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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开始创作的。这部作品明快的情调反映了他乐观的情绪。
一九三○年二月底，老舍辞去华侨中学的教职，登舟回国。他之急于回国，一者去国六年，而老母在堂，常有信盼归；二者在新加坡时思想上发生了变动，使他愈益增加对祖国的眷恋和关注。“革命”对于老舍自然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观念，但他在新加坡感受了革命的气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气息，则是确定无疑的。他是怀着“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信念，“决定赶快回国”的。
给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孩子们——《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写给孩子们的一部中篇童话。这部童话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时就开始写了，到离开新加坡前已得四万字；回国后暂住上海西谛家，续写完最后两万字。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二十四卷第四号上。一九三七年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小坡的生日》情节十分单纯。作家先是以轻快的笔触叙述主人公小坡在家庭、花园、学校、街上、海岸边的所见所闻；接着写小坡过生日同一家人看电影，看电影之后睡觉做梦到了影儿国，目睹了影儿国狼猴大战；为了救“咕里吧叽”的爱人“钩钩”，小坡变成猫混进虎山历险，……线索虽然单一，但故事却写得妙趣横生。自影儿国历险起，作家专写小坡的梦境，情节离奇古怪，却又透出一派天真，并不显得荒唐。
老舍本来想以南洋为背景写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但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功夫到各地去考察实情，只得作罢。他自己讲：“好吧，我以小人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还曾经这样讲过创作《小坡的生日》的动机：“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注：《还想着它》。）作家的这个构思，决定了《小坡的生日》描述的重点。
在作品中，作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南洋。《海岸上》、《在花园里》等章节对新加坡的风景、天气、人物都有逼真而生动的描写。《种族问题》一节，作家借小坡的一条红绸子，魔术师一般，打扮出居住在新加坡的“各色人等”的模样。你看：小坡把红绸子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脑后还耷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人了。再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里一围，当做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嘴唇撅撅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哩饭往嘴中送，吃完饭，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他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请妹妹帮着，费五牛二虎的力气，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作成一个小红圆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八碎的，他就是阿拉伯的买卖人啦。作家从孩子模拟和观察的角度，画出了多民族聚居这一特点。作家还以浓重的色彩，描摹了新加坡的风习：“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着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小脚儿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象天下真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基督教堂的钟声当当的敲出个曲调来，中国的和尚庙奏起法器，也沉远悠扬的好听。菩萨神仙过年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定是报着嘴，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和和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注：《老舍文集》第二卷第19页。）把上述的一切描述合起来就构成一幅关于新加坡的风俗画。老舍借这些描述，流露出他对于新加坡人民深挚的感情以及希望他们生活幸福的良好祝愿。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感觉到作家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温热。
作家借助于幻想的形式——小坡梦中历险的情节，表达了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思想。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这是《小坡的生日》艺术处理上的一个特点。诚如作者所说，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后半虽是梦境，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从全书看，自《咕拉巴唧》一节至全书结末，都是写小坡的梦境，这是情节的中心部分。在这部分里有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故事：狼猴大战和人虎大战。在《狼猴大战》一节先是勾勒出狼王的狡诈，它以请猴王吃饭的手段，在酒席宴上咬掉猴王的耳朵，并抢占了猴山；以后猴大王委派张秃子为新猴王，不久遭到狼兵的袭击。在狼猴大战中，由于狼兵的凶狠和顽强，也由于猴兵的羸弱和怯懦，猴兵纷纷临阵脱逃。这寓意是很明显的：在强狼面前，不团结、退缩，必然遭到惨败。这虽属虚幻的故事，但对于现实中的南洋，含有“小小的讽刺”是不难看出的。“人虎大战”是高潮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作家把小坡的现实生活同他的梦境交织起来。小坡生日那天，同全家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一对恋人被恶人迫害，这对于小坡的感情是一个打击。于是他在梦中遇到电影中的角色之一“大脑袋”咕拉巴唧。咕拉巴唧告诉他说，爱人“钩钩”被老虎夺走了。小坡为帮助寻找“钩钩”上了猴山，之后又上虎山。对于虎山的描述作家也采取了幻想与现实杂揉的手法，虎山之上也有小学校，小学校中也有先生，先生又恰巧是小坡的伙伴三多的老师“糟老头子”。“糟老头子”既是虎孩子的先生，又是老虎的“参谋”。他帮助老虎迷醉了“钩钩”，使她忘记了咕拉巴唧。“钩钩”喝了迷魂汤以后“她就把家也忘了，把什么都忘了，一心愿意住在山上！”老虎专事掠夺，而“糟老头子”的理论是：一只苹果如果两个人吃，不是一人一半，而是“谁能抢，谁多吃一口”。虎山上的事体可以使人自然地想到殖民主义者的行径，“糟老头子”的理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逻辑的一个浓缩而已。为了夺回“钩钩”，小坡邀集南星（广东胖小子）、两个小印度、三多、仙坡、两个马来小妞，齐上虎山打虎。他们“照猫画虎”，先变做小猫，混上虎山，经过一番周折，偷出“钩钩”。故事的结尾是小坡在逃离虎山时堕入大海，于是梦惊而醒。这自然还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同“狼猴大战”的结局比较，是光明多了，这无疑是作家所肯定的。作家所要表述的主题思想是：眼前的事实固然是帝国主义的横行无忌，在新加坡杂居的“各色人等”也还处于涣散状态，但是终有一天——也许就是孩子们这一代，总会奋起抗争；只要东方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去争战，尽管会历尽艰险，胜利总是可以夺取的。这在当时当然不过是一个理想，或者还只是一个奇警的预言。但是，老舍祝愿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都得到幸福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感情，却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小坡的生日》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家立意写南洋，却独辟溪径，借小坡的眼睛来观察，借小坡的感情来体验，整个作品透露着一种童稚的情趣，充满着奇美的想象。孩子事，孩子话，然而又包含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现实的南洋和梦幻中的南洋相交织，扩大了作品的容量。这些都可以看出作家艺术上的匠心。这部童话的语言“浅明简确”，俗白优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老舍讲：“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如果说，《稻草人》的创作开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先河，使封神榜式的小说相形见绌，奠定了中国现代童话的地位，那么，《小坡的生日》就是又一本为中国现代童话争得声誉的力作。
第六章 第二故乡（一九三Ｏ——一九三四）
大夜弥天
怀着对祖国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老舍结束了客居异国的漂泊生活，一九三○年春，自新加坡经上海回到梦魂牵绕的北平，同亲人团聚。
但是，老舍所看到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葱茏而又秀丽的祖国，也不是他想象中的“东方革命”的热烈景象，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经照射进一线光明的旧中国，重又陷没于大夜弥天的苦境之中。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新的反革命的军事专政。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又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势力，因而在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加紧了明争暗斗，展开了频繁的争战。据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有六、七次之多。（注：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间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927年11月、12月间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2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截断津浦铁路，酿成济南惨案。6月间，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工人、农民至少有十万人。一大批党的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肖楚女、恽代英等，都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鲁迅的诗句，概括了三十年代初弥漫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残暴和社会黑暗的图景。广大劳动人民辗转于兵灾、旱灾、水灾、虫灾之下，啼饥号寒。一九二八年全国灾区达二十一省，共一千零九十三县、四个市，灾民据不完全统计为五千六百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千万人。
这就是老舍回国后所面对的现实。悲愤和迷惘冲击着刚刚返回祖国的年轻的学者、作家。他只在北平停留一个短暂的时日，一九三○年夏，应山东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赴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