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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英雄们描画出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开赴朝鲜前线，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起，打击美国侵略者。抗美援朝的战火，以及随之在全国开展的抗美援朝教育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情。深深爱上了新社会的老舍，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了这一伟大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老舍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同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老舍的这封信。老舍在信中说：
是你们，亲爱的同志们，给了全国文艺工作者一个伟大的灵感。真的，以文艺宣传抗美援朝，歌颂志愿军的英勇无敌，已经成为普遍的运动，一个新的文艺思潮。
老舍以北京文艺界为例，列举了齐白石、陈半丁、郝寿臣等著名艺术家为支援抗美援朝而组织义卖、义演的动人事迹之后说：
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是在北京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文艺是要感动人的，你们却先感动了文艺工作者。你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英雄行动是我们创作的泉源，通过描写你们的功劳与辛苦，我们的文艺作品会更充实，更多光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耳是听着你们的声音，眼是看着你们的行动，我们的心也随着你们的心兴奋地激跳。你们的英勇，伟大，创造了新的历史。我们希望：我们的创作，既以你们的英雄行动为内容，也逐渐的能有更大的气魄，更热烈的感情，好恰当地把英雄们描画出来，使英雄们的事迹永垂不朽。
老舍的这封信发表以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位志愿军战士给老舍回信说：“你管我们叫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你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的仪式上，老舍谈到了志愿军战士给他的回信，他认为回信“写得非常动人”，他读了之后，感到高兴极了（注：见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老舍“把英雄们描画出来”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一九五三年秋天，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组成了。贺龙同志任总团团长，老舍被任命为总团副团长。同时担任总团副团长的还有朱学范、康克清、吴晗、梅兰芳、陈沂、平杰三等。慰问团在贺龙同志的率领下，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离开北京，奔赴朝鲜前线，代表全国人民向英雄的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关怀。十月二十日，慰问团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这时朝鲜停战已经近三个月了，老舍随慰问团访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一些部队，访问了朝鲜的城市和乡村。他看到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情景，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深厚的友谊和忘我的劳动，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建设的情景，他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各级指挥员和战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到志愿军英雄的大量动人的战斗事迹，老舍深深地受了感动。慰问工作结束后，他向贺龙总团长提出了继续留在朝鲜，到志愿军部队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请求。贺龙同志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老舍就到志愿军某部生活了五个来月的时间。这是老舍有生以来第一次和部队指战员长期生活在一起，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领域。战士的思想、品德、行为，冲击着老舍的创作欲望。老舍所在的部队，是参加著名的“老秃山”战役的英雄部队，老舍重点采访了他们强攻和坚守“老秃山”的动人事迹，并且阅读了有关的文件，于是，一部描绘“老秃山”战役的中篇小说开始动笔了。老舍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国时，小说的初稿已经完成，这就是一九五五年五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无名高地有了名》。
小说所写的“老秃山”战役是朝鲜战场后期一次重要战斗。“老秃山”是敌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被称为“最坚固的阵地”、“汉城的大门”。中国人民志愿军强攻“老秃山”的战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十时打响，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战，于二十二时三十分结束。我军攻占“老秃山”的胜利震惊了世界，直接促成了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在抗美援朝斗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无名高地有了名》以一个连队活动为中心，从这一战役的准备、发动写起，一直写到它的激战和结束，从军一级高级指挥员的战略指挥，一直写到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比较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老秃山”战役的全部过程。作家以豪迈、雄壮、激越的调子，高唱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
在老舍的作品中，这是第一部全力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作品。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不太熟悉，加之英雄形象的塑造又是当时创作中的一个新课题，所以这部小说的人物刻划，还有某些隔生之感，也缺乏很有深度的形象塑造。尽管如此，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贺重耘、黎芝堂、章福襄、邓名戈、常若桂、王均化、郜家宝等，还是写得真实动人的。由于作家在刻划这些战斗英雄的时候，自然地灌注着强烈而又真挚的感情，这就使这些形象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也较为强烈。
英雄营长贺重耘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概括了人民军队中千万个基层指挥员的成长过程和优秀品质。贺重耘出身贫苦，他给财主侍候过牛马，当过矿工、伐木工，赶过大车，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凌压迫。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干脆不许他活着，想当牛马都不行”。生活逼迫他造反了，十六岁的时候，他抢了四条枪去参加游击队，“那四支枪中，有一支是这么得到的：在祖国东北的一个城市里、马路上，他一刺刀结果了一个侵略东北的日本宪兵，抢起手枪就跑。那是在正午十二点，满街都是人啊！”当时他只知道要报仇，并不懂什么叫革命。在游击队里，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明白了“他的事业不是去乱杀乱砍，而是有条有理地去革命。他不但须为自己报仇，也得为一切苦人报仇；不止报仇，还要教老百姓都翻了身”，从此，他看得远了，“他心里有了劲，看清楚自己作的是伟大光荣的事”，于是，他立功，入党，由一个传奇式的少年英雄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钢铁战士。在困难和痛苦面前，贺重耘从不退缩，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这是给铁加点火力，好快变成钢！”这种自觉地在困难中磨炼自己的精神，是贺重耘思想品质中非常可贵的一面。作家写他坚韧不拔地学习文化，写他彻夜不眠制订作战计划，写他在新战术面前的“痛苦”与欢乐，都较好地表现了贺重耘的这种品质，具有真切感人的力量。
连长黎芝堂，勇猛过人，打起仗来不要命，但是他不大重视文化学习，在新战术面前，有急躁情绪，在荣誉面前，又有些虚荣心。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时候，二连一个干部提出的问题触及了他的虚荣心，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在作战发动时间之前，独自先冲上去。这一个细节，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既表现了他的可贵的勇敢精神，又显示了他感情用事的弱点。后来在首长和战友的帮助下，他克服了弱点，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基层指挥员，在“老秃山”战斗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黎芝堂的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家对他的性格的刻划，和其它人物比较起来，是较为细致的。另外，沉稳寡言的副班长邓名戈和容易动感情的老战士章福襄，虽然着墨不多，也很感人。在攻打“老秃山”主峰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突击部队及时、迅速地向前推进，邓名戈第一个把身体扑到带着利刺的铁丝网上，搭起人桥。攻击计划实现了，他却牺牲了。这是一个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壮烈画面，尽管作家的描写还显得不够细腻，然而依然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农民出身的章福襄，经过部队集体生活陶冶，“已经使他忘记了某些农民常有的贪得与自私”，而具有了全新的品质，全新的精神。他极爱惜部队新发下来的衣服鞋袜，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穿。有人说他吝啬，他说：“这是祖国来的，我舍不得穿！”但是当有人需要袜子或其它衣服穿时，他会慷慨地相送，说：“拿去吧！咱们吃着祖国，穿着祖国，咱们浑身上下都是祖国给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吧？”章福襄的话，质朴真诚，体现了一个品德高尚的老战士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人物语言，是从生活来的，又熔铸着作家的一片爱国激情。
《无名高地有了名》是一部小说，但是它的人物与情节很多都是有生活根据的。老舍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一下，写成此篇。这只能算作一篇报道。”这篇作品确实具有报告文学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它的叙述性较强，在侧重叙述的同时，又往往将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手法比较灵活，这就使这部作品有了浓郁的抒情色彩，也增强了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
《无名高地有了名》也有明显的缺点。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体验不深，所以人物刻划显得不够丰厚，该深入挖掘的地方，作者的笔力明显软弱，拘谨。这完全是生活不足所致。老舍在小说的后记中说：“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作者自己的结论是诚恳的。尽管如此，《无名高地有了名》毕竟实现了作家写英雄的愿望，表现了作家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贵的政治热情。五个月的朝鲜战场生活是珍贵的，一部分量并不重但却体现了作家的真情实感的书，也是珍贵的。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老舍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一文中说：“今年下半年，假若条件许可，我希望能到部队去，写一两篇描写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假若这计划能实现，我就又有机会和青年战士们在一起了，那够多么幸福啊！”由此可见，老舍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五个月的共同生活，是十分怀念与珍视的，他和战士们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的。
“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
建国以后，老舍的政治热情一直十分高涨，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心为人民服务，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回国之后不久，他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对于这些任职，老舍把它看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尽心尽力，热诚工作。在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体察一般居民的情绪，了解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并在市人民政府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加以反映。譬如关于如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救济贫民问题，老舍就曾在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过相当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认真地采纳了。繁重的社会活动占去了老舍相当多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开会或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他的腿有病，经常拄着手杖参加会议或进行社会调查。有时腿疾加重，疼痛难忍，也不住医院。当有些青年人写信问他忙不忙时，他回答说：
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之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懒汉”，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说的。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四个话剧，写了《柳树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写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评论等，他的创作量是惊人的。周扬曾经称老舍是“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1956年第5、6期。）。这个评价，是既