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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雾》的演出，增强了老舍进行剧本创作的信心。一九四○年初，应回教救国协会的要求，老舍与剧作家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写少数民族的作品是很少的，《国家至上》在抗战的背景下，描写回族同胞的生活，题材很新颖。剧本的思想内容，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歌颂了回族人民的优秀品德。张老师勇敢、爽直的性格，黄子清豁达、恢宏的气度，张孝英善良、美好的心灵，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回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回族人民可贵的、美好的品德。其次，表现了回汉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这是剧本的主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从来就有一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问题更具有尖锐性。《国家至上》通过回教老拳师张老师在团结抗战一事上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宣传了消除民族隔阂、宗教隔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义。这在当时，很有教育意义。正象一篇评论所说：“是的，我们只有加强团结，才能抵御外侮；我们只有协心同力，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在‘国家至上’的原则下，个人间的私仇算了什么？宗教间隔阂算了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一句简单而又平凡的话，却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注：廷斌：《■谈——〈国家至上〉》，1940年4月7日《时事新报》。）
老舍将这个戏称为“宣传剧”，那时的“宣传剧”自然都是宣传抗战的，但是《国家至上》和《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宣传剧”又不相同，后者因适应街头演出的需要，故事单纯而集中，而且并不侧重于塑造人物，只要能将人们的抗战情绪鼓动起来，产生直接的宣传教育效果，人物和故事是宁可失之于简单的。《国家至上》则不然，尽管作者在动笔之前，就有明确的宣传目的，但剧本并未将宣传简单化，作家既将剧本看作宣传工具，又没有忘记它是艺术。这突出的表现在，《国家至上》从生活矛盾出发，精心地组织了戏剧冲突，塑造了几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张老师的性格就写得很突出。这位“名驰冀鲁”的回教老拳师，勇敢过人，“壮年时，曾独立灭巨盗”，但他过于自信，易冒险。他严守教律，重义气，但又固执偏狭，对自己的过失，他有时也能感到，但为“示个性之强”，宁可在“半夜里蒙上头哭一大场”，也决不会在行动上改过。他痛恨日寇，但他并不明了抗战是全体民众的事业，不认识团结合作抗战的重要意义，甚至轻信了汉奸的挑拨。在和日寇的一次交战中，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单独抢先出击，受了重伤。血的教训使他醒悟了，临终前发出了“回汉得合作”的感慨。作家从生活出发，比较成功地写出了一个复杂的性格。从而也就能够富有说服力地给人以启示：抗战是全民的事业，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单凭个人的武艺与胆量，单靠个人冒险，是行不通的。
由于主题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人物刻划也较为成功，《国家至上》写成之后，曾在重庆、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康、桂林、香港等地演出。“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做‘我们的张瑞芳’了。”（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可见它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
除《国家至上》以外，一九四○年，他还创作了四幕话剧《张自忠》和三幕话剧《面子问题》。《张自忠》是根据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驱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张自忠将军的事迹写成的。关于这个剧本的成败得失，老舍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文中，有一段准确的自我评价，他说：“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我还是不大明白舞台那个神秘东西。尽管我口中说：‘要想着舞台呀，要立体的去思想呀。’可是我的本事还是不够。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的穿插写得很动人（还是写小说的办法），而主要的事体却未能整出整入的掀动，冲突。结果呢，小的波痕颇有动荡之致，而主潮倒不能惊心动魄的巨浪接天！”老舍善于刻划性格，善于写细节，善于写对话，《张自忠》成功的一面正在这里。它的缺陷在于，未能随着剧情的发展，将各种矛盾有机地交织成集中而又曲折的戏剧冲突，整个戏的艺术结构，也就显得松散。《张自忠》的写作，老舍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修改过五次，作家又一次经历了创作的苦恼与失望，他说：“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注：《三年写作自述》。）这次失败，固然和作家缺乏舞台经验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赖于题材选择：作家写了他所不熟悉的生活。
艺术家的老舍是顽强的，在总结了《张自忠》的教训之后，他于一九四○年冬天，开始写作《面子问题》。这个戏取材于国统区“政府”小官僚的生活，这是老舍所熟悉的。尽管剧本仍然存在舞台动作性较差和缺乏尖锐、错综的戏剧冲突的缺点，但它仍是一个较好的剧作。这是一个喜剧，作家以辛辣而幽默的笔触，描写了国民党某机关秘书佟景铭如何全力维护自己的面子，最终又丢了面子的可笑故事。佟景铭出身于书香世家，加之他已做官多年，颇有资历，因而对那些在出身、资历方面比不过他的人，很是瞧不起。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身份，是必须维护的。对下属，他的态度是“我教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教你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要多问”，他认为这种严厉的态度，也是“为了争取我的身份”。为了不失身份，他决心只在政界活动，不做生意，他认为“由做官而发财，名正言顺，自古为然”，由经商而发财，则不体面。为了不失身份，他从来采用一种慢吞吞的办事态度，他说：“我不能因为抗战就失了身份，我又不是军需官，忙什么呢？一件公事该办十天，我就办十天，不能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为了维护面子，他甚至在抽次烟的时候，从不把烟盒掏出来，而仅从口袋里拿出一枝。以至到他想自杀时，也要先弄清，哪种死法，更体面一些。显然，作为一个官僚，佟景铭的处世态度、办事方法、精神状态、人事关系，都是国民党官僚机构这个特定环境的产物，作家对人物活动环境的氛围和色调的创造与渲染，能使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腐败状况。当然，这一切都是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尤其是和人物的固执、迂腐、追求虚荣的个性特征，是紧紧扣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作家的讽刺重点，也是佟景铭的性格弱点，但是读者从中所看到的，却不止于一个小官僚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性格弱点，而是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人们强调文学作品首先要给人物以生命，强调写人，写性格，其道理也可能正在这里。
《面子问题》中的其它人物，性格也都清晰。科长于建峰，表面上很尊敬他的上司佟秘书，实际上，是虚与委蛇的态度。他也是深知面子的重要性的，但是他和佟景铭不同。为了维护面子，佟景铭可以牺牲一切，于建峰则绝不如此。为了获取某种利益，他甚至可以不讲面子，这是一个具有市侩作风的小官僚。破产商人万心正、单鸣琴夫妇对“面子”术也是颇为精通的。他们从来把“说”和“做”看成两码事，口头上讲面子，实际上最不要脸。单鸣琴曾经对佟小姐这样阐发她的“面子观”：“面子就象咱们头上的别针，时常的丢了！丢了，再找回来，没关系！”佟小姐问：“要是找不回来呢？”单鸣琴答：“拉倒！——只有这个态度，才能处处争取面子，而不至于教面子给牺牲了！”难怪尽管佟家一再对他们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她照样心安理得地“穿着佟小姐的绣花拖鞋，披着佟小姐的秋大衣，脸上擦了佟小姐的香粉——所以擦得特别厚”。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一种社会弊端，是对人类应有的社会美德的一种破坏，老舍在剧中和盘托出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并给以嘲笑和讽刺，是有一定教育作用的。
《面子问题》的主要缺点是内容单薄，剧本尽管暴露了国民党统治机关的腐败，但讽刺的重点毕竟是某些人的“面子观”，主题的社会意义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老舍说：“《面子问题》份量太轻，压不住台。”（注：《习作二十年》，《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一九四一年秋，老舍去云南讲学，他在云南乡下写成了三幕话剧《大地龙蛇》。这个戏脱离了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图解观念的味道，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老舍写了两个剧本：五幕话剧《归去来兮》和四幕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在老舍的抗战剧作中，是独树一帜的，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开拓。剧本的基本情节，围绕着商人乔绅的家庭分化而展开。具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习气的乔绅，趁国难之际，靠囤积、倒卖货物大发横财，他从不关心抗战，也不顾民族的存亡，他认为，只要能成为实业家、金融家，“就可以立下永远不倒的势力，无论政权在谁手里，咱们总是高等的人”。他自以为他为子女赚了钱，靠他的精明厉害和一家之主的地位，他在家庭里是可以随意发号施令和控制一切的。实则不然，他不关心抗战，但是抗战的热潮，时代的风雨，时时在冲击着他的家庭，他崇拜金钱的力量，但是金钱并未能维系他与子女及他人的关系。他的大儿子在抗日前线牺牲了，儿媳李颜因为夫报仇之计不成，患了精神病，二儿子乔仁山本来就无心帮他经商，最后在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出走了。女儿不懂世事，一味摩登，最后为流氓所玩弄。他花几万块钱买来的小老婆，也随流氓逃往香港。他本想让老友、画家吕千秋之女吕以美嫁给乔仁山，以便长期帮他经商，做他的奴隶，吕以美拒绝接受他的安排，随父亲上了前方。乔绅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他彻底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