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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一天半夜，当我开车送茜贝尔回家时，她说：“最近这些天你很少说话。”
“是吗？”
“我们已经有半小时没说话了。”
“前些天我和父亲吃了一顿午饭……它刺痛了我。他像一个准备要死的人那样谈论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订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亲、哥哥和我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去一户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贝伊奥鲁和托普哈内之间、楚库尔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去世的是一个来自马拉特亚的老工人，父亲刚工作时他就在父亲身边了。这个高大、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公司历史的一部分，从他在父亲办公室干跑腿的活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一只手是假的，因为那只手在工厂里被卡在机器里粉碎了。事故发生后，父亲把这个他十分喜爱、勤奋的工人调去了办公室，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刚开始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的那只假手，因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爱，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玩具。儿时有段时间，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办公室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铺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边，随后跪在地上做了礼拜。
拉赫米有两个和他一样可爱、高大的儿子。他俩都亲吻了父亲的手。他那肤色微红、体态丰满、疲惫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见父亲就开始用头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哭起来。父亲用一种我和哥哥都无法表现出来的真诚安慰了那女人，拥抱并亲吻了两个孩子，还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里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联盟。而我和哥哥的心头却涌起了一种深切的负罪感。当哥哥说教似的讲着什么时，我则谈起了往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父亲、哥哥和我都从拉赫米的大儿子递过来的马尔泰派烟盒里拿了一根烟，又用他点燃的火柴点着了烟，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样，我们三人用一种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时跷起二郎腿开始抽烟了。
墙上，像欧洲人在墙上挂油画那样“挂着”一块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为马尔泰派香烟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种自己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深层次”问题的错觉。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会幸福。当然多数人处在两者之间。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发现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没发现也许是守护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没发现自己的幸福，不是为了守护它，而是因为我害怕一种正在一步步向我走来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颂。那些天难道就是这种恐惧让我变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吗？
看着那些摆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里的家具（墙上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时髦的漂亮温度计、一块写着“以真主的名义”的木牌），瞬间我以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来了。电视上面铺着一块手工钩织的垫子，垫子上放着一只睡觉的小狗摆设。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记得，不知为什么看到小狗时，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我先想到了这点，然后是芙颂。
23。沉默（1）
越是接近订婚的日子，我和芙颂之间的沉默也变得越来越长，这种沉默毒药般浸透到我们每天至少持续两小时的约会和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的*里。
有一次她说：“我妈收到了订婚仪式的请帖。我妈很高兴，我爸说我们应该去，他们要我也去。感谢真主第二天有高考，我就没必要在家装病了。”
我说：“请帖是我妈发的。你千万别去。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
我希望芙颂附和地说“那你就别去”，但她什么也没说。随着订婚日子的日益临近，我们更加热烈地*，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恋人一样，我们用习惯的手——胳膊——身体动作搂抱对方，有时我们不说任何话，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随风轻轻摆动的窗纱。
直到订婚那天，我们每天在同一时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和长久*。就像我们从不谈起我们的处境、我的订婚、今后将怎样一样，对那些会让我们想起这些问题的事情也尽量避而远之。这把我们拖进了一种沉默。窗外依然会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尽管刚开始*的那些天我们也没有谈起今后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地说起我们共同的亲戚、普通的尼相塔什传闻和那些坏男人。现在我们之所以忧伤，也是因为这些谈笑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损失、一种不幸。但这种坏情绪没有让我们彼此远离，反而很奇怪地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订婚后将继续和芙颂约会。一切像原来那样持续的这个天堂，慢慢地从一种幻想变成了一种合理的猜测。在我们如此热烈和真诚地*时，我认为芙颂是不会抛弃我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不是推论。我一边偷偷地想这些东西，一边试图从芙颂的言行中明白她在想什么。因为芙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她不给我任何线索，于是沉默变得更长久了。同时，芙颂也在看着我的举动，绝望地作着某些猜想。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有时我们像睁大眼睛的间谍一样长时间地审视对方。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穿过的白色*、白色的儿童袜子和这双肮脏的白色塑料凉鞋，让它们成为我们那些忧伤、沉默时刻的标志。
转眼间订婚的日子到了，所有的猜测也都落空了。那天，我先解决了威士忌和香槟酒方面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买因为没收到现金拒绝卖酒），然后去了塔克西姆，在我儿时常去的大西洋快餐店吃了汉堡，喝了阿伊让＇1＇阿伊让，一种用酸奶和水加上盐做成的饮料。＇1＇，随后去了儿时的理发师长舌·杰瓦特那里。杰瓦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理发店从尼相塔什搬到了塔克西姆。父亲和我们就在尼相塔什为我们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理发师巴斯里。但是在我路过那里，想听他开的玩笑高兴一下时，我就会去在阿阿清真寺街上的杰瓦特理发店。那天杰瓦特知道我要订婚后非常高兴，他为我做了新郎的刮脸，用了进口的剃须泡沫，仔细地剃掉了我脸上的所有胡子，还给我抹了他说是没有香味的润肤液。从理发店出来，我走回尼相塔什，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
芙颂按时到了。几天前，我半心半意地说，星期六我们不该约会，因为第二天就要高考了。而芙颂却说复习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一天她想让脑子休息一下。借口准备考试，她已经两天没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了。芙颂一进房间就坐下点上了一根烟。
23。沉默（2）
她带着嘲讽说：“我的脑子里全是你，数学什么的已经装不进去了。”就像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是电影里的一句俗套台词，她大笑了几声，随后满脸通红。
如果她的脸不那么红，如果她没那么忧伤，我也可以试着把事态变得轻松一些的。我们可以装做根本没想到今天我要订婚的事情。但没有那样。我们俩都感到了一种强烈、无法承受的忧伤。我们明白只有*才能从这种无法用玩笑来敷衍、不会因为谈话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分担而减轻的忧伤里逃脱出来。但是忧伤也减慢、毒害了我们的*。有一阵，芙颂像一个倾听自己身体的病人那样躺在床上，她仿佛在凝望头顶上的一片愁云，我躺到她身边，和她一起仰望天花板。踢足球的孩子们也不出声了，我们只听到了球的声音。随后鸟儿们也停止了鸣叫，一阵深沉的静默开始了。我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声，随后是另外一艘船的。
再后来，我们用我的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也就是她外曾祖母的第二个丈夫留下的一个杯子分享了一杯威士忌，随后我们开始接吻。写这些时，我感觉不该让那些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更加伤心了。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们忧伤，小说也一定要忧伤。像往常一样，我们也用房间里的物件，我母亲留下的裙子、帽子和小摆件来消磨时间。像往常一样，我们的接吻也很美妙，因为在接吻上我们都有了进步。与其用我们的忧伤来让你们伤心，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芙颂的嘴巴在我的嘴里仿佛溶化了一般。在我们越来越长的接吻过程中，在我们合二为一的嘴巴构成的巨大溶洞里，积攒起一种蜂蜜般甜美、温热的汁液，有时这种汁液会沿着我们的嘴角流到我们的下巴。而我们的眼前，开始浮现出一个只有用一种天真的乐观才能幻想出来的天堂国度，就像仰望天堂那样，我们欣赏着这个五彩斑斓的国度，好像从我们脑海里的一个万花筒里看到的那样。有时我俩中的一个，像一只小心翼翼将无花果咬在嘴上、沉溺于享乐的鸟儿一样，把另外一个人的上嘴唇或是下嘴唇轻轻*进自己的嘴里，随后一边把这片被监禁的嘴唇咬在自己的牙齿之间，一边对另外那人说：“你要听我的发落了！”另外那人用快乐和耐心感觉了嘴唇的冒险，在一边体会了被情人发落的可怕滋味，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仅仅是嘴唇，还有将整个身体勇敢地交给情人将会何等迷人，感到怜爱和顺从之间的这个地方是爱情最黑暗、最深邃的地方之后，也学着做同样的事情。正在这时，在我们嘴里迫不及待扭动的舌头，在牙齿中间迅速找到彼此，提醒我们爱的那与暴力无关，而与温柔、拥抱和抚摸有关的甜蜜一面。
长时间*后我俩都睡着了。当阳台外面吹来的一阵甜美、夹带着椴树花香的风，突然将窗纱撩起又像丝绸那样落到我们脸上时，我俩同时被惊醒了。
芙颂说：“我梦见自己在一片向日葵地里。向日葵在微风中奇怪地摇摆着。不知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可怕，我想喊，但没能喊出声来。”
我说：“别怕。我在这里。”
我就不说我们是如何下床，如何穿上衣服，走到门口的。我跟她说考试时要冷静，别忘了带准考证，她会成功的，随后我努力让自己自然地说出了几天来我想了上千遍的一句话。
“明天我们还在老时间见面，好吗？”
芙颂逃避着我的目光说：“好的！”
我用充满爱恋的目光看着她离去，我立刻明白订婚仪式会很圆满。
24。订婚（1）
展示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酒店的这些明信片，是在这个故事发生了二十几年后，为了筹建纯真博物馆，我在和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著名收藏家交朋友、在城里和欧洲的跳蚤市场上（还有小博物馆里）转悠时收集来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著名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才同意我摸一摸，从近处看一看其中的一张明信片。这个熟悉的现代和国际风格的酒店，不仅让我想起了订婚的那个晚上，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十岁那年，父母和今天早已被遗忘的美国影星特丽·摩尔一起，激动地参加了伊斯坦布尔整个上流社会出席的酒店开业典礼。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父母在短时间里适应了这个从我们家窗户也可以看见的、与伊斯坦布尔那陈旧和疲惫的轮廓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那里。父亲的客户、那些喜欢肚皮舞的外国公司代表会在希尔顿下榻。星期天晚上，全家人会去酒店吃那个叫“汉堡”的美妙东西，因为它们还没有出现在土耳其其他任何一家饭店里。留着细长胡子的门卫，穿着配有金色饰带、亮晶晶纽扣肩章的石榴色制服，这会让我和哥哥着迷。那些年许多“西方”的新事物首先会在希尔顿进行试验，各大报纸会在酒店里安排一个记者。若是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弄上了污渍，她会让人送去希尔顿的干洗店，她自己则喜欢和朋友们在大堂的蛋糕店里喝茶。我许多亲戚和朋友的婚礼也是在酒店楼下的舞会大厅里举办的。当明白订婚仪式不适合在我未来丈母娘的破旧别墅举办后，我们一起决定了就在希尔顿。另外，自从开业，希尔顿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少有的几家文明酒店之一，因为它从不向那些富有、优雅的先生和勇敢的女士讨要结婚证便可开出房间。
切廷把我们（父母和我）早早地送到了影子像飞毯似的大转门前。
每次进酒店都会变得兴高采烈的父亲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去那边喝点东西。”
我们找了一个看得见大堂的角落坐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