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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活中的丑恶、卑琐、灰色、停滞、落后……加以廓大、集中、漫画化，是这些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基本特色。它充满笑料，却又不显得轻佻、油滑，因为这些作品里透露着作家严肃的思考。当然其中也有些作品夸张失度，笑料杂陈而缺少深度，致使作品不耐咀嚼。
《大悲寺外》同上述作品不同，笔触是严谨的，内容蒙上一层伤悼的色彩，没有笑料。《大悲寺外》是一个悲剧故事。作家倾注全力以悲悯的感情刻划了“我”所尊敬的老师黄学监的形象。黄学监为人厚重，待人和善，视同学如自己儿女。但是他后来却遭到手工教师的暗算，被人砸伤。他重伤之下，仍执意要见学生一面。他对学生表示，他已经宽恕那个砸伤他的学生：“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三天之后他死在医院里。他的死以及他最后诀别的“决不计较”的话语，对于丁庚——他受手工教师的指使伤害了黄学监——却变成了一生永难摆脱的威压。黄学监死后，他曾一度得意，但不久就陷于精神自我折磨之中。他每与人争锋，听见对方说“我不计较”时，就仿佛看见黄学监“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精神上就处于恐惧和颤栗中。在丁庚看来，黄学监“用杀人不见血的咒诅”在他“魂灵上作祟”，“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二十年中，丁庚在自我折磨中一事无成，最后从家庭出走，住在大悲寺内，成了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流浪汉。他住在大悲寺，黄学监的墓地就在大悲寺外，“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这个作品暴露了当时教育界邪恶势力的猖獗；对忠厚、善良、富于博爱精神的黄学监寄于了深厚的同情；对于恶人丁庚的犯罪心理描写是逼真的，对他的谴责也颇为有力。但是这个作品也有缺点。作品过分渲染了黄学监的宽容对犯罪者丁庚精神上的威压，这种威压追随他、折磨他，使他无所逃遁。这样的艺术处理表现了作者的意图是要强调这种博爱、宽容对恶人的惩诫作用。这自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个作品流露着一种博爱主义的情调。
标志着作家对现实生活认识有了重大变化的作品是《黑白李》。这个作品写了黑李、白李兄弟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以及不同的生活道路。黑李的思想性格善良、软弱，他同《大悲寺外》中的黄学监虽然职业不同、遭遇不同，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都带有浓重的博爱主义的色彩。他同白李同时爱恋着一个姑娘。当他发现这一点时就谦和地退让了，为的是不伤害弟弟的感情。姑娘怪罪他，他又以负罪的虔诚求姑娘谅解。白李闹着要同他分家，他是宁愿把家产全部给了白李，也绝不答应分开，为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当他模糊地知道白李似乎有个可怕的、危险的计划在付诸实施却又不知道详情细节时，恐惧、担忧到了极点，在忧惧中，他开始跑教堂，为弟弟祈祷平安；他读《四福音书》，从中领悟到应当“为别人牺牲”的哲理。当他终于从王五嘴里确知白李的危险计划是要组织洋车夫砸电车时，自知已阻拦不住，于是悄悄蚀去了脸上的黑痣——他们哥俩长相原是极相象的，只是黑李眉心多了一个黑痣——准备在必要时代弟弟牺牲。砸电车事败，白李远走他乡，反动当局把黑李当做白李逮捕，枪决了。黑李死时“眉皱着点，嘴微张着，胸上汪着血，好象死的时候正在祷告。”孝悌之道和博爱主义使他走上了这条悲剧的道路，他是无谓的牺牲了。白李深爱自己的兄长，却鄙弃他的哲学：“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这个小说明白地表示着老舍对黑李不切实际的“博爱”的否定。老舍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的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的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顶‘红帽子’。”（注：《老舍选集·自序》。）白李的形象虽属侧面着笔，近于剪影，但这个形象仍显示了一些新的特点，他不单对旧世界有明确的反抗意识，而且参加到工人群众的斗争中去（尽管这种斗争是自发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白李做为一个革命者的轮廓是清晰而又确定的。老舍这时的创作接受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赶集》中还有不少表现处于城市底层、在困苦中挣扎求生的人们生活情状的作品，《热包子》、《微神》、《柳家大院》、《也是三角》等都是。这几个短篇，在内容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几乎都接触到城市底层的妇女命运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如果说旧社会是一口黑洞洞的深井，那么妇女就处在深井的最底层，农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她们在物质上的极端贫困以及精神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格外引起了老舍的注意。
《微神》是这些短篇中写得最为凄婉动人的了。作品以“我”在一种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下追想往日生活的方式，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这个悲剧不是由于感情上的冲突或破裂，而是生活境遇的变化酿成的。他们在十七岁的时候有过温馨的初恋，但是由于“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使“提婚”成为“不能想的事”，接着他远走南洋，五年以后他自南洋返回祖国，她却成了一个暗娼。在这五年里，，她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个人的沉沦一系列令人痛楚的遭遇。她先是同一个爱她的青年结合，却因为不能忘怀南洋的他，引起对方的猜忌而终至于离异，此时“她父亲的财产全丢了”，于是她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公子，“为是供给她的父亲”，这也不能持久，因为她心有所寄，结果被阔家公子赶了出来，连一件长衫也没给她留下。她必须供养腐化成性却又不名一文的父亲，自己也得吃饭，她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她于是做了暗娼。“父亲的烟是无底的深坑”，她“只为钱着急”全不管自己，几次打胎人也日渐衰老。这样，当他从南洋回来，她已经变得不堪救药。作品并没有把她处理为一个灵魂卑琐的女人，即使她已沦落风尘，依然保持着对他的圣洁的感情，然而，她已再不能奉献给他初恋时的纯洁无瑕了。她说：“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双绿拖鞋的眼。可是，多少还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继续作那初恋的梦，我已无梦可做。……及至见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么给你呢？你没回来的时候，我永远不拒绝，不论是对谁说，我是爱你；你回来了，我只好狂笑。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假如你永远不回来，我老有个南洋作我的梦，你老有个我在你的心中，岂不很美？你偏偏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这样迟——”后来，她在痛苦中，在打胎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为的是“愿在你心中永远是青春”。这个故事中所包蕴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揭露了埋葬了她的社会的罪恶。“春天也会埋人的”，有多少美的感情，在冰冷的现实里被埋葬了。从她最初的身世看并非属于底层的人们，但她终于跌落到城市底层的人们之中了。老舍着力描写那种初恋的纯真和不得结合的苦痛，以及她沦为暗娼却依然保有初恋时圣洁的感情，这样的矛盾景况、矛盾的感情，给作品蒙上一层凄迷而又哀怨的色调。“此恨绵绵无尽期”，其中也就隐含了对旧世界的控诉。
《柳家大院》描述了石匠一家的悲剧，特别是石匠媳妇的悲惨的结局。石匠媳妇因为不堪公公和丈夫的虐待自杀了。作品告诉我们，是传统的封建宗法制道德观念杀死了她。她所以经常挨公爹和丈夫的欺侮和毒打，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以为她该挨揍”，“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在她自己还不如那锅饭值钱”的家庭里，她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人穷就缺了理”，她的死是必然的。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石匠媳妇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痛苦过程，读后使人为之泪下。
《也是三角》接触到底层妇女痛苦命运的经济根源。这个作品中描述的败兵马得胜和孙占元“合伙娶”的事实，反映了由于贫困所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这里更使人感到战栗的是一个姑娘面对着同时被两个大兵男人占有的局面。作家把阴冷的、令人窒息的生活真实摆在读者面前，并且严峻地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贫穷。姑娘的父亲老林四是个洋车夫，他因病不能拉车，在床上躺了七天，这样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于维持，姑娘已连续两天没吃什么东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以五十块钱的价钱把女儿卖给了两个大兵。“女人也有三六九等，价钱自然都不一样”，她——一个洋车夫的女儿就只值五十块钱！临别的时刻，“老林四就那么趴着，好象死了过去”。姑娘的眼里没有眼泪，然而这是最深的悲痛的结果，“好吧，我都听爸爸的”。老林四“按着那些钱”悲怆地呼喊“我不是你爸爸”。这是一个充满血泪的故事，它诅咒了吃人的旧社会，诅咒了扼杀妇女的一切罪恶的势力。
第九章 “返回幽默”——《离婚》和《牛天赐传》
《离婚》
《离婚》是老舍早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熟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于一九三三年八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以后曾多次再版；一九四七年九月晨光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也一再重印发行。建国后，经作者校订并略作删改，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国外有日、俄、英、丹麦、瑞典文译本。这部作品出版后不久就有评论家指出：“《离婚》这本小说，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注：李长之：《离婚》，《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
《离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主题思想
《离婚》的内容表面看起来是细碎而又琐屑的。它写的是国民党某财政所几个小公务员的家事纠纷，几对夫妇闹离婚又复归于好的故事。但是作家却通过对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相当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小公务员灰色的人生以及他们敷衍、折中、怯懦、猥琐的精神状态，并间接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特务横行的黑暗现实。
《离婚》同《猫城记》一样，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政权机构，但是他不再采取隐喻的手段，而是以现实主义的逼真的生活描写，再现了它全部的丑恶和不可救药。奇Qīsūu。сom书它也不象《猫城记》那样把讽刺遍及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一切生活领域，而是借一斑而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财政所透视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自然不仅需要锐敏的观察力，而且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作品里的财政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民党政权机构的缩影。这个财政所的所长是“官僚兼土匪”，办事的科员当中，“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