么人都可以。他对司机谢了又谢，司机却已经很响地关上了门。
老几在尘土蔽日的青藏公路边上走。一辆辆的卡车擦着他的身体过去，他还是没有决定去哪里。他最怕的就是把心里的方向走乱。
第十二节 通缉令
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蹒跚前进、几乎把他心里的方向走失的时候，我的祖母冯婉喻正从一辆电车上下来，往自己弄堂口走去。
我祖母并不知道我祖父劳改的地方在青海，××信箱就是陆焉识这个人的地址。一周前，中学的党委副书记找到她，把一张通缉令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一下子没搞清通缉令上的陌生人跟她有什么关系。戴上老花镜后，她又辨认了一会，才认出一点焉识的影子。她的人开始瑟缩，手抖起来，就像我太祖母冯仪芳的帕金森后期。她对党委副书记的所有要求都眨眼皮、点头。
我祖父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小村镇停下来。再往前就是西宁郊区了。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把心爱的婉喻害得多苦。一周前党委副书记和冯婉喻谈话的口气很不客气，一口一个“敌属”。副书记主管组织人事，监管保卫，告诉冯婉喻组织对她多仁慈，允许她坐到人民教师的光荣位置上来。不过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妄想搞欺瞒；组织放开手让许多人去表现，去露馅，以为组织傻吗？好欺负吗？组织的仁慈是有条件的。
陆焉识在到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左右看看，没有熟人，便走近一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通缉令是专门要贴到冯婉喻住的这个弄堂来的，因为公安人员认为逃犯陆焉识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来了，弄堂里看熟了逃犯面孔的大人孩子就会认出他。
婉喻暗暗巴望人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她的焉识。路灯下看，通缉令上是一张可怕的脸，呆滞木讷，所有理想希望早早死去了的一双眼睛。但每次看这张照片，冯婉喻的心就死一次：照片上真的是焉识，那张脸就是1933年被她从远洋轮上迎下来的卓然不群的脸。
这时冯婉喻又一次死心，从通缉令旁边慢慢走开，而陆焉识走进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上海的夜色远比西宁来得早，因此，当冯婉喻自家门前摸黑开锁的时候，西宁还剩下最后一缕阳光。这是修理首饰和钟表的小铺，店员是个回民，抬起戴着白色小帽的头，那只检查手表微小内脏的独眼镜直直地瞪着他，一面告诉他，这里不是饭铺，到别处要去。陆焉识不窘，站到了台前，往玻璃下面看。店员呵斥的是要饭的，又不是他。
“这不是饭铺，来这儿干啥？！”店员摘下了深卡在眼眶里的独眼镜，从凳子上站起来，打算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了。
一对纯金袖扣落在玻璃上，光听声响就很纯。他对店员说，这个你们收吧？
店员看看他，拿起一个袖扣，再看看他。陆焉识把目光放平，嘴角微微翘起，是个好人的样子了。
“这你是哪儿来的？”店员问。他看出柜台外的老头是抢不动的，也不像有偷的功夫。
陆焉识说不是哪儿来的，是他自己三十年前买的。他又说没办法，成了个老右派，只能变卖变卖，贴补家用。
店员态度松弛了。管你什么人，有个名称的人都好办；右派也算是个名称。有了名称的人就有来路。人有了来路，东西也跟着有了来路，他不用做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
店员约了两个金袖扣的分量，然后说他是按国家的黄金收购价开的价钱，所以扯皮没用，明白吗？明白。在外头打听了国家收购价是多少了吧？没有。那就去打听打听。好的。
两颗纯金袖扣换了四十元钱。比他心里估的价不低多少。这个店员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倒没有乘人之危的坏心。没吃亏对于现在的陆焉识就等于占便宜。他又从身上摸出蓝宝石领带夹，还想接着占便宜。
“这是啥东西？”
他告诉店员是啥东西，又把它的用法示范了两遍，很遗憾，没有领带，男人不打领带有十多年了。曾经的马步芳常常有打领带的朋友。送他一辆美军吉普的美国将军一定打领带。店员认真地看他示范，看完后又来看他的脸，想看看那个用这类东西的公子哥究竟藏在这个糟老头哪里。或者那个公子哥怎样消失在了这个浑身没一根好纱的糟老头身上。最后店员摇摇头。他不收自己不懂的东西。陆焉识怎么说他都摇头。上面的蓝宝石成色有多好啊，锡兰（斯里兰卡旧称）的蓝宝石，这颗大的有七八分！陆焉识越推销越像是推销正在烂掉的蔬菜，店员很不高兴了。
“真的假的我都不要！”
陆焉识说它绝对是真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陆焉识慢慢把领带夹从棉袄前襟上拿下来。蓝宝石在暗下去的小店堂里黯然无光。别说这个小店，也许整个西宁城都会说：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要！他指望用领带夹换张火车票的。
他往门口走，门口挂着麻袋片拼成的门帘，为了挡风。他在层层叠叠的麻袋片里找不到出口，那个店员用独眼镜瞪着他，看他终于被魔术箱似的门变了出去。
陆焉识觉得当务之急是一套好行头，帮他混入人民的群落。一家家商店都在上门板打烊，他挤进两块就要合拢的门板。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百货商店。他挑了最便宜的一件人造棉的棉袄罩衫，马褂式样，好处是不要布票。街灯很暗，灯泡上蒙着西北的风沙。在打烊了的商店外面陆焉识就套上了新衣服，再走到马路上，他便是个樟脑丸气味刺鼻的人民成员了。
在我祖父陆焉识走进渐渐热闹的西宁新城区时，我祖母冯婉喻被一声门响惊动了。现在门的响动是她最怕的声音，连最熟悉的开门声都让她心脏犯帕金森。这是她听了十多年的开门声了，钥匙上吊了根什么链条，钥匙尖怎样插进锁孔，插得怎样准确，又是怎样一拧，她的意识比这一套实际声响更早地完成了这个过程。但她的心脏还是抖得乱七八糟，比我太祖母冯仪芳端茶杯的手抖得还乱。进来的当然是我小姑冯丹珏。母女俩惊魂未定地对视一眼。冯丹珏样样出色，太出色了，可是就要陪着母亲做老小姐了。在她母亲的时代，她应该已经是个标准的老小姐。就是这些母女间的刹那对视，母亲已经在女儿脸上身上看到了一个老小姐的先兆。那样的高洁素雅是不近情理的。越是接近做老小姐的目标，她的高洁素雅越是纯粹。这就给一个个男友增加了难度，越往后越无法破除她那份高洁素雅。并且，似乎因为谁都怕由自己来破坏这份高洁而走开。
当然母女俩都明白他们的实意，走开的原因是冯丹珏那位判无期徒刑的父亲。
当我祖父在西宁的西大街上发愁在哪里住宿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冯丹珏正在换拖鞋。她换得比平时要慢，磨洋工，因此可以把一个背影给自己的母亲。陆焉识是个偏心的父亲，从来不为自己的偏心遮掩，公开表示他的心头肉是小女儿丹珏。他隐隐地担忧丹珏长了一副自己的心肠，把心里不高兴的都能变成脸上高兴的，至少在脸上是无所谓的。现在她又是无所谓的样子了，问母亲晚饭好了吗？可以吃了吗？肚皮饿死了！母亲为了她居然在这个时候还会“饿死了”感到鼓舞。她摸到厨房，开了灯。女儿也在母亲身上看见一个孤老太了。
作为厨房的区域就是楼梯和家门之间的一小块空间。原先的厨房给改造成了一间卧室，冯丹珏的卧室。我祖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的生活环境，看见了就知道这个家是没地方藏他的。冯婉喻的床放在客厅里，曾经恩娘玩牌九的八仙桌像是狗洞里坐着的一只大熊。与此同时，连狗洞都没有的陆焉识在火车站周围晃荡一会，看见铺天盖地都是捉拿他的通缉令。城里是待不住的。他已经累极了，但他的优越性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下到西宁，感到肺活量巨大，迈步毫不费力。他决定往城外走。往东北走，先朝着兰州方向走，再南下，往婉喻的方向走。西宁城对于走惯了大荒草漠的人来说，太小了。后来很长时间，我祖父都是那样走路，好像路不够他走的，上海不够他走的。他不仅有了草原人的松散大步，也有了草原人张望的特定方式，那种摆放眼睛的特定方式，似乎一举目就要看出去好几十里。他走到西宁城东北边一个小村镇。漆黑的房子都是土垒的，一个小学校有三间房子，门没有锁，土坯桌椅反正没人会搬走。
他躺下去的时候发出很响的一声“嗯”，躺下后开始想婉喻。这一会儿他才有心思把婉喻好好想一想。这是纯粹的黑，纯粹的静，都让他满意，这就是一个人什么都敢想的时候。他想婉喻多么傻，从来没有发现她的焉识有多么浪荡，从来不追问笔记本里一缕栗色头发的主人是谁。抗战期间，韩念痕那个女人在焉识身上留下了多少可疑处？婉喻从来没有追究。也许为了婉喻的懵懂无知，他急于见她，给她一个发落他的机会。我祖父热恋我祖母比我祖母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此刻他躺在不知名的小学校教室里，回想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婉喻的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婉喻很艳的眼神让他小腹抽动，着急上火。他早干吗去了？搁着那么艳的婉喻，不去好好地开发；他和她之间该有多少开发的余地？
陆焉识就像一失足掉进睡眠那样，所有的思绪戛然而止。这种睡眠连梦都没有，犯人要不就不睡，一睡就死。我祖父就掉进了这种等于死的睡眠。就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把自己的亲人害成了什么样。
冯婉喻和冯丹珏此刻对面而坐，之间隔着八仙桌。上海的初冬在她们的毛衣里，夹袄里，骨头里，在湿一团干一团的地面上。刚才冯婉喻吃饭吃到一半，就被叫到里弄的居委会去了。居委会主任要她老老实实，把逃犯陆焉识的消息及时汇报。居委会主任还给冯婉喻介绍了一个榜样，隔壁弄堂一个女人就检举了自己的堂哥，结果帮人民政府除掉了一个美蒋派遣特务。刚回到家里的弄堂口，传呼电话又叫冯婉喻接电话。电话是我父亲冯子烨打的，怒气冲冲，问母亲有没有“那个人”的消息。“那个人”一听就是，“那个老东西”，“那个害人精”。我父亲还把给了他一半生命的陆焉识叫做“人”，纯粹看他母亲冯婉喻的面子。
现在冯婉喻又回到八仙桌旁边，端起碗，又放下。泡饭冰冷，肚子里更冷。冯丹珏坐在她对面。母亲感谢小女儿的无话，再有一句话她就会崩溃。而我祖父对于这些全然不知。他那种死一样的睡眠非常可怕，能把白天的屈辱劳累都抹杀干净。并且不再是个斯文人，凶猛地打鼾，假如凑近看的话会看见他鼻子里长长的毛被吹得东摇西摆，松懈的腮帮把嘴唇带得咧开，露出久病的牙齿。你要是看见我祖父年轻时的牙齿就好了！他现在就是一个监狱里住长了的人特有的睡相。
陆焉识是在凌晨四点钟突然醒来的。这个钟点是他上路以后根据鸡鸣估摸的。他就是要自己这时醒来上路，在一个礼拜之内到达某个县城。他在打如意算盘：先给婉喻写封信，约婉喻出来和他会面，见面地点可以在上海和西北之间的某个小城市。然而他不知道婉喻一夜都没睡，白白地躺了八小时，白白地浪费了两粒安眠药。她在党委副书记跟她谈了话以后就悄悄干了一件事，把一份入党申请书烧掉了。副书记的话让她看到自己多么痴心妄想，多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没有焉识的事变，她还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挑得浑身劲头呢。焉识的事变才让她明白她是谁，是“敌属”。她忙得头头是道，得了许多学生家长的表扬，家长们不惜请客送礼要把孩子转到她的班级，她便以为自己多少跟别人一样了，挤进共和国了，原来“组织”从来没把她正眼看待过。她能混到今天，是因为“组织”有个阔大无边的胸怀。婉喻看着申请书上的娟秀小楷被烧得疼痛扭动，变形变色，由黑的变成了白的。她把字迹的骨灰倒进一个杯子，冲上水，当偏方喝了下去。带焦糊味的偏方该根治她的妄想症。
这还不完全是冯婉喻失眠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女儿冯丹珏的婚姻。冯婉喻把做老小姐看得比做不成党员更可怕。只需要几句话就能探出丹珏男友又出了状况。
“丹珏，这两天见小吴了吗？”
“没有。”
“没见啊？”
“太忙了。”
过去那些男友也是突然就“忙”起来了。婉喻从来不问他俩到底是谁忙得约不了会。一问会怎么样？想听实话还是谎话？婉喻也从来不劝丹珏，主动一点嘛，家庭条件不好，人就要低姿态一点；也不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