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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加入同盟会不久，不便阻拦，遂由众人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会后，胡鄂公等人归寓，汪兆铭却留下了一些人，说另有要事商议。
路上，孙谏声很不解：“同盟会支部已经成立，还有什么要事？”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杀团体，才好向老袁回报啊！”
过了一阵，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来的，一问，果然，汪兆铭找了七个人，成立暗杀队，名额以二十人为限，他自己当队长。
有人非常气愤，认为汪兆铭是在分裂革命，提议另组共和会总部，与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劝他们说：同盟会创自孙中山先生，希望国人知革命先知团结，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不是汪兆铭一人能私有的。现在共和会、铁血会都已加入同盟会，大家还是统一名义为上。
话虽如此说，见解不同终究无法合作。汪兆铭再来过问这边的举动，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来终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杀团。京、津两个暗杀团各自为战。刺张怀芝、刺袁世凯、刺良弼，一系列的暗杀，确实很长革命党志气，但也让清廷更依赖袁世凯了。
【结拜】
12月14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会长。这个革命协会整合了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京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京共和团、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个团体。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话说，正是鉴于革命团体日益增多，“以汪兆铭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会章第六条规定：“本协会一切经费，概由鄂军政府或其他军政府接济。”显然，胡鄂公能当选会长，跟他是鄂军代表不无关系。
可是他带来的一万元已经用完，买枪支还找人借了七千元。屡次去电武昌，也不见有回音。滦州起义官兵，自然不用发动费，但这关内外的会党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开嶂表示，他们关内外有廿八路领袖，可以号令有枪会员上千人前往滦州，接应起义。那都是些绿林豪杰，旅费安家费总是要的，胡鄂公问丁开嶂，每人要多少钱？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总数就是十万。哪儿来钱？
胡鄂公叹口气。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来五十人，先把一二两期的款子凑出来。
现在只要一万元，但也不那么易筹。再加上汪兆铭到处宣扬，说南北议和期间，如果革命党举事，就算背盟，不仅道义上有亏，也于革命事业不利。按汪兆铭的意见，议和是当前惟此惟大之事，袁世凯之利，即革命党之利，因此切不可起义举事，阻挠和议者，倒是可以暗杀对待之。这段时间，汪兆铭来往京沪之间，调停折冲，风光得很。
北方革命党人，无兵无饷，加上心态动摇，12月18日，直隶任丘五百人起义，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无一响应，坐视任丘举事失败。
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胡鄂公虽在天津，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决定，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所有纪事、通告、文牍都改用阳历，不再用大清朝的旧历法。
12月27日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两位北京来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据他们说，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凯顿觉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难以胜任，打算派汪兆铭南下周旋，于是派长子克定去找汪兆铭。
他们描述的场面非常戏剧化：
“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预设盛筵以俟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四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向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兆铭与克定结拜异姓兄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
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嗯……是程克听赵秉钧说的。（又是赵秉钧？）
正说着，白雅雨来了，他报告说：汪兆铭今天已经出发往上海了，你说，这还不是谄附老袁，破坏革命？
众人连夜计议，汪兆铭南下，肯定会宣扬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议约定，可是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正应放弃议和，实现“南响北应”的既定策略，我们北方同志的意见，可不能由汪兆铭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英租界小白楼开会。与会众人痛切陈述近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个个义愤填膺，尤其以王钟声之死，最让全场震恸。
王钟声是清末名闻天下的新剧家，利用新剧宣传革命，报章屡屡报道，他所到之处，观众为之疯魔。年初王钟声在北京被捕，由京师警察厅递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变后，他从家乡逃到上海，参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独立后出任都督府参谋长。11月，王钟声又潜入熟门熟路的天津策划举事。12月2日，被直隶总督陈夔龙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将王钟声枪决。此事一出，津门哗然。直隶总督衙门告示称王钟声系“不安分之匪棍”，可是并无犯罪事迹，而且为什么被捕后不交审判厅，而由公认最黑暗的营务处枪决？据说王钟声曾质问军法官：九月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总督陈夔龙也感为难，直接请示朝廷办法。袁世凯为首的内阁批了“尽法惩治”四个字，王钟声遂死。
胡鄂公对众人说，王钟声死后，他也曾责问汪兆铭：停战期间，擅捕擅杀党人，难道不是袁世凯背信弃约？汪兆铭居然回答：王钟声吗？他不过是一名无行的伶人，或者是因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与革命何干？
又有人说，王钟声被捕之日，汪兆铭由天津早车赴北京，据云是应袁世凯之召，难保他跟王钟声之事无关。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暗杀团团长孙谏声带头大哭，全场哭声一片。在哭声中，拟好了致南京孙文先生的电报，请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电报交出拍发的第二天，丁开嶂从滦州来津。他说，关内外带枪同志前两期一百人已经抵达滦州。他同时带来了王、张、施三位滦州军营长的快电，邀请天津革命同志往滦州指导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决然地说。
就在这一天，滦州全体官兵通电主张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惨烈、最震撼的一场起义，就在眼前。
“完成革命”
【拿破仑的字典】
这一天，有三种算法。
在那些北京或天津卫的本分商民口里，帐簿中，皇历上，今天还是“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二日”；那些剪掉了辫子的留学生，那些潜伏在租界里的革命党，他们更喜欢将今天写成“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不过，他们应该也收听到了南方的决定，这是西历的1910年12月31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天，是满清入主中国的最后一日。
凌晨。天津。小白楼。
天一亮，白雅雨便将登上老龙头开始的火车，奔赴滦州。起义日期订在后天。
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择日召开国民会议。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这大致是双方的控制范围。
眼看一个联合立宪国家即将诞生，但在清政府控制的腹地，一群人还孜孜不倦地谋划着暴动。
白雅雨眼睛紧盯着胡鄂公：“你看，滦州一旦独立，战守之势如何？”
胡鄂公沉吟了半晌，答说：“很难说啊……滦州南邻京奉铁路，一马平川，并无山河关隘可以固守，北京、天津、辽宁、奉天之敌，朝发而夕至。到时四面受敌，说战，无可战之地，说守，又无可守之资。这是一可虑。
“施、王、张三营，可战之士，不过千把人，尤其上两次你们从滦州回来，都说张建功心存观望，并未倾心革命。一旦大敌来犯，再有内叛，必然战守两难。这是二可虑。
“滦州新军不稳，朝廷和袁世凯又不是不知道，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被罢免，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说明他们一直防备滦州新军倒戈，之所以迟迟没有讨伐，只是因为朝廷已经将滦州新军分割驻守，又有岳兆麟、王怀庆等人牵制，他们认为滦州已不成气候。敌人防备在先，这是三可虑。有此三虑，所以，很难说啊。”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吗？”
“唔……只有避实就虚……”
“说说看！”
“滦州不可战，我惟有在独立之前，将昌黎、雷庄一带的铁路掘断，将滦河上的桥毁掉，阻止敌军来犯。滦州不可守，我唯有在独立之后，引军北撤，直到长城，利用长城的有利地势与敌军迂回作战，等待北京、天津、通州的形势变化，再作策应。这就是避实就虚的法子。”
白雅雨笑了：“也就是说，独立完就撤，躲着清军，以待时变……鄂公，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以，而且算是上策。要是我这么做，旁人将笑我滦州义军为无胆无勇之辈……北方的革命力量本来就薄弱，这一来，还能唤起民众投身革命吗？”
白雅雨虽然笑着，两眼却炯炯放光。胡鄂公知道他已经下了决心。武昌事变后，他俩一起在津倡议成立共和会，众人都说京津革命党人少力薄，响应武昌颇有难度，白雅雨毅然说“拿破仑字典里无难字，吾人不可不起任北方之责”。共和会成立之后，白雅雨立即打发妻儿南归（他是江苏南通人），他独自一人留在北方奔走革命。
胡鄂公说的那些可虑，白雅雨岂能不知？滦州新军自吴禄贞死、张绍曾走之后，势力薄弱，内外忧困，单独起事前途堪忧。共和会一直在联络曹州的会党，已经召集了数百人，又百计筹集了一千多元发饷，再加上静海同志发起的民团，三方同时发难。
依白雅雨的计划，滦州新军有铁路优势，举义后直赴天津，与曹州会党、静海民团联合举事，占领天津。天津有租界，有洋人，清廷投鼠忌器，比弹丸之地的滦州更易坚守，同时通知南军速由海路北上，攻占山海关，拦住京奉线，瓮中捉鳖——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早已替革命党证明：津沽一失，北京无险可据。
而天津，革命党人经营已久，早在张绍曾上奏十二条之时，革命党人王葆真等人就与天津的日本、美国领事达成协议，不干涉革命军的行动，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等人也很支持天津独立，并承诺若张绍曾率部在天津组织政府，顺直谘议局将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
张绍曾去职后，情况当然变化很大。但白雅雨认为按步骤行事，未尝不可以一搏。未料突然接到通知，滦州新军自行确定十一月十二日举事，反而令白雅雨措手不及。不过事已至此，白雅雨决定往滦州，与新军兄弟共存亡。
谁也劝不住他，因为“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
【喋血滦州】
1911年1月1日清晨，胡鄂公送另两位同志孙谏声、陈涛去滦州。昨夜，他们欢饮达旦，载歌载舞，既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在即，也为去滦州的同志壮行——今日的滦州已成死地，肯去的人并不多。
临行之时，胡鄂公还是把他对白雅雨说过的话，又对孙谏声他们说了一遍。他的意思很明白：滦州不能战亦不能守，不如避清军锋锐而守时待变。“大局如斯，滦州之事，无关革命之得失。”他希望他们能劝服白雅雨，保留义军的有生力量。
1月2日，他听到了滦州独立的消息。三个营长的职务分别是：王金铭滦军都督，张建功副都督，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雅雨是参谋部长兼外交部长，孙谏声则是军务部长兼理财部长。
同时，他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驻扎良王庄的李国靖营接到命令，十个小时内全营开拔，调防马厂——那里是清军驻防重地，无法起事。
1月3日，胡鄂公带了两位同志自天津赴秦皇岛联络。但他放心不下滦州，打算中途在滦州下车待一天，再好好与滦军首领与白雅雨计议一下，不可逞血气之勇，还是避至长城，做长期打算。
这几天都是通宵达旦，胡鄂公实在是太困了。他一上车就睡着了，但没忘了吩咐随行同志：到滦州叫我一起下车啊。
醒来却听见“呜……”汽笛响，觉得不对，睁开眼一看，火车正在缓缓离开滦州车站。他横眼看另外两个人：“不是在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