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剃得光光的去上任，半年工夫，升为排长。为了不致失业，他看人家要私钱，他也要，他提醒自己“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他盘算着自己一年比一年老，而家里的嘴越来越多，要努力干，争取能再当上队长；还要照管一下孙子的事儿。在他这样“咂摸着将来的事儿”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在东北做事的儿子，因为舍不得买药医病，猝然病故。等他把儿子的灵运回来，已经“连一个钱也没有了”。儿媳妇成了年轻的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孩子。他没法再出外做事，在家乡连个三等警的差事也难混上，他失业了。“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他现在要“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他什么都干：看守空房，帮人家卖菜，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给人家搬家。五十岁的人，出的是二十岁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只有点稀粥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时常挨一天的饿，时常没有煤上火，眼前时常发黑，他“仿佛已摸到了死”。这就是一个三等警的一辈子。如果说，《月牙儿》表现了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美好心灵的被毁灭，那么《我这一辈子》则表现了一个“聪明本事”的年轻人，谨小慎微，挣扎一生，屡遭挫折，不断从希望的陡坡上滚落下来的悲惨结局。《月牙儿》是从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卖淫的现象）反映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这一辈子》则是从最通常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领域提出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作品中的“我”先是裱糊匠后是三等警，这两种职业，特别是后一种职业，使他能够既看到城市穷苦人们的啼饥号寒，也能窥见阔人的骄奢淫逸。他亲历了人世沧桑，先是目睹了民初一次兵变中“辫子兵”杀人放火抢铺户的罪行，到了后来又看清了军阀官僚榨取民脂民膏养肥自己的事实。“辫子兵”自己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却杀了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说是就地正法！作品中的“我”痛快淋漓地斥骂：“天下要有这个‘法’，我ב法’的亲娘祖奶奶！”民国初年，他为“宅门”守宅，看里面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可是他更知道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作官的老爷“就好象刚惊蛰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在他的一生中，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他才认为这是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作家并不是简单地同情，他是借这个三等警的一辈子的坎坷遭遇以及悲剧结局描述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并且暗示给人们：这样的旧世界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
《我这一辈子》在艺术色调上近于一幅浓淡相间的风情画。这幅风情画，整个地是由“我”的眼睛看出的，自然也涂抹着 “我”的感情色彩。作家并不想以大起大落的情节吸引读者，他只是以平静的叙述和舒缓的语气从容地勾画裱糊店的事事物物，市民办丧事的风习，三等警的生活际遇，内容甚至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它的艺术的独创性正在这里：惟其平淡无奇，才更显出真实，更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千百万“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它琐碎得近于流水账，然而这种朴拙得近于自然摹写的笔触，更能显示作品的自然天成。这是大巧之拙，是艺术上匠心独运之后所达到的浑朴之境。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是老舍三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力作。他是倾注了全部感情来写作的。我们在《月牙儿》的抒情的感唱中，在《我这一辈子》的洞悉人情世故的体验中，都仿佛可以听到作家本人的声音，感触到作家心灵的震颤。以同城市贫苦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感情描述他们的生活，这是老舍这些作品所以具有一种特别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文博士》
《文博士》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论语》第九十八期开始连载的时候，当时的题目是《选民》，一九四○年香港作者书社初版印行时改为《文博士》。
文博士在美国读书五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他并不是笃于学问的学者，在留学期间即学会了钻营和拉帮扯套，希望着有一天回国以后好互相帮衬。在他看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认为在美国留学五年，就是“当代的状元”，回国以后，“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但是，回国半年，在许多地方奔波，竟自没有他的事作。他在钻营和懊丧中逐渐领悟了一些“奥妙”：这个社会“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文博士性格上的特点是巧于钻营，并不是“愤世嫉俗”，所以他面对着眼前的黑暗现状并没有多少义愤。他看清楚了，就以极细密的谋画，找“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希冀在耸身一跳之后，有一个接近“社会最上层”的立脚点。文博士这种欲罢不能的钻营活动，构成了全书的贯穿线索。他先是找到颇有权势的焦委员，靠他的推荐，又到济南找到管理齐鲁文化学会的唐先生，借助唐先生，他知道了不少济南各方面的“关系”的“情报”，特别是得知大生堂药店老板要找女婿的“情报”，他如获至宝。本来，他到济南，按焦委员的设计，他应该靠联姻的方式接近富商或地主，然后再攀附而上。这对于焦委员来说，是增加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羽翼；对于文博士，他可以借此找到那块达到“美的园林”的石头。现在，唐先生告诉他的“情报”恰恰为他打开这条通路预备了极好的机缘。他斗胆拜访杨家，并一举成功，博得杨家掌权人物杨老太太的欢心，而后又得到“六姑娘”丽琳的垂青。这样他就真的在“大泥潭”中“找到了那块石头”，同待嫁的丽琳打得火热，达到准备结婚的地步，并在丽琳的指点下，同杨家大女婿卢平福搭上“关系”，谋得“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月薪二百多块钱，外加车马费四十元。至此，文博士算是“打进”了当时的官场，只待更大的机运，谋取更高的职位，层楼再上了。故事也就在文博士得意忘形的自我欣赏里结束。
这个作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这里。描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谋事”的经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在于表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腐臭社会”的土壤上如何长出了“恶之花”。作品明白地告诉我们，文博士灵魂的黑暗和卑琐，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出洋留学，学识未必增长多少，却沾染不少洋奴的习气。从国外回来，他已经没有多少民族的自尊和爱国的情怀，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给济南的破坏，他“恶心，不是伤心。”他“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对于官场的黑暗，表现为屈从和适应。为了钱，为了地位，可以不要人的尊严。作品描述他在钻营的活动中如何在“腐臭的”社会环境中丧尽了那仅有的一点作人的“良心”和尊严，成了一个市侩小人。他曾经对自己侍奉那个寂寞而无聊的杨老太太而心存恼怒，对自己近于男妓的角色而闪出过难堪的念头，但是为了讨人欢心、攀附贵人，他忍下了：“文博士，请忍耐一些！”他心中叫着自己。他曾经因为直觉地感到丽琳俯就的背后可能藏着不正当的东西，所以在正派而又严肃的振华面前总有些自惭，对比之下，也觉得丽琳未免“卑贱”，但是，当他得到丽琳的提醒，打通卢平福的门路，而得到“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时，他又感到结交丽琳的重要，在他眼里，丽琳又变得聪敏，与众不同。他已经不再有香臭、美丑的界限。他知道，他因为贪图杨家的富贵，而把自己“卖”了：“卖了就卖了吧，反正他们有钱，不在乎！”他做了“明导会”专员以后立即辞退“齐鲁文化学会”办事员老楚，不管老楚是否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已经够残忍了；他毫不留情地要攫取唐先生管理“齐鲁文化学会”所掌握的钱财，以补自己花用的不足，全不管唐先生如何，又表现得多么贪婪！他成了这样残忍、贪婪、卑劣、无耻的人，却“官运亨通”了！他先是被焦委员纳入“小格格”之中，又被杨家丽琳姑娘纳入“升官发财”的轨道，他是彻底的被黑暗社会“俘获”了。从概括的意义上讲，他陷进了黑暗的渊薮，成了助长着人世间卑劣与无耻的角色。文博士是卑劣之徒，到处钻营，不择手段，出卖灵魂；然而那渍染他、驱使他这样做的“腐臭”的社会更卑污。作家借文博士的发迹史所要表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从这一点说，《文博士》同《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在主题的开掘上有某些相近的地方，虽然这三部作品的题材有着根本的不同。
老舍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曾经或深或浅地接触到市民的生活遭遇。《文博士》中的唐先生并不属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市民，他的一家算是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他的家境殷实，还算过得去；这全靠他在夹缝中长于算计。作品颇为细致地描述了他整日奔忙而又毫无积极结果的无聊生活，也描述了他总是想往上爬又屡屡失败的痛苦的心理状态。他在济南“交往很广”，但是他的生活地位却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他曾经参与筹建以研究山东省历史地理古物艺术为宗旨的齐鲁文化学会，可是事成之后焦委员却做了会长，他只做了个事务员。“他只有事而无职”，他没办法抗议，唯一的就是在会里安排了个仆人老楚，照管着那几间破屋子，他从每月五十元的开销里克扣四十块，算是得到的一点“油水”。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从来都“不曾独当一面的作点大事”；他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大儿子已去做事，二儿子在大学毕了业，三儿子还在中学，将来也有入大学的希望，女儿呢，在师范毕业，现在做着小学教员。他处心积虑希望同文博士联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只能在大学毕业，可是女婿是个博士，把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弥补过来了。”他的虚荣心本身也表现着他的自卑和虚弱。女儿不同意与文博士结合，他转而又想在文博士得到“明导会”专员职务后，请文博士选用次子建华做助手。他对生活没有奢望，这一点同文博士不同。文博士一心靠着“洋状元”这个头衔“打进”上流社会，唐先生所希望的不过是给孩子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文博士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都加以利用，然后“过河拆桥”，唐先生却是首先使他人占大便宜，自己不过从中揩些油水。“谨慎小心一向是他的座右铭”，他安分守己，甚至听到女儿议论一下社会的弊端都感到恐惧。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事事如意。相反，他是步步失足，事事落空，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四处“运动”，结果文博士做了“明导会”专员之后，“助手”的位置却被方国器占据，建华依然是个谁也看不起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唐先生委屈地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唯其自己在种种的限制中勉强挣扎，所以才老为别人修路造桥；别人都走过去，他自己反落在后边。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公认的修路工人，谁都可以叱呼他，命令他，而他自己就谦卑的，低声下气的，忍受，服从……”。唐先生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他势利，一心向上爬，在“腐臭的社会”力图抓一把，这些方面使人鄙弃；然而，他命运多乖，不断受比他更有办法的人捉弄，这些方面又使人同情。
唐先生的女儿振华的形象，在作品中还只是一个剪影。在振华的形象中寄托着作家的某些理想和希望。她的存在给了读者一线光明：在烂泥潭一样的社会中究竟还有品格正直、精神健全的人，并不全然是势利之徒。她严正地冷静地看着周围丑恶的现实，不肯同流合污。她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者，但是坚定、沉毅，给人以力量。她一针见血地揭破卢平福的“底细”：“他，臭虫，一辈子忙的就是吸人血。他也是留学生呢！”她敢于当面拒绝文博士的纠缠，并以明快的语言指出文博士一流人的致命伤是：“他们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别人的光儿一下子跳起去。”“他们要顶好的事，要顶有钱的太太，并不看事情本身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并不为找个真能帮助自己的女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