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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身上。郁常常是任由着许或说的，但他偏偏就是打定了主意不要孩子。有时许或说得心烦了，就将眼睛哭得肿胀，一路小跑来安福路敲我的门：“眉，眉。” 她叫门的声音很轻，像一只受了伤的小猫倚在铁皮门前。一开门，却又什么都不再说，只一头倒在我的肩膀上哭，将脸上的妆哭得面目全非。我们坐在楼下的沙发上，相互靠着。这时候，楼上也许会走下来一个男人，不解地看我一眼，看许或一眼，然后自己取一杯水，上楼。 有时我会陪许或一整晚。后半夜的时候她开始不哭，光笑，和我说着过去念书时的种种。我想起我们曾经假借着补课的名义，关在房间里说悄悄话的日子，那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许或并不去责备郁，她只是心疼着想要个孩子。她也从不向我多说她和郁的事情，我们在一起时，往往不过是一个看另一个抽泣，尔后互相给一些安慰，这常常不需要言语，是这些年来，两个女子之间的契合。 我想起五年前我和郁的那个孩子，它蜷缩着支离破碎的身体瘫软在金属器皿上，鲜血淋漓。我问许或：“当年你决心拿掉那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不舍么？”她看着我，一脸疑惑，却又立即摇头，最后沉默。 原本我以为她应该能够明白我，因为我们曾经都躺在冰冷的病床，感觉到冰冷的金属器具伸入我们的身体，它取走了我们体内温热的生命。我们都曾经真切地感到过痛，放弃一个生命的痛。但她却没有回应。 我多想在梦里看一看那个孩子，哪怕只是在意识里虚构出它的模样，是男是女，长得像谁。可我只是毫无休止地梦到电梯，梦到自己在黑暗里挣扎彷徨，随着电梯一直升入云端，黑色的云端，伸去未知的异度空间。我想如果我是许或，当年一定不会放弃那个马朝的孩子，哪怕它不是爱情的结晶，因为甚至倘若现在再有机会让我选择，我和郁的那个孩子，我也绝不放弃。 许或来安福路后的早晨，郁会准时过来接她，像一个无辜的丈夫在寻找自己的妻子，问道：“许或在你家吗？” 我知道，他已经不再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这里只是一幢空洞的大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指指客厅，他便走进来，到院子里停一停，看看已经繁殖到几十盆的君子兰，大大小小，绿叶葱茏。 那曾经是个小苗圃的地方，底下埋葬着秋麒麟草的尸体，还有我们的爱情，他别过脸去，不敢看。他径直走进客厅，看到坐在沙发上的许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过去拉她的手说：“回家吧。”有时此刻楼梯上会走下来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又一次疑惑地看看我们，再看看郁，然后问：“牙刷在哪儿？” 我不自觉地看向郁，他看看那男人，再望一眼这空大的屋子，并不说话，只是拉着许或的手离开。我倚在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一直到消失不见。 回到客厅的时候，男人站在老式立钟前看着停止走动的时、分针问我：“眉，这钟怎么不走了？” 我瘫坐在沙发上：“那是因为它忘记了。” 房子里没有其他男人的时候，我会躺在郁的房间里，坐他的椅子，睡他的床。被子是洗新的，却仍然从棉絮里透出他的气味。我看他的画册，从第一页简单稚嫩的笔法，到最末一页的白描，郁就是那样一路画下来的。有的时候，我能在他的屋子里一呆就是一整个下午，趴到床下，将他的画拖出来，揭开画布，一张一张地看，然后再一张一张地叠好，盖上画布，心事重重地推回去。或者站到窗口，学着郁的模样凭目远眺，将视线伸到最远的地方，永远都不用收回来。我站着抽烟，坐着，躺着，蹲着，我靠在郁的床沿边临摹，临摹所有郁留在这里的油画，一张又一张。 黄昏降临的时候，我在玻璃窗的反光中看到伤心离去的太阳。窗帘已经显出旧色，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可我又不想将它换掉，只希望这间屋子保留着原来的一切，包括一把凳子、一张字条、一围窗帘，什么都不要改变。物是人非就物是人非罢，至少我还能在“物是”中制造气氛播放我的记忆，那一张张被定格成画面的场景，重新来过。 我想起郁说“你的家”，想起他站在客厅里看我的眼神，想起抽着烟和客人调笑的许或，想起深夜带男人回家的自己。不寒而栗。 偶尔走过西康路，看到篮球场里大汗淋漓的男生，一旁尖叫的女生，我总还想在他们的脸上寻到我们三个人过去的模样，神态，心情。可一转身，他们就散了，男孩子带着女孩子骑车离开，车篮里是乒乒作响的空汽水瓶子，像一路的歌谣，踏着永远不会重来的节奏离我远去。看来，嬗变的往往不是物，不是景，而是一个人的心，在一年一年的累加中，变得坚硬，不易受伤。 我的心不再是一只顽皮小孩手里的橡胶球，可以那么轻易地被捏来放去，磨折自己。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二章 手绢里的秋麒麟草（1）
我沉在水底，顺着记忆看心底的画面，一张又一张，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将它们全都画出来，那是我的故事，我和郁的故事。 一直到氧气瓶显示出最后10％的警告，我才开始拨动浮力器，将自己送上水面。我睁开眼睛，望向海底，那黑色的深洞离我越来越远，我像是坐着疾速上升的电梯朝海面驶去。 露出海面的时候，我吐掉嘴巴里的氧气管，一嘴咸涩，我的位置离麒麟岛的岸边有些远。远远地，罗慢正站在岸边四处张望，拼命大叫着：“May； are you ok？”我想回答他，却又使不出气力，只能缓慢地游过去，像一只丑陋的海狗那般。从岸礁上退回来的海水一潮一潮地向我扑来，再一潮一潮地将我推向岸边。 我像一条精疲力竭的海狗张开四肢趴在岸沙上，动弹不得。罗慢赶紧跑过来替我卸掉背后的氧气瓶、腰上的铅块条，以及潜水镜。我急促地呼吸，费力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让他拔掉鼻夹。新鲜的空气浓缩了身体钻进我的呼吸气管，它在我身体的内壁里四处碰撞，像是打气筒那般唤醒一具塑料玩偶。 渐渐地，我平躺在沙滩上，望着深红色的天空缓过气来。太阳像一枚泡在药酒里的杨梅，暗红，四周是漫漫浸润的潮湿。我这才意识到与死亡紧贴肌肤是如此地令人骇怕，这样的彩排令我有些胆战心惊。 罗慢将脸伸过来，我看着他，然后抬起身子和他接吻，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恐惧输送过去。他扶着我的腰柔软地回应，我听见海潮的声音，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们在白沙上叠加到一起，像两尾搁浅的海鱼，相互吐唾沫，隐隐约约地记得那句话叫做“相濡以沫”，可我更记得再后面的那句，“不如相望于江湖”。 男女之间，其实就是如此纯粹，像海底偶尔游过的鱼，因为一场急流或者海盲而遭致搁浅，才翻腾着身体在岸沙上靠到一起，存依相偎。最后的下场，可能是死在一起，也可能在潮水的施恩下，回到原来的地方，甚至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当年的我，当年的周乾；如今的我，如今的罗慢。 这个夜晚的麒麟岛显得异常宁静。海面矜持地慢慢波动，令对面岸岛上的各种国际酒店灯光招牌一闪一亮，远远地，却不模糊。男人一手提着盏油灯走在最前面，他要带我们去看秋麒麟草。那条黑色大狗正吐着舌头，紧跟在我们身后，像押解犯人那般。 我们沿着岸边穿过一条狭长的小山谷，一片林子，一条小溪，弯弯绕绕地走到麒麟岛的另一面，从那里的海岸望去，是漆黑一片，无边无际。男人停下来，从腰间抽出他的水烟杆说：“到了。”随后爬上一块礁石，静静地在黑暗里坐着，手里提着的那盏油灯忽明忽暗。 我顺着他视线的方向看过去，那里是一个又一个起伏绵延的土丘，一些被台风刮平了凸出的脑袋，像被拦腰掰开的馒头，露出柔软的内芯。那里也交相辉映地忽闪着磷光，一小点，一小点。男人吐了口烟，问：“你们怕鬼吗？” 我摇摇头：“不怕。” 他哈哈大笑起来，转身从礁石上站起来，举着油灯照平静的海面。海上依稀有零星的渔船驶过。他说，常常台风过后，会有肿胀着尸体从下面飘上岸来。 罗慢拉着我爬上礁石，坐在男人身边。罗慢浅红色的皮肤在月光、灯光下变成明黄色，随着海风和呼吸一翕一动。黑狗也从地下一跃而上，乖巧地趴在主人身边，懒洋洋地注视着前方。我靠着罗慢在稀疏的月光看那些绿光，宁静安然地，没有丝毫的阴森恐怖。麒麟岛背面的海在身后安稳地摆动着波浪，它们轻轻地拍上我们坐着的礁石，然后再轻轻地离开。似乎昨夜它们已经将所有骇人的气力全部用完。男人点起水烟，又开始抽了起来，他举起油灯，指了指最远的坟头说：“那是我婆娘秀珍的。”接着，开始缓慢地讲和那个坟头有关的故事，穿插着他零星的过去，像是一条悠长的小河，细细流淌。 回到亚龙湾后，我才知道眼前的这个独守麒麟岛的男人叫生龙，他有个弟弟叫活虎，也就是我的房东。十五年前，生龙刑满释放回海岛后不久，便搬去了孤岛居住，他自己在岛上搭建石屋，开垦荒地，圈池养鱼，还给这小岛取了个名字，叫：麒麟岛。 我坐在屋子里终于将自己的故事画完后，靠在床上回忆生龙讲的故事，那是一个个听过便无法抹去的镜头，在他平淡的叙述中，这些画面就像一把把铡刀，狠狠地砍伤聆听者的神经。我能想象二十五年前的一切，能想象他在法庭上呆滞绝望的神情。 我坐着，按照自己的思维重新构建那个故事，二十五年前的故事。 二十五年前，当秀珍怀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定定地立在摇晃不定的船舱里的时候，她的四周一定是吐成一片的乘客。他们将脑袋痛苦地塞在各种塑料袋里，胃中不停翻滚，可她却瞪亮着眼睛，看着他们，安然地站着，像乐得自在的孩子那般，红扑扑的脸。她怀里的孩子睡得很安稳，嗦着小嘴，一脸舒坦。 对于船，对于起伏不定的海面，生龙说，秀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切，因为从小她就随父母生活在渔船上，靠打鱼为生。相反地，如果在平坦的地面上，她倒有一种晕晕乎乎的不自在，会将步伐走得歪歪扭扭，胃里异常难受。亚龙湾的渔民称这样的不自在叫“晕路”，和“晕车”、“晕船”一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二章 手绢里的秋麒麟草（2）
秀珍是先坐船从海岛到广州的，随后坐上浅灰色的巨龙长途客车，一路驶向上海。车外偶尔闪现过一排排路灯，在玻璃窗的反光里，她看到自己的模样，看到手里的儿子，他睡得很安稳，一脸与世无争的模样。她低下脸去，亲了亲儿子，说：“我们去见爸爸。”她要带儿子去上海，去和他从未蒙面的父亲见面。三年前，她丈夫离开亚龙湾的时候，孩子还只是秀珍肚子里的一个胚胎，慢慢地酝酿着。 生龙那几年来一直都在上海当兵，原本那年夏天就应该退役回来，可是部队里却派人捎来一封家书。他在信里说：自己遭人诬告，进了看守所，但相信自己年底就能回来。信里将一切都说得很模糊，生怕家里人担心似的，他还将看守所写成另一种部队的模样，说住在里面没有任何的不自在。可是生龙知道秀珍一定看得出来，那勉强而出的话里有他深深的不安和彷徨，哪怕竭力地隐藏着。一直到过完年，他都没有回去，送信人的人也没有再来过。于是，秀珍带上儿子，将家里的一切打点托付给小叔弟媳，决心去上海看看。 长途客车到达上海北站的时候，已经距离秀珍离开亚龙湾整整一个星期，她穿着单薄的小棉衣从车上下来，不由地站在西北风里哆嗦，怀里的孩子也觉得冷，一下子“哇”地哭喊起来。秀珍赶紧走到候车室里找个位子坐下，从随身的行李里取一些衣服来给孩子裹上。她有些累，又有些饿，还觉得有些尿急。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穿着大花小袄的女人，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秀珍走上前去，推了推她：“妹子，替我看一下娃，好吗？” 在“红袖标”的指点下，秀珍一路穿过候车厅到北站广场的另一边上厕所。她走得有些晕糊，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下来，广场上是随着西北风翻滚而飞的各种杂物，碎纸片、废车票飘得漫天都是。她迷糊着眼睛，在风里艰难地走着，步履蹒跚。突然，一辆疾驶进站的小客车在她面前拐了个弯，直奔过来。她连惊恐的尖叫都还来不及从喉咙里发出，便彻底地被卷进车轮，死死地压在客车底下。司机惊慌地刹车停下来，却从玻璃窗里看到车轮下蜿蜒地流出一条细长的血水，在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