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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
因为怕把地毯弄脏，所以父亲脚下的一角地毯被卷了起来，父亲的一缕缕细弱的白发洒落在了地板上。
我把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一路前行时，我打开收音机，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和着歌声打节拍，一小时后我经过海峡大桥来到了阿纳多卢希萨尔。茜贝尔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就从别墅里跑了出来。路上我告诉她，前天在埃姆拉克大街上出车祸死去的女人是扎伊姆以前的情人（茜贝尔笑着说：“是那个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吗？”），接着我开始给她讲那个女人的故事。
“女人名叫贝尔琪丝。比我大几岁，大概是三十二三岁。是个穷人家的姑娘。进入上流社会后，她的那些敌人为了羞辱她，就说她母亲是个包头巾的女人。这女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高中时，在5月19日＇1＇5月19日，土耳其青年和体育节。＇1＇仪式上认识了一个同龄男孩，他们俩一见钟情。男孩是那时伊斯坦布尔首富之一的船主卡普坦奥乌拉尔的小儿子法利斯。像从土耳其电影里出来的这个穷女孩和富男孩的爱情持续了很多年。也许因为他们的爱情太强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没头脑，这对高中恋人不仅在婚前做了爱，还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当然结婚是他们最合适的选择，但是男孩的家庭认为，穷女孩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儿子才‘走到最后’的，而且这事众所周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男孩也不具备挑战家庭、坚持和女孩结婚的能力和金钱。于是，作为一种解决方式，男孩的家庭出钱把他们送去了欧洲。三年后男孩在巴黎，不知道是因为吸毒，还是因为绝望客死他乡。贝尔琪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像人们通常选择的那样和一个法国人私奔彻底忘记土耳其，而是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开始了一种让所有上流社会女人羡慕不已的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她的第二个情人是狗熊·萨比赫……离开他之后，她和德米尔巴拉尔他们家被情所伤的大儿子好了一阵。她之后的情人是热夫科热夫科，因为热夫科热夫科也是一个为情所伤的人，因此有段时间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会笑着叫她‘安慰天使’，并幻想着和她*。除了丈夫没和其他男人上过床，或是最多在隐秘和羞愧中找到一个临时情人，但又因为恐惧而无法完全尽兴的所有已婚和富有的女人，对光明正大地和所有受欢迎的单身男人经历过爱情、我认为她还有许多已婚和秘密情人的贝尔琪丝嫉妒万分，都想用一勺水把她淹死。可以说因为贝尔琪丝红颜已老，也因为她不再有足够的钱来打扮自己，所以那个日子也不远了。车祸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18。贝尔琪丝的故事（3）
茜贝尔说：“我很诧异，那么多男人里面竟然没一个和她结婚的。也就是说，没一个人爱到要和她结婚的程度。”
“其实男人们会疯狂爱上像她那样的女人。但结婚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她和卡普坦奥乌拉尔的儿子法利斯没上床就立刻结婚，那么她家的贫穷也会被很快忘记。或者如果贝尔琪丝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那么即使结婚时她不是处女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她没能去做人人都会的这些事情，也因为她有丰富的爱情经历，所以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多年来一直叫她‘安慰婊子’。因为年轻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出现在面前的第一份爱情，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给了情人，也许我们应该对贝尔琪丝表示敬意。”
茜贝尔问：“你敬重她吗？”
“不，我会觉得她讨厌。”
现在我想不起来是以什么名义举办的聚会，是在苏阿迪耶海边一个人家的水泥码头上举行的。那天去了六七十人，大家手拿酒杯轻声交谈着，彼此都在看有谁来了。我觉得大多数女人不满意她们所穿裙子的长度，绝大多数穿短裙的女人因为她们的小腿不是短就是粗而不安。因此第一眼看上去她们个个都像笨拙的陪酒女郎。码头边停靠划艇的地方，有一处下水道正在往海里排废水，臭气在人群里因为戴着白手套的招待员不停穿梭而显得愈发浓重。
一个新近从美国回来开了诊所的“心理医生”，一认识就给了我他新印的名片，在一个中年女人的一再追问下，他对聚拢在自己周围的人群描述了爱情的定义：一个人尽管有别的机会，但拒绝这些机会只想不断地和同一个人*，那么这种让人感觉幸福的情感就叫做“爱情”。谈完爱情，一位母亲让我认识了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随后，我和这位母亲讨论了除了不断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抵制”的土耳其大学，还可以让她女儿去哪里读书。这个话题是由刊登在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新闻上说，为了防止高考试卷被盗，印考卷的工人们开始了一段长期的监禁生活。
过了很久，个子高高、长着长下巴和漂亮眼睛的英俊扎伊姆和几乎和他一样高和苗条的德国模特英格出现在了码头上。让人们内心感到刺痛的不仅是对他们漂亮外表的嫉妒，更多的是拥有蓝眼睛、细长双腿、雪白肌肤、金色长发的英格，用她的外表无情地告诉那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欧洲人，把头发染成金色、拔掉眉毛、挨个逛精品店选购衣服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女人，很可惜，肤色和人种特征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弥补的重要缺陷。而我不仅是因为她的北方血统，更多的是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觉得她的脸蛋、笑容和嘴唇很熟悉。我喜欢每天早上在报纸的广告上、走路上班时在哈尔比耶一栋公寓楼的侧墙上和英格相遇。英格的周围又一下聚拢了很多人。
回家的路上，茜贝尔打破车上的沉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确实是个好人。但是，那个德国女人也就是一个和*酋长上床水平的四等模特，但是你的朋友好像嫌拍了广告还不够，还要让大家知道她是自己的情人，你觉得他这么做好吗？”
“很有可能那个模特也在用同样友好的情感，认为我们和*酋长并没什么区别。据说现在汽水卖得很好。扎伊姆有一阵子说，如果得知西方人也喜欢一个现代的土耳其产品，那么土耳其人会从这个产品上得到一种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在理发店里看见的，《周末》杂志不仅在中间的照片版面上登了那女人和扎伊姆的照片，还在采访版面上刊登了对他们的采访，他们还印了一张她的半*片，庸俗极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我笑着说：“你还记得有个又高又大的害羞男人吗？他用蹩脚的德语对英格说，她在广告上看上去很优雅，为了不让自己的眼睛盯在女人袒露的前胸上，他只好一直看着她的头发……他就是贝尔琪丝的第二个情人狗熊·萨比赫。”
但是，当车在薄雾中从海峡大桥下面疾驰而过时，茜贝尔已经睡着了。
19。葬礼（1）
第二天就像答应的那样，中午我离开萨特沙特走回家和母亲一起吃了油煎红鲻鱼。我和母亲一边像勤奋的外科医生那样仔细地剔除盘子里红鲻鱼那粉色、薄膜般的鱼皮和半透明、纤细的鱼刺，一边说一些关于订婚仪式的事情和“最新传闻”（母亲的说法）。包括那些暗示让我们邀请和一些“他们的心决不会破碎”、热衷于各种聚会的熟人，宾客人数达到了230人。因此希尔顿酒店的领班，为了不让那天的“洋酒”（一个迷信的定义）供应出现问题，已经开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进口商进行协调。像丝绸·伊斯梅特、夏齐耶夏齐耶、左撇子·谢尔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样，曾经既是芙颂母亲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著名裁缝们，因为那些为仪式预定的衣裙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而小工们则在通宵达旦地干活。母亲认为因为倦怠在里屋打盹儿的父亲，这阵子不是因为健康而是因为不开心而烦恼，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儿子即将订婚的日子里是什么让他父亲这么不开心的，她试图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时候我和哥哥会拿一个又长又重的枕头扛在肩上，让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和司机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唱着《葬礼进行曲》，像众人那样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在走廊上。在总理们、著名富豪们和艺术家们的葬礼前，往往会有一些说“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的不速之客来家里拜访，母亲从来不会对他们不客气，但等他们走后母亲会说：“他们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葬礼的。”母亲的话让我们觉得，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抑或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
一坐到阳台上的小桌两边，母亲就对我说：“要不你到我这边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但当她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还换上了一种和观看葬礼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时，她作了错误的理解。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爸爸在里屋躺着，所以我不去参加那个可怜女人的葬礼。我是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像热夫科热夫科、萨米米萨米米那样的家伙摆出的悲伤样儿，他们不是为了遮掩眼泪，而是为了遮掩无泪而戴上墨镜。再说这里看得更清楚。你怎么了？”
19。葬礼（2）
“没什么。我很好。”
从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门往里，在直通灵柩的台阶上，葬礼上女人们自发地聚拢在一起的树阴地里，站着一些包头的女人和围着五颜六色时髦头巾的上流社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