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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富于动态感的。有时候作家借助于心理描写抒发自己对祥子的同情和赞扬：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样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样子活着，永远活着！
这是在祥子把刘四推下洋车以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乐，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他重又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前程，这里有祥子的兴奋的、乐观的思绪，也有作家的情不自抑的感怀，流畅而又饱含感情的话语，在有些时候甚至分不清那是祥子想的，那是作家想的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祥子走向堕落之后，作家在描述他的心理时，语言的调子转为舒缓，有辩解，也有责难，描述中夹杂着评议，流露着哲理的沉思，那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多样的、丰富的心理描写不仅显现了一个朴拙的劳动者“心态”的细微曲折的变化，揭示了他从要强、奋斗到绝望、堕落的心灵历程，而且反映着作家鲜明的爱憎，以及对城市底层劳动大众命运的深沉的思索。
运用纯熟的北京话，描述富于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刻划人物性格，叙述故事，褒贬事物，使《骆驼祥子》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的丰采和大众的风格。作家并不是不加汰选的照录北京口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它平易，然而不单调、不贫气。作家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置，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调匀和顿挫，读起来极富于音乐美。人物的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话到人到”，不同的身份，话语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语汇，不同的色彩。人物性格的突出和生动同作家运用语言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夫密不可分。祥子的语言厚重而又朴拙，他第一次买车，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曹先生的女仆高妈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利索却又干脆，在细心的计算里透露着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告诉你，样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虎妞的语言是另一个味道。他嫁给祥子以后，不愿意祥子再拉洋车，祥子不干，继续出去拉车，这使她老大不高兴。她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简劲、粗野、泼辣，却又包含着亲呢，这正表现了她性格的两重性。语言运用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自谦，严格到近于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在这方面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还很少有人达到老舍所达到的水平。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早就注意到了，但它的明确的、根本的解决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艺术上的追求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老舍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他的思想上，还没有找到祥子们的正确的道路，这就难怪他没有能够做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艺术概括了。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八版；一九五○年五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一九五三年出到第六版。一九五五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一九六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七八年八月重印。一九八二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它之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了。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译本。（注：见舒济：《老舍著译目录》，《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十四章 八年抗战（一九三七——一九四六）
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
为了祖国，为了抗战，老舍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经徐州、郑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汉口。多年来的较为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开始经受流亡与抗敌的“八方风雨”。
到汉口以后，他先是住在一位姓白的中学时代同学的家里，同年十二月二日移至华中大学游泽丞（国恩）教授在武昌云架桥的寓所，后来应冯玉祥先生之邀，又移住武昌千户街。
华中的第一重镇武汉，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市，它古老而又畸形。黄鹤楼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应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艺界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的爱国力量。他倡议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周恩来同志推荐老舍具体负责这个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找老舍谈话。
经过认真的筹备，一个团结抗日的新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协”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文艺界人士五百多人。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等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田汉、胡风等十余人组成。成立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并首先致词。周恩来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他说：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注：见1938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并对抗日的文艺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老舍称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演说“简劲有力”（注：《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写作生涯》。），他从中所受的鼓舞是很大的。
“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