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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匪”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经过。“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维持治安”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法办”了。廉伯的罪行是：“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办”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孝子”，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少年老成，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钱”，其余只是“空虚”，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贵人”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道德家”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获取利禄”。因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恋爱”。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软禁”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结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榜样”，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丢了一切”。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礼义廉耻”，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贵人”们可以利用“权位”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道德”，不过是“身份”的同义语，有“身份”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真理”。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城镇小工商业者以及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曾经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也属于这方面的题材。《新韩穆烈德》以大学生田烈德的感受为线索，写他的家庭某山货店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逐渐衰落的过程。他的父亲，山货店田老板是个精于打算的小工商业者。他虽然颇有资产——两个果店和一个栈房，但是经营方法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家大小终年在那儿剥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于山查，都得剥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妇，一天到晚不识闲，老剥老挑老煮。赶到预备年货的时节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红果，山查糕……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红得和胡萝卜一样。……”这样的节俭，这样的勤苦，这样的精打细算，照理是生意应该日渐兴隆的，然而，在“洋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却日渐萧条了。“论箱来的洋货”“东洋橘子，高丽苹果”把他的山货店的买卖“顶得出不来气”。田老板感叹生意的艰难：“咱们的货地道，地道有什么用呢！人家贱，咱们也得贱，把货铲出去呢，混个热闹；卖不出去呢，更不用说，连根烂！”结果是一天不如一天，山货店只得不断裁减店员，最后只剩下两个老伙计了。田老板的倒运也牵连到山区的“果农”。田老板因为生意萧条，再不敢象当年那样到果乡“包山”（“包山”先议价，到收获季节，市场上山货跌价，商家吃亏），“山上的人连三并四的下来央求，老人家连见他们也不敢！”这样，“家里的那群，当伙计的那群，山上种果子的那群”，一齐走到了绝境。田老板想孤注一掷，怀里揣着房契，到处奔走，“想弄个千八百的”，“我也怎么缺德怎办，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里红汤，怎么贱怎么卖”，“连坑带骗，给小分量”。但他空转一个早上，房“没有人要”，他无可挽回地走上破产的道路。这个作品使我们想到茅盾的《林家铺子》和《春蚕》。田老板的苦苦挣扎以求维持局面，那苦心颇象林老板；山货受到“洋货”的排挤销路滞塞，间接地影响了“果农”的经济生活，他们的窘境又颇类似老通宝一家。老舍的观察是准确的，表现上也颇见功力。《老字号》的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它主要写经营商业的两种作风的明争暗斗，结局则是传统的、靠“老字号”取信于顾客的经营商业的作风的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商业的破坏。“三合祥”的伙计辛德治和东家钱掌柜向来是靠着“信用”来做买卖，“三合祥卖的是老字号”，然而时代的变迁，洋货的倾销，商业上暴发户的唯利是图的作风却向“三合祥”的“老字号”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他们的“信誉”，“三合祥”的生意是日渐衰落了。“正香村”不讲什么“字号”，只讲究“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来招徕顾客，却生意兴隆。这引起了辛德治的困惑。周掌柜接手经营“三合祥”，一改“老字号”的老派作风，也挂起了汽灯，并且在检查日货的检查队眼皮底下以各种手法甩卖日货，“三合祥”竟然“起死回生”，重又呈现一派生机。辛德治可悲的想：“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两种经营作风的消长起伏，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它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和变态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日货充斥市场，周掌柜唯利是图，他的弄虚作假是“应运而生”的。“正香村”以“大减价”的办法从中牟取暴利，“天成号”门前以两匹骆驼和驼峰上的五彩电灯来吸引顾客，以“抓彩部”迎合顾客的投机心理，这样使冷寂的门面转为“庙会”般热闹，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意经的必然措置。《新韩穆烈德》中的田老板和《老字号》中的钱掌柜、辛德治等的“老派儿”作风应否改变是另一个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他们都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受了害，他们已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老舍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悲剧还在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独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即使在经济上，在商业活动中，也日益殖民地化了。老舍在作品中有讽刺，有揭露，也有悲愤。
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上侵略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濒临毁灭的边缘，而且以办学校、办教堂等手段向中国人民灌输洋奴思想，培养为他们效力的买办、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人奇…＇书＇…网，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凡事都是外国的好，毫无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特产”。老舍对这种人怀着深深的厌恶。他在《牺牲》中以讽刺的笔触勾勒了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毛博士。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回国后一切按“洋规矩”生活，摆出一副洋派头。他心目中的美国是极乐世界，而中国则一无是处，“中国戏野蛮”，“中国人太脏”。他要按“美国精神作事”，自由恋爱结了婚，结果只是每天“早睡觉”而已；后来妻子不堪折磨私逃了，他失神落魄，忘掉了“美国精神”，又搬出了“中国固有的夫为妻纲”的信条。他其实不过是个“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老舍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半是“封建文人”半是“西崽”的知识分子可鄙、可笑、可悲的嘴脸。《善人》中的穆女士也是浸透了洋奴意识的讽刺形象。她“洋味”十足。不许人叫她“汪太太”，必须叫她“穆女士”，虽然她是仰仗丈夫的金钱来摆阔气的；她同任何有产者一样奴役下人，却给女仆起名叫“自由”、“博爱”；她提倡俭食：不要吃五六个窝头，或四大碗黑面条，而要多吃牛乳与黄油。在她的“洋味”十足的言行里，透露着虚伪、俗气与浅薄。《且说屋里》的包善卿是一个汉奸，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山木庇护下官运亨通，为非作歹。这个作品同时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组织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意味深长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第一个打旗的就是包善卿的女儿。作家用这个细节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包善卿的家庭发生了分化，爱国的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切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的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在这个作品中作家的爱憎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
面对着帝国主义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面对着日益衰颓的祖国，老舍忧虑而又愤懑。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有时候，他愤激地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的暴政；有时候，他陷入深深的思索。《断魂枪》属于后一个类型的作品。这个作品带有浓重的哲理色彩。这个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神枪沙子龙”的命运变化。由于时代的变迁，“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当年使他在江湖上赢得声望的“五虎断魂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