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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革命”，这应当是无有争议的共识。至少，我们也应当说，《水浒》是谈“人性”与谈“革命”兼而有之的：大家都知道“逼上梁山”之说，这句话里就既谈了人性又谈了革命。最著名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书，就真切描写了林冲的善良人性如何被高太尉逼得走向了“革命”的方向。又要论《水浒》，又要那么不能谈“革命”，看来是很难的。
毛泽东所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水浒》里的事实，这一事实的指出，启发了马先生对晁盖如何被架空的研究，收获了很不错的学术成果，马先生虽没明说，其实是是承认这一启发的，他说：“架空晁盖这条故事主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马先生所不能同意毛泽东者，是：“他说晁盖宋江是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这是“政治挂帅，另怀目标”，因而是“谬失”的。我们从毛泽东原话可知，他是借《水浒》里的人物情节，说“投降”之类的问题，因为《水浒》里恰巧有晁盖与宋江、聚义厅与忠义堂这种矛盾对立的存在，所以才能拿来说事，这是修辞上的“譬喻”。而“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以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指《水浒》一书的某种倾向性，毛泽东指出《水浒》的这一倾向性，并且借题发挥来说自己那些“政治挂帅”的事情，这很正常，因为他是政治家，正如鲁迅拿《水浒》来讽刺“奴才”，因为他是文学家。只是他们不合马先生口味，这就要另当别论了。
那么，《水浒》一书，对晁盖“本来谈不上摒与不摒”吗？马先生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晁盖在《水浒》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到攻破东平、东昌，山寨彻底化解他的遗言，才算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到晁、宋关系完全休止的时候，《水浒》本身也成了强弩之末……由此可见架空晁盖这主线对维系《水浒》全书如何重要”。这样说来，“摒与不摒”的事情，对于《水浒》一书，重要得很，怎么“本来谈不上”呢？应当说本来严重存在、重要存在，在《水浒》里是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马先生的研究，就这样深入具体地佐证了毛泽东的论断，可惜的是，马先生自己却似乎并不知道。
晁盖之死，固然是《水浒》成书之前的杂剧等材料中就有的情节，《水浒》的编写者加以了有机的改造利用，但毛泽东说的正是《水浒》本身，在《水浒》中晁盖是被“摒”的，在毛泽东启示下，马先生指出了这还是《水浒》中的一条“主线”，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论据，马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书中排座次时晁盖已死，不当在座次之中，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因此“谈不上摒与不摒”，但正如马先生自己正确地分析的，晁盖之死，很与宋江平日的挤轧晁盖有关，也就是很与“摒”有关，《水浒》一书就顺着宋江心意（或者说顺着梁山上这一客观的内部情况）安排了晁盖的结局，让他于排座次时已死，因而不在座次之中，也就不在一百零八人之中。表面上看这是合情合理的，其实，那记着一百零八人的什么“石碣天文”，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史记》上记陈胜吴广事迹时早就揭露过这种把戏。真是全信书不如无书，确实是毛泽东以其睿智第一个看出了个中机关暗道，看出了有个“摒与不摒”的内部斗争，而马先生一方面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成功地做出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却又对毛泽东大发这许多不着边际的指责，真是自相矛盾，不知伊何也。
四
马幼垣先生写道：“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既然可以说得这样轻巧，那么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简直就应当看作不值得一说的一件小事，“并非真的”，那就是可有可无、很无所谓的，只有毛泽东、鲁迅这样不懂的人，才拿来大做借题发挥的文章，说什么“投降”，说什么“奴才”，太不应该了，太“政治挂帅，另怀目标”，太冤枉宋江了。
但马先生自己却又不这样看，他下面又写道，“总而言之，宋江为山寨这个从来没有专称的活动中心起个名字，……是宋江表示身份的手段，是宋江成长过程中的‘通过仪礼’（rite de passage）”。那么将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就还是有着重要性的，这重要性是“因为要平衡晁盖遗言所做成的不利局面”，是“不得已的自保措施”，“晁盖毒咒式的遗言确实给宋江带来相当困扰”。晁盖遗言是说，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做梁山泊主，这分明给宋江出了难题，以至是将宋江排斥在外了。那么依马先生的分析，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且不评估马先生的这条分析，但凭着马先生自己的这一说，那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就不是马先生先前说得无足轻重的，“实在因为（聚义厅）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改忠义堂），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我们并不是故意要挑剔马先生说漏了嘴，实在是马先生忽而往轻处这般说，忽而往重处那般说，叫我们如何适从？事实上马先生自己跟自己相左之处还不止这些，他说，“平情而论，到晁盖逝世时梁山早已是天下第一寨了，……从俗例随随便便称总部为聚义厅，成何体统！……故宋江当家后，……也该为这个再重要不过的场所题名的”。这样说来，更不是“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而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件事，非改不可，要不然就连马先生也会觉得“成何体统”了！
马先生当然很清楚，“宋江最着意的事正是招安，由此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此句见于马先生另一文章《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安排》）。而宋江改忠义堂的根本动机正深藏在此，忠义二字的含义是极其清楚的，与聚义二字的区别也是极其清楚的，马先生却故意回避，还要来忽悠读者，玩了一次学术上的“指鹿为马”。 总而言之，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不是“并非真的”，而确实是真的，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马先生自己是清楚的。
（另外，提个建议，马先生与其用一个“欧西文” rite de passage来在汉语写作中说明“通过仪礼”，大约还不如现成地用《史记》叔孙通制礼仪的故事来做说明。）
2
不应把《水浒传》看作是写“农民起义”吗？
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8226；架空晁盖》中说，《水浒传》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
他在《水浒二论》（三联书店07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239…240页写道，不应“政治挂帅地强说前无计划、后无步骤、因应行事、以中上层社会分子为主干的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
在接着的第335页写道：“东平、东昌两府与梁山从无过节，梁山为了消弭内部矛盾便随意起兵攻打，不论城池被攻破与否，人民生命财产遭严重损害势不可免。为何此两地的人民该充当解决宋江政治难题的牺牲品？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可容别具用心，硬给《水浒》套上现代政治解说者不顾书中所说的事而盲目美其名为农民起义吗？”
在第339页写道：“从‘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官逼民反’等陈腔滥调所代表的角度去看《水浒》固然无法窥其堂奥，套用‘农民起义’、‘英雄传奇’、‘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类新八股亦难得要领。两者均会导致得出肤浅且似是而非的结论。”
马幼垣先生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水浒传》里的梁山聚义，不应看作是农民起义吗？不应把《水浒传》看作是对那一社会里农民起义的描写吗？
作为读者，我很想看到马先生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但马先生的这厚厚两大本书，重点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顺笔一带说了这样的一些话。现在，我只有遵照马先生指示的“就书论书”这一“简单、正确”的方法，来考虑《水浒传》是不是不能当作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书来看？又因为《水浒传》写的是宋江的事情，书中还写了宋江去打方腊，这都与北宋历史有关，不可避免就应当粗略看一下北宋历史上宋江、方腊以及其他“盗贼”的情况。历史上的农民的反抗或起义总是被用“盗贼”这个字眼来记录的，并无现成的“农民起义”这四个字，关于这一点，应当没有疑义，要不然，中国这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就不存在“农民起义”这回事而成为世界史上的奇闻了。
为了避免过多引用人们早就熟知的《水浒传》故事，我们不如先看看北宋历史上有关“盗贼”的情况，他们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如何？他们的所言所行如何？朝廷对他们的政策如何？他们的结局如何？然后与《水浒传》作一对照，二者是否一致？这样，我们既符合马先生的要求“就书论书”，又增加了参照系，应当较能说清楚这个问题了。至于理论上的引经据典，就不费那事了，免得“肤浅且似是而非”，被马先生戴上“政治强说”、“陈腔滥调”、“新八股”这几顶大帽子。
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所录《宋史卷一八八》载：“元祐元年，司马光言：‘近岁灾伤，盗贼颇多……万一有李顺、王伦、王均、王则之事，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
马司光言及的这几个“盗贼”，发生在《水浒传》的年代之前，为北宋前期（太宗、真宗、仁宗）。我们不妨先来作一简略的考察。材料来自《汇编》上编第一分册。
1，关于李顺。
淳化四年，四川“民王小波聚徒，起而为乱，谓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遂攻劫邛、蜀诸县……小波病创卒，众推小波之妻弟李顺为帅……贼势日盛”。兵力达到十多万以上，在与官军多次作战中失利，李顺等人被捕遭极刑，余部继续与官军作战。我们从《汇编》所录曾巩《妖寇传&；#8226；王小波传&；#8226；附李顺传》等资料可知，这是一次官逼民反，他们杀贪官，并建立自己的政权，最终失败。
2，关于王伦。
庆历三年，欧阳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说，沂州卒“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王伦仍衣黄衣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江海诸处，先有盗贼，渐与王伦合势，而凶徒转炽……”。《再论王伦事宜》：“近日四方盗贼渐多，凶锋渐炽……王伦所过楚、泰等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酒茶”，《论谏院宜知外事》：“王伦驱杀士民，攻劫州县，江淮之上，千里惊骚”。王伦最后遭官兵剿杀。
3，关于王均。
何竹淇先生按说，王均起事形式上属于兵变，但时间上是继王小波李顺之后，彼此不无相关。
咸平二年，益州叛军推王均为首，据成都，陷绵、汉诸郡，知益州牛冕出奔汉州，都巡检使刘昭战死，均遂号大蜀，建元化顺。王均战败，在狱中自尽。
4，关于王则。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反，号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改元曰德圣，旗帜皆为佛字，王则原为涿州饥民，流至贝州为卒。起事前与州吏张峦、卜吉结党预谋起事，后来事觉亟叛。文彦博募死士穴城，破之，槛送王则京师，剐于马市。
综析司马光提到的上述四例，其领头起事的有小民，如王小波、李顺，有士卒，如王伦、王则，有中级军官，如王均。除了王伦之外，规模皆很可观，王伦的人马大约只有千百，其他三人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或多达十数万，起事之后往往有“徒党渐多”的现象。李顺、王均、王则都曾“建元”，即使王伦，欧阳修也从其“衣黄衣衫”的行为断其不是“常贼”，也就是距离“建元”之类只差着一步。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忧心如焚上书陈说如何从各方面加强政权的建设，却无一字论及“盗贼”的起因，他是治标不治本；而刘敞却从根本上找原因，他作了一篇《患盗论》，提出“盗有源”的问题，他认为“盗源”是“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如果是“丰世，治世，化世”，则无“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