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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刑于×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穿起。
九点钟熄灯前，一旦听到那种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进来，重刑犯们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这时你别去看他们，他们每一张脸都是丑陋的。假如那脚步走过了自己的监号，走向别的监号，那种丑陋会雾一样慢慢散开。假如脚步停在了自己的监号门前，并且被开锁的声音替代，这个监号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脚步就这样停在了陆焉识的监号门前。每个重刑犯人都不喘气了。三个人的监号关着六个人，用同样呆滞的目光看着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来吧。”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陆焉识的人。陆焉识请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烦地站在一边，两手搁在腰上。见陆焉识抖落出一套深蓝西装，看守说：“你干什么？用不着的！”
陆焉识无法坚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铁门外，他腿一软，差点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狱友小声说，不正常啊，一般会点名字的，也会给你时间换衣服的，怎么就是一个“你起来”呢？
看守见陆焉识的下肢成了漏了锯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当啷的，几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厂里还等着他。
陆焉识说：“工厂里？”
看守告诉这个待毙的死刑犯，这所监狱有两个工厂，一个是袜子厂，做的袜子出口呢。另一个是铁器厂，做出的活络扳手也是全中国名牌。
“你上一次到袜子厂去做生活，讲你有什么短命的革新计划。你讲过没有啊？”
陆焉识说他讲过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后。他在袜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厂里出产的彩袜浸染工序太多，费时费力。他想了几天，想出了一个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没有机会来验证他的革新。
到了车间，陆焉识被摘了脚镣手铐，但他一个人就占住一个看守。他从当夜十点左右一直干到第三天中午，实验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监号里，发现少了两个老狱友，添出四个新狱友，夜里翻身喊“报告”的次数更多了，睡眠和苏醒相互夹杂，不分彼此。
将近新年的夜里，一个狱友半夜站起身，在监号里绕圈子溜达。不久，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以一模一样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着第一个狱友在两排铺位之间狭长空地上遛弯。再过一会儿，这个梦游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八个成员加盟进去。他们准确地从铁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准确地拐弯，谁也不绊在谁的脚镣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听到脚镣的声响，跑到这个监号门口，所有死刑和死缓犯人都走着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进，似乎在进行一种史前的神秘仪式。
看守吓坏了，对他们喊：“站住！……”
奇怪的是，进行仪式的人很服从地站住了。
“马上回到你们自己的铺位上去！”
这是仪式里没有的规定动作，所以他们不动。
“回去！”
仪式又恢复了，绕着那道神秘的规定轨迹继续行进。
我的祖父也加入了梦游者仪式。他在看守叫喊时其实已经醒了，但他摆脱不了梦魇，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灵魂看着自己的肉体自行其是，无法去控制它。经历了巨大心理恐惧的人以这种方式逃避恐惧。那暂时失去灵魂的肉体是自由的，可以不顾约束和禁锢，连铁镣都失去了重量。所以他估计其他狱友也跟他一样，是半醒的，只是无法控制自己肉体的行为。
看守跑到第46号监房，取出长柄笤帚（我祖父的记忆力惊人，连哪间号子存放大扫除清洁工具都记得清清楚楚）。看守将长柄扫帚挥舞成某种原始武器，对着继续梦游的犯人们叫喊：“回去！回去！”
“回去”在没有魂魄的人这里，得到的读解是不同的，他们的服从就是一直走，似乎就是在走回去。场面越来越鬼魅荒诞。看守用扫帚柄敲打着铁簸箕，一面继续叫喊：“回到铺位上去！”
梦游者们的理解力和语言似乎跟看守隔着许多生物代，都不懂他叫喊的是什么，仍然以他们失重的步子走他们的老路。我祖父在回忆录里说，那史前人的示威或送葬的队伍，与看守隔着一层抽象的时空，无法穿越。
梦游队伍自发地解散，就像它被组织起来一样自发。他们一个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接着剩余的睡眠睡去。那一夜剩余的睡眠不多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三个多小时他们睡得很沉，没有人喊“报告”翻身。
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另一个看守看到了同一个场面。如此场面一连发生五天，惊动了监狱领导。领导们派干部调查这件事是谁起的头，但犯人们全部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根据干部们的直觉和经验，他们觉得犯人们不像在撒谎。下一天夜里，梦游者们的示威或送葬再次发生。监狱干部便挑选了两个犯人，把他们双臂反剪，两手和监号粗大、位置较高的铁门闩铐在一起，让他们弓腰驼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脚尖几乎被拎得离开地面，活像一对过油的大虾。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虾，但“过油”之后仍然想不起聚众梦游这回事。一个礼拜过去，监狱干部布置犯人们就梦游事件反省，要么自首，要么揭发其他狱友。反省了几天，没人反省出结果来，更没有自首者和揭发者。这期间又有两个狱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审和枪决。反省的规定不断更新，最后落定在这几条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参加晚间往五楼的搬迁，只留在底层监号里；反省的坐姿是双盘腿，犹如入定，换腿要请求看守批准；低头垂目，不准东张西望；一般情况下不准说话，除非被指定发言，一旦被指定发言，就必须发言。
一场反省把一个冬天坐过去了。人们的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得柔弱黄细，如同病女人，连汗毛都退落一净。所有的腿因为毫无活动而萎缩退化了，皮松垮下来，耷拉在骨头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省未果，暂时留下这个号子的死刑犯不毙，还是因为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罪犯必须插队到他们前面，提前毙掉，总之陆焉识这个号子的狱友都活着见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
陆焉识比其他犯人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月一次的探视中从不失约。
终于有个人受够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陆焉识被押出号子去见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向看守申请揭发。他揭发夜里的无声抗议活动是陆焉识发起的。陆焉识回到监狱，就有人对他耳语，把刚刚发生的“揭发”告诉了他。
当夜，所有同监号的狱友都搬迁到五楼去了，只留下了陆焉识。先是那个蹲点调查的监狱干部单独提审他，问那天夜里闹示威的领头人物是不是他陆焉识。他回答不是的。那么是谁？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梦游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还用草纸和粥做钉子，黏在自己床头挂衣服？”
陆焉识说因为重刑犯的东西都放在监号外的走廊上，监号内的温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减衣服，但人住得太挤，没地方放东西，就想出这个点子来。每天粘在碗边上的粥没有用，用草纸擦下来，粘在墙上，每天粘一点，渐渐就像钟乳石一样堆积起很牢固的一块，可以挂一件毛衣。
“点子倒不少！”干部说。
陆焉识想，这也值得狱友揭发。
还有一项揭发：陆焉识用一根很大的鱼刺磨了根缝衣针，所有狱友都跟他学，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当自杀武器的鱼骨针。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干部问道。
“承认。”
“哪里来的大鱼刺？”
“从大鱼身上来的。”
“你跟我废话吗？”干部拍一下桌子，“大鱼哪里来的？！”
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