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钠矫瘛Ｋ谎稣蹋话Ц妫换孟耄侠鲜凳担陌怖淼茫薇拔蘅旱毓拧Ｋ陨钣惺币残碛幸坏阋帐醯木补郏蛭凵癜蚕椋庇行σ庠谒难壑小８盖滓槐沧硬辉惺裁椿案宜担庖浦谖业牡苄纸忝么笤家惨谎８盖咨保源宋沂蔷醯眉匠＜５模盖组夂螅馊慈梦沂笔被匚叮一骋筛盖资欠裾嬗幸坏恪拔尬钡囊馑迹闪怂男郧椋咳欢业母盖孜幢卣娴木哂姓庋母呙鳎喟胝缏逞杆稳莸模叭褐凇绕涫侵泄摹涝妒窍肪绲目纯汀Ｎ铣。绻缘每犊蔷涂戳吮尘纾蝗绻缘渺馋ⅲ蔷涂戳嘶纭！庇Φ彼担业母盖撞换岢搅苏馄椒病�
记得我读小学时，那成绩本子就叫《成绩簿》，是每星期要拿回家让家长盖章的。我的父亲的木刻私章就在桌上的一个老地方，我回去后自己拿了那章就盖了。父亲是从不看我的《成绩簿》的。这在我，并没有理解为父亲的不负责，而好像倒成了一种默契，就是说，父亲是知道我、相信我的。父亲的这一态度推而广之，从小对我别的方面也不管。所以我从小野玩，并且带着我的弟弟游水、钓鱼、下乡捉“蛮咋”（蝈蝈），哪里都敢去。有一回我跟对门的女孩淘气，翻墙头进去拿西瓜皮套在她头上，然后溜之大吉，不敢回家，竟在空无一人的菜市场案板上睡了一夜。后来我的父亲对我不曾有一句责备，他只是服侍忐忑回到家中的我好好吃了饭。父亲的这一态度使我内心自愧而自责，并且我知道我的胡闹是出格的了。然而，我记忆中的父亲确实并无特别之处，他大约只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从未见他有什么不平与感慨，也说不上“逆来顺受”，他真正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普通街民。
父亲对于他过去的道士职业，看来既无羞愧，也无自豪。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他自己和他的职业。他那职业里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技艺，他本人所会多种乐器，他也从没有半点要传授给我们的意思。小时的我见过他在家中试笛子、试唢呐、试三弦，奏出简短的悦耳的乐句，那种娴熟该算是行家里手，但这样的情况不多，在家里从没见他整调整曲的演奏过。大约，在他看来，那一切与我们无关，他们凭那个养家糊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能再往下传？我们，自然应当上学、工作，去走上新社会的人生道路。或者就连这些，他也没有想过。他只是自然地做他的事情，我们呢，自然地做我们的事情。
小时候我确曾见过一些人，把乐器存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就会有些试弄。那些人跟我父亲一样，只是普通的百姓，明日将一起去辛苦一趟，挣几个小钱，并且这种“生意”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逝世较早，我从未见过的祖父，也是道士。多年以后，在家中一直挂着的他的颇大的遗照后面发现，他题写了几句很有些意思的话，我后来用到某篇作品里去了，那几句话是我自己发明不出来的：
“浮生若戏，每日登台，演尽悲欢离合；俗子多情，返朴有期，何妨弄假成真。”
这意思，以前在书本上似曾相识，但语言的排列，却有点不一样。可见，我的祖父至少喜欢这样深美的语言。母亲以前对我说过，我的祖父本是读书人，这可就得到了一个证明。而我的父亲，大约没有这样玩弄文字的能力，从没见他做这样舞文弄墨的事情。也许，这几句话，并非祖父原创，或是抄、听而来的，但这样写在作为自己遗照的背后，总是有点文学地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感慨吧。
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的老姑母到我家来，提醒说，老爹百岁了，照片应当烧化了。所以，家里人竟就烧化了那张大相片，那后面几句话，是我的大哥后来告诉我的，幸而被他发现并且记了下来，要不然，我对于我的祖父可就更无所知了。
至于我家更远的先辈们是做什么的，我也曾问过我的母亲，她说，是做太医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令我心中无端地，似也就得着了些慰籍，但旋即也就自知，这所谓慰藉，近于无聊。况且，母亲这句话，也是“孤证”。如果我的祖上真有人做过医生以至太医，大约也是庸医，所以无名，或者尽管有点或大或小本事，却终于是湮没了。于是，我家的“根”的所在，说来仍是无凭。总之，我属于说不出三代以上“根本家乡”的人，我家是平凡已久的“升斗小民”，谈不上有过何种显赫。如果就这个问题问我的父亲，得到的回答可能会多一些，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父亲这样的事情，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说。在我的印象上，父亲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加起来没有几句，他从不唠叨，他的话是太少了，也从来没见他呵斥过他的儿女们，包括我和我的弟弟。
父亲十三岁就做道童。这样推想起来，学做道士大约也是很有些规矩的。从道童升为道士，做一个合格的道士，一定也是一种努力学习的过程，也有优劣之分，这从他们都精于自己的乐器就可以为证。
我记得老邻居们对我那穷困、普通而本份的父亲很尊敬，乃至称他为“大老爷”。原来，我的父亲在做道场时是坐在正中的，而道场联结着阴阳两界，那坐在正中的人，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过得多么潦倒，也仍然能得到一种世俗的敬畏。大概，我的父亲在他自己的那个职业里还算是个业务尖子吧。文化局的老先生告诉我，我的父亲当过本地道教协会的会长；我问母亲，她说有这事，主要是我的父亲老实忠厚，所以被大家公推出来担此名头。老先生说，我的父亲在本地国乐队里的位置，相当于指挥。而泰州的道士们，作为古来职业道士的最后一批人，对于国家挖掘民族音乐材料，有过贡献，六十年代初，曾经把他们请到南京去住了好一向时，演奏他们掌握的所有曲目，做了录音。这似乎是他们的人生最有意义最光彩的一页。他们都可算是旧时代留下来的最后的古典音乐演奏家，如今都作古了。
我的家在一条小巷里，那是我的祖母家的房子，祖母家姓李，我的父亲俗名“承李”，即承嗣李家之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是在庙里住过的。那是城隍庙后宫，在大殿的后面。大约在五十年代初，庙里的菩萨是我的父亲他们自己动手毁掉烧化的，那当然有政府的号召而为当时的他们所拥护。我记得父亲做这事时是高兴的，那时他不过四十岁人，大约还很能感应社会的进步。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记得他每天拿了小鎯头出去参加敲碎铁矿石，那大约是没有报酬或报酬很少的。他那时的态度，我记得跟工人赶时间去上班一样认真，而且满怀热情。由这些零碎而不多的印象，我感到我的父亲内心纯真，如果他正式参加工作的话，将是一个很好的员工。菩萨烧掉，庙宇被收为国家房产，道士们被安排了工作，有的还到省的以至中央的乐团里当了演奏员。我的父亲之所以没有就业，一是身体欠佳，二是家中有五个子女无人照应，但骨子里大约也是习气散漫，不想参加工作，母亲后来是这样说过他的。
父亲的没有参加工作，成了我的家里贫困的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填写《登记表》时发生过那样的困难。我的父亲是这样的“无能”，并且带给我们这样特殊的尴尬，可是我的父亲的去世，让我们全家无不悲痛，也是我最为悲痛的事情，我在小说《胡驴子》（《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的最后一节写的那悲伤的儿子，其实就是我自己。我的一生无言的父亲啊，我将一辈子不断地去理解你那平淡的灵魂！
平凡的母亲
我的父亲在七十五岁去世。当我父亲遗体停放老家堂屋里时，有人去看了一下，说，老太还有得过呢。因为我父亲的双脚一只在前些，一只在后些。奇怪，生前平齐的双脚，死后怎会一前一后的呢？于是，将那在前的象征亡人，是先去了，而在后的象征未亡人，还有几步路要走。说虽无稽，事却果然，此后我的母亲又过了十七年，于九十岁去世。现在，母亲离去也九年了。既然写了父亲，却迟迟没有动笔写母亲，成了心中的牵挂。今日总算动笔。
我母亲姓刘，名冬妹。我隐约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吴刘氏”的字样。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亲的姓名会是这样用过的，因为那时普遍如此。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刘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邮递员送来一回，那是母亲从上海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我父亲“吴承李”收。我在《尴尬的父亲》里交代过，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介绍到上海去做工，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由于自己思想上与身体上的原因，把公家给他安排的就业机会推掉，从此做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但全家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却是他挑在肩上的，那时家里有五个人上学，两个中学，三个小学。到母亲从上海退休回家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仍在上学，然而第三代人又出生了，家务这副担子，并未减轻，遂由母亲接过来，放到了她的肩上。算起来，有十五年之久，在社会角色上，母亲与父亲掉换了一下女人与男人的位置，变成女人打工挣钱，而男人操持家务。
母亲从上海寄回家的钱是三十元，这在母亲是尽了最大努力，然而摊到全家每人生活费则仅为五元。当时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学生可从学校申请到的助学金，可以达到七元或更多一些，这个钱，足够该生在学校食堂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七元这条基本线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学，他们是否申请过助学金，我没印象了，可能申请过，以贴补家用；但我自己，好像是没有，也许申请过一回，后来是没有再申请。小时上学，收费极低，以现在的眼光，那简直不算钱，然而每逢开学，父亲还是拿不出在生活之外的这些钱来，总要拖着，陆续才能交全，那种窘境，想来很难受。后来，我姐姐考上北京医学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师范学院，而我另一个姐姐又被南京体院看中，他们就不再要家里负担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个人的日子要好过多了。几年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给家里寄了钱来，这样，家里的日子，再不用发愁。普通百姓，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步步这样过来，从没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这在我，是刻骨铭心的。
因此，至少我和我弟弟从小与母亲的接触，比起那些依傍着母亲长大的人，是少了些或少得多。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们正在读中学时，母亲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们身边。如今想来，这在我的母亲，是何等的伤心和决断啊！
我记得，有一年母亲从外面回来，其时我和弟弟似乎还不懂得与妈妈亲近，但心里是有那种自然的愿望的。某种迟疑与生硬是幼小以来长期没有接触母亲的缘故。我母亲把我们两们拉拢到她的身边，说，靠一起来！我们就那样与母亲靠到了一起。我们心里确实是懂得一切的，然而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克服一种障碍，我们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妈妈！
几天之后，母亲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里哭。我年长些，想到哭也无用，先止住了哭，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个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气，我只好让他哭够。
那时我的姐姐与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学去了，家中父亲之外，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的，我母亲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放心，特地从上海抽空回家来看我们一下的吧。
随着我从少年成了青年，我对身边琐事，有一种更不关心的态度。母亲怎么从上海退休回家的，似已不记得了，记得的是母亲怎么张罗着托人给我们的大哥找对象、让他结起婚来。
陆续地，我听说了我的母亲多年来在上海过的日子。她只是一个工人，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钱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钱只够她每天中午在食堂里吃一个青菜汤，以至于“刘冬妹的青菜汤”在单位上出了名。她还要省下钱来应付必要的人情，因为上海亲戚多，有了什么事，虽然总是关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却总是一礼不缺。为此成了我的上海的大姐一直讥嘲她、其实也是为她心疼的话题。
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年代，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干涉我，我向东还是向西，是我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没什么文化，是最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