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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龙”的命运变化。由于时代的变迁，“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当年使他在江湖上赢得声望的“五虎断魂枪”已没有什么用场，他的事业已被时代的“狂风吹了走”。因此“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也不再教徒弟，即使孙老者远道而来学艺，他也绝不肯传一手。只是夜深入稀之后，关好小门，他才独自温习过去的枪法，“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不难看出，作家对沙子龙充满了同情，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家对“神枪沙子龙”已经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这一个事实，也给予了具体的描述。作家的哲理的思考正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作品开头的一段议论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思索的重心所在：“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封建社会固有的秩序已经土崩瓦解，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一切都换了样子。沙子龙的悲剧在于：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同过去全然不同的环境里，却不能理解眼前的变化；他对旧时代、旧事物心存怀恋，对眼前的生活，不无反感，然而却只能以绝不再传“五虎断魂枪”表示微弱无力的抗议。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这个作品哲理概括的深度在于，从一个江湖好汉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现实感到茫然、惶惑、抵触的心理入笔，透视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的精神状态：他们保守、落后、闭塞，然而又不自觉，仍然沉迷于自我欣赏之中，在急剧变化的浪潮面前抱残守缺。这是落后“国民性”的又一种具体反映。作家对沙子龙不无怜惜，但更多的却是微讽。这个作品，篇幅虽短而含蕴深厚；文字凝炼，生动，是老舍短篇小说名篇之一。
从《赶集》中的《黑白李》到《樱海集》中的《月牙儿》，作家的创作思想和题材的选择有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这一个时期描述城市底层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生活命运的作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哀启》、《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冤苦，也表现了他们对现存社会深刻的怀疑和否定，表现了他们愤怒的情绪。
《哀启》写了一个洋车夫面对着“东洋匪徒”的暴行，从开始的退让、屈从、祈求到奋起反抗的心理变化过程。五个“亡国奴”实际是五个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东洋匪徒”。他们在城里卖白面、绑票，肆意妄为。洋车夫老冯的儿子被他们“绑了票”，赎“票”要交二十块钱，否则“撕票”。老冯东借西找，只凑够十五块。他央求“亡国奴”们，希望能够通融。但是，“亡国奴”却活劈了他的儿子。四处叩头，得到的却是儿子的惨死。血的事实使他猛醒。他回家拿起刀，重返“亡国奴”霸占的板子胡同的住房。“他觉到自己是条汉子，再也用不着给谁磕头请安，刀是天下最硬棒的东西，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自己好似只是一口正气，刀是正气的唇舌。”他手刃仇敌，并坦然地告诉巡长：“……我已经够了本，杀，剐，都随便！”富于爱国心却又胆小怕事的巡长对老冯采取了庇护的态度，他没有往上报告，他担心事泄，“闹大要招出屠城的事”，然而事情也就悄悄了结了。当巡长去看病倒的老冯时，老冯说：“巡长，咱们要是早就硬硬的，大利还死不了呢！”这是极深的悲哀得到的极大的启示，“哀启”就是在痛苦中觉醒：起而抗争才有出路。
《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也是描述城市底层人们生活的作品，但它们的主题却比《赶集》中的《柳家大院》等作品的主题深刻得多。这两个作品都不仅描述了贫苦市民悲剧的命运，而且试图探究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两个作品是三十年代中期为数不多的、思想和艺术结合得好的优秀作品之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巨大的艺术价值。
《月牙儿》写的是母女两代人为经济所迫相继卖淫以维持生活的故事。描述城市底层这一类人的生活场景，以真挚的同情为他们申诉不平，这固然是这个作品的特色之一，但是这个作品的更显著的特色是：作家不仅描述了母女两代人非人的生活处境，同时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揭示了城市贫苦市民苦难生活的社会根源，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罪恶的社会制度。
《月牙儿》写母女为娼的悲剧，重点并不在于母女为娼的本身，尽管这方面的描写也有控诉旧社会的意义；作品的笔触是集中于表现她们母女是怎样被迫走上这条屈辱的痛苦的道路的。她的家庭，本来就是贫困的，父亲死后就更困难，母亲独自支撑，最后只能靠跑当铺维持生活。等到家里所剩值钱的东西只有一面镜子时，她们母女也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母亲再嫁以后，有过一段安静的日子，可是后来第二个丈夫又失踪了。为了喂饱肚子，母亲只得靠出卖肉体来过活了。这也不能持久，她日渐衰老，饥饿重又威胁着她们母女。这样，年岁稍长的女儿也面临着生命的歧路，或者接替母亲的“旧业”，或者母女分离，各找生路。女儿不愿也经历母亲的痛苦，她希图以个人的奋斗摆脱“卖身”的命运，她选择了后一条路。母亲随馒头铺老板走了以后，她只身走出家庭，开始在险恶的社会中“漂流”。母亲的命运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她，她恐惧、挣扎，她做过母校的书记员，因为校长易人，工作又丢掉了。她跌进过校长侄子预设的“情网”，做了一段时间的“外室”，因为不忍看“原配”的可怜处境，又自动离开。她也曾经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做过二号女招待，由于自尊，不愿趋奉无耻的顾客而被饭馆老板辞退。她处处碰壁，处处受到屈辱，她逐渐明白了母亲的苦衷：“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我不肯马上就往那么走，可是知道它在不很远的地方等着我呢！”她的挣扎和奋斗都失败了，她几乎无饭可吃。这时，所谓“良心”、“自尊”、“道德”一律变成了空话。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她“上了市”。她终于重蹈了母亲的复辙。她的母亲找到了她。现在，是她用卖身钱来养活母亲，一如当年母亲用卖身钱养活她。“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对于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的思索，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重要内容。“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不是妈妈的毛病……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她在悲苦无告之中，愤激而又凄然的发问。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索的过程。她的遭遇是这样令人费解：“接进一块钱，我仿佛死了一点。钱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法适得其反。”看来钱并不能使她从根本上摆脱受侮辱的地位。她的前途是命定地摆在那里：“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她后来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被送进“感化院”，不服“感化”，又被投入监狱。这样，她不但不得温饱，也不再有自由。但她反而因此看清楚了先前使她困惑的问题：“监狱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并强不了许多。我不愿死，假若从这儿出去能有个较好的地方；事实上既不这样，死在那儿不一样呢。”她善良、自尊、倔强，然而她个人抵抗不了社会对她的摧残；她挣扎、奋斗、梦想，然而她最后还是被迫走上了不幸的道路。这不是她个人的过错，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这是她从自己半生经历中得到的一个认识，也是作者暗示给读者的思想。这“大监狱”不打碎，不改变，《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脱，同她一样千千万万的穷人，也不可能得到解脱。老舍通过对一个良家女孩子堕落为暗娼的经历的描述，表现了这样的思想，这无异于对旧中国的宣判，它是这样深刻，这样有力。
《月牙儿》不但在主题概括上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试图“以散文诗写小说”（注：《老舍选集·自序》。），这个创作意图是实现了。整个作品以反复出现的“月牙儿”为辅助线索，前后照应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有时“月牙儿”是“我”苦难的见证，有时又以“月牙儿”斜挂于澄碧的夜空，了无依凭，暗喻“我”的身世遭遇。开头写：“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地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小说结尾一句是：“在这里（指监狱），在这里，我又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好久没见着它了！妈妈干什么呢？我想起来一切。”这就造成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凄清孤寂，哀苦无告，孑然一身，陪伴的只有高悬于中天之上清冷而又明洁的月牙儿，无言的相对之中，包容着多少酸辛苦楚。浓重的感情色彩和舒缓有致的文字，构成了诗的情韵，它简直就是一首血泪交织成的诗篇了。
《我这一辈子》的主题同《月牙儿》有相近的地方。它也是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控诉这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并且诅咒这个世界要它“换个样儿”。只是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孤苦无告的女人，而是一个由裱糊匠出身的“三等警”。
作品以不少篇幅描述了这个“三等警”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困苦的生活景况。巡警和洋车夫是城市里给穷人“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又没有什么手艺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作品中的“我”开初是个裱糊匠，但是命运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他的老婆同人私奔了，这种羞辱使他精神上异常痛苦，他“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加之“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窄”，他放弃了手艺，当了三等警。巡警的差事素来为人看不起，人们戏弄地称巡警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和“臭脚巡”。作品中的“我”做了巡警以后，“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儿懒不敢偷；一偷懒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不敢抱怨，他劳苦，可不敢偷闲，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差事”。一个月六块钱的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再扣去什么人情公议儿，净剩也就是两块上下钱，他得用这两块多钱赁一间房，供给老婆孩子吃喝，两块大洋供给一家人的衣食住，那景况之窘迫是可想而知了，“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即使如此，照样月月不够“嚼谷”。脚烂了也得去站岗，多么冷多么热，别人可以找地方歇一歇，他们巡警不行。他在公事上谨小慎微，即使是苦差事也深恐被裁掉。然而，后来他还是被无端地裁掉了，那是新局长到来之后，他们这些“胡子巡警”忽然遭了厄运。新局长命令：“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因由，他竞然失掉了饭碗。他虽四十多岁，并不显得苍老，“留下了胡子”竟成了罪过。他从警察局被减下来以后，经人介绍到一座煤矿上去做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但是刚作到半年，又被人家顶下来，他的“罪过是年老与过于认真办事”。他一闲半年，受尽了困苦，最后又“弄到个事”，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这次他把胡子剃得光光的去上任，半年工夫，升为排长。为了不致失业，他看人家要私钱，他也要，他提醒自己“别再为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