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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老舍的幽默诗文并不是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也有一些草率之作，它们或者失之于思想浮浅，或者失之于格调油滑。对于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民主主义的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学生们中间
一九三四年七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八月十七日只身走上海，想“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但是，上海已不是老舍想象中的样子，而是一片萧条景象。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魔影笼罩着文艺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摧残了一切人民文艺的生机。就在老舍到上海的前一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等书店和上海艺华电影公司先后被捣毁；他离开上海以后几个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因《申报月刊》登出一些抗日言论，国民党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老舍到上海后看清楚了“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冒险。他只得又折回山东，九月，应山东大学之聘，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山东大学历来有重视新文学创作的传统。一九三○年五月，当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筹建时，杨振声任校长。杨振声本人即是热心于新文学创作的著名作家，他的《玉君》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一九三一年以后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易人，这个传统还是保持下来了。国内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如闻一多、洪深、王统照、赵少侯等，都曾相继到山大任职。
如果说，老舍在济南于明丽的湖山景色之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人民的苦况，在繁闹的市廛看到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笼罩在市民头上的一片灰色，那么，在青岛，他在咖啡馆、电影院、海滨浴场这一个花花世界之下，却听到了人民反抗的“潮声”，看到了“山东儿”朴素、坚毅的精神。
他很喜欢山东大学的学生。他看到：在学生单纯的生活里隐伏着勇毅和献身的精神，朴素的装束下跳动着一颗“红热的心”。他清楚地知道，海上停着的各国的军舰扼住了青岛港的咽喉，“此地的经济实权在谁何之手”，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蓬勃的朝气，使他内心里感到充实，“国破山河在”，他并不悲观。他说过如下的话：
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坚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注：老舍：《青岛与山大》，山东大学《二五年刊》（1936年）。）
老舍在山大曾经先后担任《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高级作文》（即《小说创作》）等课程。
他的教学态度极为严谨。山大学生中不少人读过《老张的哲学》、《二马》，早想亲眼看看这位国内闻名的“幽默大师”讲课时的丰采，听听他的幽默的谈吐，“然而先生上课却总是那样严肃，即使偶然流露些幽默的谈吐惹得同学们发笑，而先生自己却从来没有笑过。”（注：王碧岑：《往事难忘》，《北京文艺》1979年第8期。）
他的《小说作法》和《高级作文》深受学生欢迎。《小说作法》课采用大纲式教学，他口述，学生记笔记。讲一个段落，就要学生作一次练习，借此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从中了解学生理解程度，听取学生意见。批改学生作业，一丝不苟，作文中如有句子结构、段落层次不妥贴的地方，都加以眉批，其仔细认真甚至于不放过任何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他告诫学生，作品的人物要有生气，要能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最忌空洞无物；语言要凝练，不能拖泥带水。他以自己创作时的甘苦体会，引导学生严肃地进行创作。（注：章棣：《忆老舍在山大》，《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
在学生中间，老舍从不以名作家、名教授自居，他谦逊自处，平易近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又不是耳提面命。学生毕业，都愿意请他题词留念。他的时间本来很宝贵，要教课，又要写作，但他从来是有求必应，认真对待，题词内容，斟酌再三，语短意长。他曾在一个学生的纪念册上题写“对事卖十分力气，对人不用半点心机”。（注：王碧岑：《往事难忘》，《北京文艺》1979年第8期。）从这件似乎是微末琐事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和情操。他这样要求学生，也以此律己，他一生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是学生进步活动的赞助者和支持者。当时，山东大学学生办两种刊物，一个是《励学》，一个是《刁斗》。《励学》是学术性刊物，文理兼顾；《刁斗》是文艺刊物，内容为文学评论、创作和翻译。为充实刊物的内容，学生曾约请教授、教员撰写文章。老舍是积极帮助学生办好刊物的教授之一。他不但热心地为刊物写稿，有时还亲自帮助审阅和修改文章。（注：《忆老舍在山大》。）同所有优秀作家一样，他不但勤于写作，而且把许多心血倾注在培育文学青年的劳作里。
第十一章 青山碧海（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相聚在海滨
青岛是避暑圣地。一九三四年前后，每到夏季，国内不少作家、学者在青岛山东大学相聚。洪深、闻一多、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金甫、王亚平、肖涤非等，或长期在山大任职，或短期到山大勾留，彼此之间，都有过密切的交往。老舍同这些朋友，学问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甘苦与共，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五年夏，借避暑的机缘，老舍向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提议办一个短期文艺刊物，得到同意，又约请十二位作家担任撰稿人，这样，七月十四日青岛《民报》印出了刊物的第一期，是为《避暑录话》。（注：见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老舍故事之一），《青海湖》1981年第4期。）
《避暑录话》撰稿人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自甘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圣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注：洪深：《避暑录话·发刊词》，1935年7月14日青岛《民报》。）这是洪深在《避暑录话》创刊号上《发刊词》中说的话。这段话委婉含蓄地讲明了这个短期刊物的宗旨。
老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丁》，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后》、《等暑》、《完了》，还有《诗三律》。他的这些诗文，同他的其他诗文一样，语言诙谐，风格幽默。《再谈西红柿》就近取譬，从青岛“到处看见西红柿”说到青岛“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再说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字里行间讽刺了一些人的“奴化”心理，文字从容、俏皮，内容却是严肃的。《檀香扇》也写得好。这个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给揍了，到底是孙子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作‘劲儿’。明白这个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作家并未止于对落后“国民性”的讽刺，而是笔锋又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强敌面前的阿Q相，在戏谑的文字后面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忧愤。其他几篇散文，因为要切中“避暑”这个总题目，内容显得浮泛些。即使如此，因为每篇散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味道。《避暑》一篇就透露着作者在迎来送往一片忙乱生活中的某种苦涩之情。
《避暑录话》每周一期，开初在《民报》刊出，后来供不应求，遂增印八百份道林纸的单页，折叠成八小页的小刊物，送书店代售，销路颇好。刊物出到第十期，特约撰稿人陆续离开了青岛。他们的“避暑原是带手儿的事”，“在青岛都有事作”，暑天一过，“克家早早的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注：老舍：《完了》，《避暑录话》第10期。）时令已近深秋，“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块”，刊物于是终刊于第十期。老舍的《完了》就算是《终刊的话》，登在第十期的显著位置上。
老舍很喜欢这个刊物，也很留恋这一年暑假朋友相聚在海滨的生活，他写有《诗三律》抒发了对远去的朋友的纪念。其中第二首、第三首是这样的：
晚风吹雾湿胶州，
群岛微茫孤客愁！
一夏繁华成海市，
几重消息隔渔舟；
不关宠辱诗心苦，
每忆清高文骨遒。
灯影摇摇潮上急，
归来无计遣三秋！
故人南北东西去，
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源萦客梦，
共谁桑海赏天才？
二更明月潮先后，
万事浮云雁往回：
莫把卖文钱浪掷，
青州瓜熟待君来！
（注：老舍：《诗三律》，《避暑录话》第10期（1935年9月15日）。）
樱海、蛤藻及其它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提出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标志，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推举陈延熙、李声簧等人组成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发出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义举的通电。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宣传活动。以后，他们又同礼贤中学、铁中、女中等校进步学生联合组成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
一九三六年二月，山东大学开学不久，校方给陈延熙等六人加以“行为不轨”的罪名，强令退学。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遭到拒绝；学生一怒之下砸了学校办公大楼，宣布罢课。罢课中虽遭到青岛市海军陆战队镇压，多人被捕，但学生坚持斗争达半月之久，终于取得一定胜利，最后以校长赵太侔被撤职结束。（注：见王路宾著《山东大学一段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山东大学校史资料》第1期。）这次罢课，证明山东大学学生们是有力量的，表现了他们蓬勃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同时也暴露出学校当局慑于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威压软弱甚至屈从的态度。校方的这种态度使不少进步的教授失望、愤慨；当时洪深、赵少侯等先后向校方提出辞职；老舍目睹这一切，也无意再继续留任。
一九三六年暑假，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同洪深、赵少侯等先后离开山东大学。
一九三六年夏至一九三七年八月，老舍在青岛从事专业写作。
老舍在青岛三年多时间里，同在济南没有什么两样，生活是极有秩序，极为忙迫的。他教书、写作、会友，没有多少闲暇的时间。他们全家初来青岛时住在莱芜一路，不多天迁居金口二路的一座小楼。在小楼上，“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这是五月的青岛，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注：老舍：《樱海集·序》，《樱海集》，人间书屋1935年8月初版。）这是他一九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