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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房亲戚
吃晚饭时，我还是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给茜贝尔买包时碰上了我们的远房亲戚芙颂。
“啊，是的，内希贝的女儿在谢娜伊的店里卖东西，可惜了！”我母亲说，“过节她们也不来了。都是因为那个选美比赛。每天我都经过那家店，但我从没想到要去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打招呼。但从前我是很喜欢那姑娘的。内希贝到家里做裁缝时，有时她也会跟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你们的玩具给她，她就会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玩。内希贝的母亲、你们那过世的米赫利维尔姑婆也是个可爱的人。”
“她们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
因为看电视的父亲没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母亲告诉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是和国父阿塔图尔克同年出生的，他们还是谢姆希先生学校的小学同学，就像在我多年后找到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父亲在和我外婆结婚前很多年，不到二十三岁时就急急忙忙地娶了第一个妻子。母亲说，那个可怜的波斯尼亚姑娘（也就是芙颂外婆的母亲），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人们逃离埃迪尔内时去世的。尽管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和我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生有一男半女，但之前，用我母亲的话说，还在“孩子时”她就嫁了一个贫穷的教长，生了一个名叫米赫利维尔的女儿。我母亲以前一直说，米赫利维尔姑妈（芙颂的外婆）是由一帮奇怪的人养大的，她和她的女儿内希贝（芙颂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亲戚，最多只能算是远房亲戚。不知为什么，她让我们叫家族这个很远分支上的女人们“姑婆、姑妈”。我母亲（她叫维吉黑）在最近两年的节日里，对住在泰什维奇耶后街上的这家穷亲戚极为冷淡，因此伤了他们的心。那是因为，两年前芙颂去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那年她才十六岁，还在尼相塔什女子高中读书，内希贝姑妈不仅默许，后来我们得知，她甚至还怂恿了女儿。母亲对此很生气。后来，母亲还从一些传闻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帮助过的内希贝姑妈竟然还为这件丑事沾沾自喜，于是就不理她们了。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一直非常喜欢和尊重我的母亲，我母亲比她大二十岁。无疑，这和我母亲对内希贝姑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内希贝姑妈年轻时上门为那些文雅街区的女人们做裁缝。
母亲说：“她们特别、特别穷。”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她接着说道：“但不仅仅是她们，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土耳其都很穷。”以前，我母亲会说内希贝姑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裁缝”，把她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每年请她来家里吃一次饭（有时是两次），遇上婚礼会喊她去做礼服。
因为我多数时候在学校，所以不会在家里碰到她。1956年夏末，因为要赶制一件出席婚礼的礼服，我母亲把内希贝叫去了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在二楼的那间小屋里，透过棕榈树树叶可以看见划艇、摩托艇和从码头上跳进海里嬉戏的孩子们。在小屋里，内希贝姑妈从她那只画有伊斯坦布尔风景的针线盒里拿出剪刀、大头针、卷尺和顶针，她俩置身于剪好的布块和花边之中，一边抱怨天热、蚊子和赶活的辛苦，一边像两个好姐妹一样，用我母亲那台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有说有笑地干到半夜。我记得厨师贝科里不断地往那间又热又充满了天鹅绒味道的小屋里送柠檬水，因为怀有身孕的二十岁的内希贝总想喝柠檬水，而母亲在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厨师说：“不管怀孕的女人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立刻满足她，要不然孩子会丑的！”我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过内希贝姑妈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我想，那就是我对芙颂的第一次认识了，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脸。如果学校发现一定会开除她的……现在她总算念完了高中，但我不认为她学到了什么。过节她们不来了，也就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了……谁都知道那些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对你的？”
我母亲在暗示芙颂已经开始和男人上床了。在芙颂和通过初赛的姑娘们的照片在《民族报》登出后，类似的闲话我从尼相塔什的花花公子们那里也听到过，我不想显得对这个令人羞耻的话题感兴趣。当我们之间出现一阵沉默时，母亲用一种神秘的语气摇着手指说：“你要小心！你正要和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姑娘订婚！让我看看你给她买的包。穆姆塔兹（我父亲的名字）！你看，凯末尔给茜贝尔买了包！”
“是吗？”我父亲说。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看到包，喜欢包，并为儿子和他情人的幸福而幸福那样，然而他的眼睛甚至没离开过电视。
4。在办公室莋爱
我父亲看的电视上正在播一段广告，那是我的朋友扎伊姆在整个土耳其推出的“首个土耳其果味汽水梅尔泰姆”。我仔细看了一眼那段自负的广告并喜欢上了它。他的大厂主父亲在最近几年像我父亲那样挣了很多钱，于是扎伊姆便用他父亲的资金尝试做一些新潮、前卫的事情。我希望他在这些我也帮他出了主意的事情上获得成功。
在美国读完管理学后，我回了国，服完了兵役。因为父亲希望，我也能和哥哥一样在日益壮大的工厂和新建的公司管理中发挥作用，所以就让年纪轻轻的我担任了萨特沙特的总经理，萨特沙特公司位于哈尔比耶，主营配送和外贸业务。萨特沙特的经费很多，利润额也很高，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是会计耍手段把工厂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利润转移到萨特沙特的结果。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所以才做了他们的总经理，因此，面对比我大二三十岁的老员工和与我母亲同岁、乳防丰满、经验丰富的阿姨女职工们时，我都会摆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位于哈尔比耶的那栋萨特沙特的老房子，每每有像老员工那样疲惫、憔悴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经过时，都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会和傍晚来看我、不久后打算订婚的茜贝尔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尽管很现代，也从欧洲学到了很多关于妇女权利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但茜贝尔对于秘书的看法其实和我母亲的如出一辙，她有时会说：“我们别在这里*了，我感觉自己像个秘书！”但是在办公室长皮沙发上*时，我在她身上感到的那种拘束，自然来自于那些年土耳其姑娘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恐惧。
那几年，在西化了的富裕家庭里长大并见识过欧洲的个别出色姑娘，第一次冲破“童贞”的禁锢，开始婚前和情人上床。茜贝尔有时也会为自己是个“勇敢”的女孩而沾沾自喜，她是在十一个月前和我上床的。（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该结婚了！）
但是多年之后，在我努力用全部的真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既不想夸大我情人的勇气，也不想看轻女人们在性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因为茜贝尔是在认为“我是认真的”，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也就是说，是在确信我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给我的。也因为是个负责的人，因此我当然是要和茜贝尔结婚的。但即使我不想结婚，也因为她已把“童贞给了我”，我也就没有了抛弃她的可能。这种责任感，给另外一种让我们骄傲地彼此依赖的情感，也给因为婚前*而感觉我们“自由和现代”（当然，这些词是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的想法投下了阴影，但也拉近了我们。
类似的一个阴影在我发现茜贝尔不断暗示我们该尽早结婚时也感觉到了。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时也有很幸福的时候。我记得，当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噪音从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上传来时，我在黑暗中搂着她，想到自己将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很幸运。有一次，*后当我把烟灰弹到写着萨特沙特字样的这个烟灰缸时，茜贝尔*着坐到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椅子上，一边敲打字机，一边咯咯笑着模仿那些“傻瓜的金发秘书”，这是当时那些幽默杂志、漫画和笑话里不可或缺的主题。
5。福阿耶饭店
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看着真包上的那些针脚，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未婚妻的身上感到成就感。她父亲是一个把帕夏爷爷留下的最后一点地皮卖光、花光的退休大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女儿”，而这常常会让茜贝尔感到不安。在她陷入这种不安的情绪时，茜贝尔会谈起她那会弹钢琴的奶奶，或者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爷爷，抑或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亲密关系的外公，而我则会被茜贝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窘迫所打动，会更加爱她。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纺织和外贸的增长，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使得城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的地皮价格成倍上涨。最近十年，随着父亲的公司不断扩大，家族的资产增加了五倍，但从巴斯玛吉这个姓氏上可以看出，我们已是三代纺织大户了。但是尽管有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假冒的欧洲名牌包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安。
见我不开心，茜贝尔摸了摸我的手，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1500里拉。如果你不要，明天我去换别的东西。”
“亲爱的，别换，把你的钱要回来。因为她们狠狠地宰了你一刀。”
“老板谢娜伊女士可是我们的远方亲戚！”好像非常诧异那样，我高高地挑起了眉头。
茜贝尔拿回了那只我在若有所思翻看的包。她带着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