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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第二十八节 万人大会
1976年11月3日，老几和二十多个老囚犯被带到很大一片开阔地，一端搭了个露天舞台，舞台两边各挂一个大喇叭。二十多个老囚们相互看看，都想从别人眼睛里看到谜底，但看到的都是彻底的糊涂。舞台下已经坐满了犯人，新旧不一的囚服上纽扣一律扣到领口，人模人样的。
老囚们蹲成一排，一个人掏出一根烟来，借了警卫战士的火，点着之后，挨个往下传。传的时候顺便说了一下自己的案由，哪一年的案犯。一半是1951年“镇反”的“老无期”，另一半是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
就在总场许政委让犯人们鼓掌欢迎省劳改局的领导时，天空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以为是云把太阳遮住了，手搭凉棚一看，遮住太阳的不是云，而是一大群个头很大的鸟。没人见过这种鸟，黑背白胸，翅膀像雁。这是新来青海湖鸟岛落户的鸟，现在它们成了最后一批离开青海湖飞往南方的禽类。成千上万只鸟一块掀动翅膀，一块翱翔，一块大叫，就在人们目迎它们近来，听着它们的叫声越来越响亮时，舞台上的宣传科女干事冲着麦克风叫喊：“请大家注意！”一面向刚开始讲话的劳改局领导抱歉地嗲笑。台下没人理她，都觉得目睹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景观。当大鸟们飞到了头顶，风向都变了，零星的羽毛像零星雪花一样扬洒。人们感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到的震慑，连正要发言的劳改局领导、行政十三级的高干都向大鸟们行注目礼。空气里有了一股生命的味道，非腥非臭，暖融融的，接着，暗色的物体从鸟阵里降落，砸在人们的脸上头手背上还是热乎乎的，如同刚降了一场热冰雹。人们不知道鸟把什么降落下来，相互看着，人们终于惊呼：“鸟屎！”
鸟岛的新移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集体如厕，太深奥了，超出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智力范围。也许它们觉得飞过一片黑鸦鸦的人群时，感受到了粪土的气息。连老几都忘了自己的处境，被壮观的排便现象震蒙了。他在青海湖边生活十几年，鸟岛上的居民族类基本都认识，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奇观。鸟们方便完了，呱呱呱地唱着远去，东北风和劳改局长的报告又回来了。
老几还在看远去的鸟阵――它们现在像一片灰黑的飞翔的巨大房顶，从他们头上掀掉，刹那间已经到了天的那一头。当他还在玩味这是什么象征的时候，他渐渐听到其他老犯人的纷纷议论。
“……今天？！”
“今天就释放！”
“那……住哪儿呢？！”
“就是啊！谁给我们开饭呢？！”
老几的注意力完全回来了。台上的领导在用这些老犯人的例子给所有犯人上课，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关怀，特赦从现在开始，头一批得到赦免的是这二十多个“镇反”和“肃反”进来的老先生。老几想“老先生”是什么社会面目？人民中的成员？好人民还是坏人民？
带队来的叶干事轻声喊着操令，带着老先生们（不再是老犯人了）排两列队伍走上舞台。老几走在第一排中间，“立定”之后他发现自己两侧都是比自己矮的人，他成了金字塔的塔尖。老几感到很不自在，甚至羞辱。劳改农场的场长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品，一条新得发硬、带染料气味的花毛巾，一个新的大花脸盆，一套新衣服。据说新衣服是市面上老人家都爱穿但穿不起的涤纶料子做的。老几不由地想到了裹在晴纶衣裤里烧成火球的知青小邢。
老几回到招待所，室友们不是去别的屋串门就是招人到自己屋来串门。他似乎挺碍别人的事，便一个人走到草地上。他要想想该拿自己怎么办。他以为自己是爱自由的，现在才知道自己怕自由。一有了自由，他就要考虑，婉喻还会不会接受自己，凭什么还要接受自己，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他没有目的地乱走，一会他发现自己走到了自己曾经的病房――那个“暖房”。就是说他走到医院来了。他迎面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牙科。应该让婉喻看到一个有牙的焉识。他走进去，牙医和护士在给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上刑”，男孩在牙科的老虎凳上扭作一团，自己的父亲按都按不住，一头汗地说：“谁让你不刷牙？！以后还刷牙不？！”
不管老几是被毙了还是被赦了，这地方的人还是继续受牙病折磨。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等待。一个女牙医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装一副假牙。女牙医把他带进另一间屋子，拿出几种样品，要他挑一种。他挑了一种最便宜的，女牙医告诉他，最便宜的货紧俏，场里人都要最便宜的，要的话就得等。等多久？等两三个月。老几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是需要这两三个月的；他需要这段时间来恢复体力，调整心态，矫正结巴，清理虱子，等待牙齿。
“请、请……请问费用……？”
他想自己怎么回事，见个女牙医紧张什么？结巴又严重起来。
女牙医请他明天来医院挂号，再来牙科量尺寸，做模子。
这天晚饭时间，叶干事给每个老释放犯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在押期间被扣的工资会补发一部分，这是从那笔补发工资里支出的一小部分，主要考虑到每个人刚释放都会有各种用项，所以提前给他们预支了。
老几很高兴能有这笔钱去付假牙的费用。拿了钱的老释放犯们都在商量如何花销。“你最需要买的是什么？”一个用橡皮筋做眼镜腿的老先生以粉红的牙花咬着字眼，把“什么”说成“协么”。
当老几告诉他们是假牙时，另外三个室友都乐了。他们的意思是，都到这岁数了，牙花都磨成牙了，还费那个事？说不定假牙还没有牙花好使呢！牙花嚼不烂的东西，肠胃能嚼烂，吃这么多年的油菜秸、青稞粒、七七芽，肠胃里都长了牙。老几没什么可说的。都这个岁数了，为了一个女人的眼睛不受罪而装假牙，他若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们，他们更会乐不可支。
第二天老几换了那身涤纶的新衣服，刚要抚摸一下，手掌就把料子沾起来了。再一抹，料子“啪搭”一下打了他的指尖。裤腿在他的脚踝上部飘荡，看上去他像江南的插秧农夫。不管怎样，这身衣服官方地正式地替代了他的囚服。他去了医院牙科，打好模子，走出来，迎面推来的担架车旁跟着的是颖花儿妈，虽然她围着红白黑三色长毛围巾，老几很远就把她认了出来。颖花儿妈看见老几眼圈就红了。老几立刻明白躺着的人是邓指，当然，跟他记忆里的邓指不是一个模样了。老几反身一面跟着担架车往住院部方向走，一面问安徽女人邓指怎么了。回答说刚刚做了手术，麻醉着呢。什么手术？开膛破肚的手术。女人抽泣起来。老几不再问下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个说不出名堂来的女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明白丈夫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到了住院部，老几轻声向一个护士打听了邓指的手术，回答又干脆又简短：肝癌。老几又拉住一个中年医生，问邓指的手术成功率多大。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医生护士说完都忙自己的去了，把老几一人留在正午的太阳下。老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回到邓指的病房去，回去又能干什么。他走到场部小卖部，买了四瓶糖水菠萝――那是小卖部的贵族食品，送到了邓指的病房，什么也没有说，匆匆告别了。
一个礼拜后，他回到牙科去再次打模子，因为上次打的模子碎了一块。离开时他想起了邓指。他几乎把他作为一个患难之交想起的。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见这个患难之交了。作为患难之交，他有义务告诉邓指，自己获释了，要回到妻子婉喻那里去了。
邓指靠在床头，手里拿了本杂志，场部图书馆借来的《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